过眼录

其记李用清、李嘉乐事云：“李菊圃为阎朝邑所举，其署黔抚，唯知禁人宴会及衣绸缎，廉而不知为政。或以其名作联云：‘形如土偶浑无用，心似污泥总不清。’复以四字题之曰：‘井上有李。’可谓谑矣。其后署山西布政使，与江西布政使李嘉乐同奉旨来京另候简用，朝邑遂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盖宪之亦朝邑所保荐也。上谕有去：‘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至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闻宪之虽性啬而褊，居官亦尚廉洁，殆亦菊圃之流，故为朝邑所激赏也。”按：二李之罢暨阎敬铭疏争而受申饬，事在光绪十四年戊子。时李用清署陕西布政使，非山西也。

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二李均来京另候简用，阎氏意必赣抚德馨、陕抚叶伯英年终密考所中伤，恚而抗疏争之。四月初二日奉谕：“阎敬铭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一折，据称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为近时藩司之最。现经谕令来京另候简用，或系德馨伯英年终密考，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等语。各省司道府等官，能否称职，向由该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以备酌量黜陟。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者，藩臬大员特饬来京候简，原冀掩其未著之愆，更策将来之效，正朝廷取材宥过之深心。即如此次李嘉乐，经曾国荃奏称，再加宽宏正大，化其褊急，方为有用之才。德馨奏称，性情喜刻，办事偏执，难膺重任。李用清经谭钟麟奏称，性情坚僻，用人行政，固执己见，与同寅未能和衷，以致官民交谑，上下情睽，于此地不甚相宜，叶伯英奏称，性情褊急，遇事诸多操切，必须随时训迪，方免贻误等语。是该藩司等考语，督抚所奏大略相同。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最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一似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耶。况用舍大权，操之自上，一切举措，亦不尽以督抚之言为凭。阎敬铭曾在军机处当差，岂不知悉，何此奏私心揣测，竟专指为德馨、叶伯英之密考，尤属非是。原折著掷还。”督抚之考语如此，宜二李难安于位。惟语虽相合，未必不谋耳。此论可谓声色俱厉，不为端揆重臣稍留面子，足征阎氏帘眷之衰。阎于光绪八年壬午征拜户部尚书，倚以理财，继遂入直枢垣，晋赞纶扉，眷遇优隆，著于一时。后以孝钦习于奢纵，浮费滋多，阎每有所争持，致为孝钦所不喜。阎乃引疾解枢务，惟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嗣屡请开缺未许。此折之上，时犹在赏假之中，自奉此谕，益觉凛乎其不可留，复累疏乞休，是年七月遂奉谕旨矣。（予告温谕，似犹念其劳勚，卒后则恤典甚薄。）张之洞是年五月（时督两广，朝中有嫉之者）与阎书有云：“台端为二李事抗疏力争，事虽未能挽回，然忠忱谠论昭垂天壤，良深钦佩。嗟乎，世间不平事岂独二李哉！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临书三叹，时局如此，甚愿吾师强起维持正气耳。”张与阎投分颇深，亦重二李也。二李均以廉俭著称，用清声望尤高。翁同龢亦甚许其人，日记中屡及之。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云：“见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当贵，笔下亦佳。”十一年壬申三月五日云：“李菊圃来，谈读书之法，实体之于身，乃为有用，徒读经济书以为有用者，末也。其言切实，菊圃近来笃志理学，甚有识力，不得仅以文士目之矣。 “

光绪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云：“李菊圃由山右来，盖一年查振，只身跨驴，辛苦特甚，可敬可敬。”十二年丙戌八月四日云：“李菊圃来，蔼然仁人哉。”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云：“陕藩李用清，赣藩李嘉乐，皆另简。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于二李之罢，亦致惋惜。李慈铭则甚恶用清，其《荀学斋日记》庚集上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录贵州布政使李用清开缺来京另候简用之谕，注其下云：“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人如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皆力延誉之，以为圣人复出。其实尺八骽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遗事》中亦为劣驷，本非圣门所尚也。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及任桂抚，遂奏请差委。用清实热中，且望得朝官清要，不乐赴广西。既奉旨发往，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合肥不许，乃赴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旋督两广，皆携之幕府，荐剡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骤至贵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罂粟，操之过急，吏缘为奸。今年（按：此下空数字，盖备访填者）民变，用清闻之大惧，急撤知县任，召还委员，且告谕民仍种罂粟。时先已下檄将往阅兵，不敢复出。将改期，署布政使曾纪泽（按：泽字为凤字笔误）强之，不得已而往。复出示言此行惟阅伍，非查办民亦事，黔人大哗。御史汪鉴列款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用清为人，纵有可訾，慈铭所论，则语涉不伦，未足以服之。兹铭嗟贫，时见于《日记》，而颇讲甘美享用，宜不以用清之耐苦恶衣食为然。其诋之之词，近于宋人《辩奸论》之以“衣夷虏之衣，食太彘之食”等语诋王安石矣。《辩奸论》成于宋人朋党风气甚盛之时，推为攻王名作，而议论实谬，有识者多非之。且疑其非出苏洵手，即慈铭亦论及。其《荀学斋日记》壬集下戊子二月初九日云：“老苏《辩奸论》，不特立言太过，文亦不高。且老苏卒时（治平二年），荆公尚未大用，何由知其后必误国？故昔贤以此论为伪作，或子由兄弟欲示其父先见之明，托辞为之。即真出老苏，亦是一时快其笔舌，以报荆公斥为策士之怨，固不足为定论。 ”三月十七日云：“考老苏此论，本自可疑，昔人多辩之。且其立言太过，荆公之学行，自有本末，其才当日亦无能及之者，无论老苏卒时荆公未有所施行，即出老苏，亦岂足为定论哉。”汪鉴所云，诚足传为笑柄，然可笑实即在汪措词之谬诞也。关于二李，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七云：“阎文介……所荐达，悉多俭刻，一时有‘天下俭一国俭’之目。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咸大惊怪。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尝呼剃发者，剃毕与以二十文，已而呼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头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廿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后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曰：李公嘉乐官江苏时，有县绅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天他人云。”斯亦一时之传说。（用清以达官而徒步长途，正是美德。据《清史稿》，似即丁忧扶榇返葬时事，尤何可议。以是而彼惊怪，适见世风之靡耳。用清尝署黔抚，未官滇抚。二人之由陕赣藩司解职，亦非由言官劾去。）二李以俭刻闻，俭而不中礼，刻而拂人情，盖所不免，传者亦或过甚其词耳。二李人品，据闻嘉乐不逮用清，而有谓用清不孝其母者。其说云，用清在陕藩任，阖家蔬食，其母亦不获一尝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购熟肉少许以进，为用清所见，怒而掷诸地。母遂携媳至长安县署。语知县以用清不孝状，嘱代雇车辆，俾返原籍。用清闻之，亟恳臬道首府转圜，各遣妻至县劝说，始由用清迎回藩署。巡抚叶伯英素不慊于用清，由是益恶之，故藉年终密考劾去之云。又闻嘉乐官山东某府知府时，亦禁眷属食肉，令打扫夫于署中后园种蔓菁，即以此一味为常蔬。灯油自掌，每晚各室亲舀一小勺畀之，不许添，二鼓不息灯者，必严加诃詈。尝责其妻浪费，呼役欲笞之，传为笑谈。与《庄谐选录》所云可类观也。用清《清史稿》有传（列传二百三十八）。据云：“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讲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梓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按：阎以前工部右侍郎衔命治晋赈，固大臣而钦差者，然不可遽称为钦差大臣。以无以示别于奉颁钦差大臣关防者也）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记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禽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余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组织，尝浚三原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殇。”如所云，用清行谊政绩，乃卓有可传，大异慈铭之说，亦与江说不同，容更考之。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进士，亦以翰林起。或谓其见恶德馨，因德馨陛见时护抚篆，省政有所改革，并绌德馨所亲云。

其述戴熙事云：“陈仲恕云，穆彰阿当国时，索画于戴醇士，戴临吴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极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为水墨不设色也。谓人曰：‘戴为某优画扇尚设色，视我宁不如优人耶。’竟短戴于文宗，斥其行止不检，戴遂以侍郎降三品京堂候补，后虽殉难得予谥文节，然请建专祠卒不准。盖穆彰阿指摘其临终诗‘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不复到人间’二句为怨望也。”按：此有未谛。穆彰阿为宣宗所倚畀，文宗则深恶之。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嗣位，至十月即严旨罪责，革职永不叙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辞职，命以三品顶带休致，实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七月事（先于闰四月罢直南斋），非降三品亦堂，亦与文宗无涉。戴于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难。（先以办团练之劳赏二品顶带。）五月文宗降谕优恤，予尚书衔，祭葬世职加等，谥文节，建立专祠，其眷属等同殉，一并旌恤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已前卒于咸丰六年丙辰，不及知矣）。至戴氏获昝之由，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六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谐俗，工诗，尤精画法，名重一时，宣宗时以翰林在南书房行走。同供职者，有数人，性情言论皆格格不相入，争嫉之。尝訾毁其短，宣宗颇不悦。

值端节，发团扇一柄，命南书房写，当时未分别何人，戴得而恭敬书上。宜宗谓某某何为不书，戴某何以书之，及细阅，内有一束字，写成棘字一边，怒曰：‘胡为中不写一横，不恭敬如是，岂足称南书房之任。’命退归旧职，戴翌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谓其负气，即命开缺归。”所述情事，虽未尽吻合，而大体似有因。又胡思敬《九朝新语》方正类云：“戴文节在南书房时，不善事内竖，一日题画误一字，上令内竖持令改之。内竖但令别书，而不告以故。戴便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上以为有意拂忤，遂撤差。”亦可参阅。（又其“謇谔类”

云：“咸丰初，戴文节直南书房，上命讲授画法。文节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绘事末技，不足学也。’时论称其得礼。”咸丰初戴岂尚在南书房乎。）

其述樊增祥等之记女子典故云：“王书衡语余曰：‘天下记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吴向之、樊云门、易实甫三人，然三人所记又各不同，易专记美女子，樊专记坏女人，吴专记老太太，可发一噱。”录供噱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