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

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辄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辄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杨文公既佯狂逃归阳翟，时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书问常不辍，皆自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牍则托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书末云：“介推母子绝希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饿。”当时服其微而婉云。
《考异》：倚往见魏公既归，以书叙感，非答其书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谪商州团练副使，未几，入为学士。至道中，复自学士谪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为知制诰。凡再贬还朝，不能无怏怏，时张丞相齐贤、李文定沆当国，乃以诗投之曰：“早有虚名达九重，宦游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曾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亦竟坐张齐贤不悦，继有黄州之迁，盖虽困而不屈也。
●卷八
仁宗留意科举，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国，欲差知举官，从臣中无可意者，因以刘中山筠为言。时刘知颖州，仁宗即命驿召之。是岁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概第三。
庆历中，刘原父廷试考第一。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试官，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无预与夺，伯庸犹力辞。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而以贾直孺为魁。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后法制既备，有司无得容心，故人亦不复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庙斋郎廷试考第一，大臣犹疑有官不应为，遂亦降为第二，以冯当世为魁。
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皆废。
李文定公在场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预省试，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选。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试卷覆视之，则以赋落韵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时为相，从其请。既廷试，遂为第一。
《考异》：此说据范蜀公《东斋记事》。然景德二年，乃毕文简、寇莱公为相，王魏公参政，此云王魏公时为相，非也。
端拱初，宋白知举，取二十八人。物论喧然，以为多遗材。诏复取落下人试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而叶齐犹击登闻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为覆试，颇恶齐へ讼，考官赋题，特出“一叶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齐仍第一。
国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柳开少学古文，有盛名，而不工为词赋，累举不第。开宝六年，李文正知举，被黜下第。徐士廉击鼓自列，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为故事。再试自此始。然时开复不预，多逊为言开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校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中，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元奉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入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为中书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在旁曰：“此乃坚音。”欲以沮林。即以“坚”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语。达夫摘以为不恭，林坐贬。
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会夏英公谪知安州，二人以文贽见，大称赏之，遂闻于时。初试礼部，刘子仪知举，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时谅暗不廷试，暨奏名，明肃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环、郭龙图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称刘子仪知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奏请始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监本《礼记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国子监，尝请复古本，下两制馆职议。胡旦等皆以为然，独王元之不同，遂寝。后复数有言者，终以朝廷祭祀、仪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则用郑注。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白乐天诗“三杯蓝尾酒，一胶牙饧”。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得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啉，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也。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胪。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摩腾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锁甚固，藏其钥于府廨。有欲观者，旋请钥秉烛，乃可详视。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时经函放光事，而不及摩腾，不可解。炫之，元魏时人也。
汉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不为定制，皇后定居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当推尊，则改筑宫，易以嘉名，始迁入。百官皆上表称贺，及贺两宫。
国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后，分供奉官为东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职，皆领于三班院，而仍称“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
元昊叛，王师数出不利。仁宗颇厌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怀之意，而范文正、韩魏公持不可，欲经营服之。庞颖公知延州，乃密谕颖公，令致意于昊。时昊用事大臣野利旺荣，适遣牙校李文贵来，颖公留之未遣。因言虏方骤胜，若中国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顺祸福归告，乃遣文贵还。已而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敌国礼。公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则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漠”，此其国中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勋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颖公览之，谓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犹奉表称臣，若主可独言父子乎？”从勋请复归议。朝廷从其策，元昊遂卒称臣。
宝元、康定间，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压境。时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诏各籍其民不问贫富，三丁取一，为乡弓手。已而元昊寇陕西，刘平、石元孙等败没，死者以万计。正兵益少，乃尽以乡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正军。河东、河北事宜稍缓，但刺其手背，号“义勇”。治平间，谅祚复谋入寇，议者数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敌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