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弘治九年春，朝觐官陛辞，孝庙赐之敕，内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责亦专。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大哉王言，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绎思也。”

　　世间草木花卉，各有种类。弘治间，四川长宁县民家楠树上生莲花，李树上生豆荚。亦大异矣。

　　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

　　彭城卫千户吴能以家贫出其女满仓儿，令张媪鬻之。媪鬻于乐妇张氏，而始言周官人家。后张转鬻于乐工焦义，义又鬻于乐工袁璘，璘使为娼。时能久没，其母聂氏闻之，觅诸歌肆。女怨母鬻己，不复认，聂与子政攘而归。璘赎以十金，不从。讼之刑部，郎中丁哲讯得其实。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数日死。女断归聂。璘妻讼于东厂太监杨鹏，鹏奏之，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不决。复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讯之，始吐实。都察院谓哲罪当徒，女当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断女甚当，而杨鹏之侄淫于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惧东厂，莫敢辩明。及朝堂问明，乃此女止拟杖，而哲反拟徒。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校尉挟仇诬陷者，有校尉为人报仇者，有校尉受首恶之赃反以为从却令旁抵罪者，惟用刑罚逼之诬服。刑官即洞见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观之，益复可信，诸人冤枉，岂不有伤天地之和？愿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谪镇抚司于边。进哲一官，以酬被诬受辱之苦。其镇抚司理刑，不必专用锦衣卫官。乞推选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璘赎罪毕为民，哲亦给璘埋葬之费，革为民。”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有山西巡抚官本，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礼部本拟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既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命左右赐茶而退。宣召顾问，蔼然有都俞一堂之风。

　　旧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时，南通政徐说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继说者为通参夏崇文，欲复旧制，南科嚣然劾之，而北科亦为助驳。孝庙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国朝法古，制兵最为周悉。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此即古之南军禁卫之兵也；其他卫俱属五府，此即古之北军征讨之兵也。永乐中，会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常数千人，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委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成化以来，勇士精壮者少，其数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驾出，勇士盔甲与各营无异，禁兵渐至废弛。此外，虽有将军围子手，不过早朝侍卫，退朝即散回家，皇城之内，防奸者无几。其守卫皇城各门官军，疲弊尤甚。弘治十年十月内，兵部尚书马文升以为言：“请敕御马监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卫营太监将勇士并四卫操军。拣选精壮者编次成伍，选老成头目领之，常分番上直。仍敕皇城守门内官，钤束官军，搜检出入，真得严禁卫之意。”

　　国初，立预备仓，即古常平仓遗意。盖支给官钞和籴，以备凶荒耳。正统以后，许将囚罪赎罪米收入，然无定数。成化以后，始有每里积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数之罚。弘治以后，复有不及数罚俸及降用之例。夫不问其所取之由，而但责其所积之数，岂能无弊哉！

　　国朝列圣，极重朝参，无故不免。弘治年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宁宫灾。孝庙于次日昧爽，遣内官召阁臣于左顺门宣旨说：“昨夜清宁宫失火，朕奉侍圣祖母，彻旦不寐，今尚不敢离左右。欲暂免朝参，可乎？”阁臣对曰：“宫闱大变，太皇太后圣心震惊，皇上问安视膳，诚孝方切，事在从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间，孝庙曾有旨，命光禄寺置簿籍，凡进上供物于宫中，其戗金朱红等器皿，俱附写验入，尚膳监并各宫直日太监照数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该寺每季具损失之数以闻。至十七年，卿李鐩言：“本年春季进膳并修斋等项器皿，共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尚膳监将未出器皿查还本寺。

　　永乐以前，总兵无专官。有事命将，事平还朝。后缘边方多事，因留总兵官镇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调本镇兵马剿杀，不报捷，不宣捷。后来有扑杀或掩袭以取胜者，或七八十级；或四五十级。或三四路而并为一路，或二三日而诈为一日。概以捷音奏报，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升赏，遂开冒功之门，至于今而滥觞极矣

　　端门之左有直房五间，系坊局官候朝公会及收贮卷箱之所。凡东宫官属侍班讲读，亦于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门官奉御王玺等以为空房，奏讨居住，工部据实以覆。得旨：“既系各衙门公会之所，今后不许奏讨。”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谕内阁：“今后凡有拟票文书，卿等自行书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于是大学士刘健等言：“内阁之职，辅佐朝廷，裁决政务，中间事情诚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谘访论议，或亲赐临幸，或召见便殿；或奉天门，或左顺门。屏开左右，造膝面谕。如宣宗屡幸内阁，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英宗视朝将罢，不时面召李贤；宪宗尝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奉天颜。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至太监，太监乃进至御前。至于誊写，例委之制敕房，中书耳目太广，不无漏泄。缘臣等不习楷书，字画钝拙，不能一一自写。除事理重大者，自行书写封进，其余乞容中书代写。皇上若有谘议，乞照祖宗故事，或诏臣等面谕，或亲赐御批数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达，事无漏泄。”孝庙嘉纳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杨纶陈时政疏内言：“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乞敕各部备查近来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职官几何，户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几何，兵部增军职并柴薪皂隶几何，工部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几何。各略具总数次第进呈，亲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滥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费之心。

　　弘治时，群臣陈言边事。有云：“各处僧道少壮者，中间岂无忠勇如愿报效？许所在有司给以口粮，差人伴送赴部，给以什物，许其随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给官钱，为娶妻室，有功一体升赏。”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虏入寇，京师戒严。兵部言：“京营，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间有衰疾及未副众望者，分别去留，庶缓急得用。”孝宗即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平台，出各官疏，亲赐顾问，以次裁决。留英国公张懋等，而解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兵柄。至五月，复召三臣于平台，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访问，面加裁决。亲书手敕令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惠安伯张伟提督团营；新宁伯谭祐罢团营，专督神机营。

　　初，天下都司卫所造完军器解至京师，皆贮之九门城楼，以便关领。后内官监太监陈良始请内库交收，由是留难需索，费用不赀，大为解人之苦矣。

　　弘治时，云南矿脉微细，各卫俱以矿夫包赔，谓之夫丁乾认。后以巡抚李士实言，始免之。

　　祖宗时，法度甚严。如弘治时郎中顾谧在校余张通家饮酒，令优人女妆为乐，事发，即令冠带闲住。今大纵矣。

　　弘治间，吏部侍郎王鏊上御虏事，内言：“古之帝王，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今虏一入寇，则中外忧惶，以为患在不测。一旦稍缓则泰然，以为无事，是与古异矣。臣谓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幸乱政，功赏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此语在今时尤甚。

　　京官旧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时，以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法太阔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旧张伞，弘治时为御史郭所劾，命城中许张油伞，不得用凉伞。

　　内阁旧无赐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赐蟒自此始。

　　弘治时，苏州府崇明县民顾孟文家鸡伏卵，所出者猴头而人形，长四寸，有毛能动而无声，亦毛孽也。

　　孝庙一日坐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至，出大同镇巡官本，谓之曰：“我边墩台，贼乃敢挖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被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军已选听征二万，须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军亦未宜轻动。”谢迁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须内顾家当。”孝庙犹未释然。李东阳曰：“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为可虑。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大同，未免顾彼失此。须可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孝庙曰：“此说固是，今亦未便出军。但须预备停当，待报乃发，免致临期失误。”皆对曰：“圣虑甚当。”乃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孝宗之留心边事如此。

　　孝庙曾命工部待郎李鐩等经略边关，召至暖阁，面谕之曰：“边关事重，尔等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圣意惓惓如此，群臣安敢有不尽心者？

　　孝庙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之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说‘陈善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圣谕。”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

　　孝庙御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谕之曰：“户部覆处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鉴，何以不会吏部？”健等对：“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词。”孝庙之明习国事如此。

　　武宗初即位，兵部言：“各门门官太多，科占军士，请遵诏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著为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清查腾骧四卫军士诡冒食粮者一万三千九百有奇，皆发原卫及京营操练。自后内臣所进勇士，必兵部验送而后廪之。五年复籍其人而核其数。著为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议：文职升俸终身带支者，但照原官品级上支。如由正七品升俸，则终身止加从六品俸，后复升官，不得随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员人等勿得用玄、黄、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许用纱罗纻丝。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许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刘瑾意者，辄下锦衣卫窘辱之。有指挥牟斌者，独留心善视，瑾怒，杖之阙下，勒令闲住。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奏请省决。武庙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数次。后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不复奏，即诏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请发年例银于各边。得旨：“各边即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户部其会官查究事端，议处经久长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核辽东屯粮，言：“辽左二十五卫，原额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较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干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乐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土一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二千有余给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实由于此。”读此疏，则举一镇而各镇可知。延至于今，岁增月益，夫赋有定额，而边饷无定额，国储安得不竭？竭则何以措手？司国计者，不可不一严核之也。王府禄米多预支，及病故，辄乞免还宫。正德时有旨：“今后禄米，俱按季关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问以闻。”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砺丈量过公侯伯指挥等官张懋等庄田地，共一千八百余顷。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禄，在外庄田，徒使利归佃户家人。即今边储缺乏，各官岂无忧国足边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令各边查出地土，视此令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