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录

　　余在吏部，曾充司务厅掌印。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时广西提督冯子材，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日将夕矣，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癸）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锡晋”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写信索贿，决无真名，在署万难弋获；须得其住址，或可图也。”尚书乃复写出“炭儿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独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乃同满掌印惠树滋（森，后任浙江运使）同出城，访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饭。少顷，坊官来寓，告以来历，坊官极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拿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余怒其诈，乃厉色与言曰：“汝既知有两个姓沈，则那个是部吏，汝岂有不知？我不能为汝指实，汝自裁之；若贿放，则罪汝无赦。”临行又告曰：“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在当时，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该吏却在家，潜匿内室不敢出，稳婆入于床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悦。盖前数日，户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谕户部侍郎密拿。侍郎一人到部，下车，坐于车凳，拦门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脱逃。当时都下喧传，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余曰：“此亦偶中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

　　吏部之吏有两种：一曰经承，一曰贴写。经承如铺户之东家，贴写特如伙计耳。贴写专办公事，且须例案熟悉；而经承则不然，专管纸张，及贴写之工食。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然经承缺出，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贴写一得经承，则宫室车马衣服，均有人为之代备。谓经承可以藉写信而索贿也，但索贿之得与不得，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类不齐，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余尝指署额“清吏司”三字（凡部必有司，司之额必曰某某清吏司），谓人曰：“吏浊而官能清之，官浊而吏亦能清之。然吏浊而官或糊涂，尚有不清之日；官浊而吏总明白，万无不清之时。”谓吏亦能告发也。后来书吏尽裁，而办稿属之司官，卒有司官得贿之案。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

　　从前命盗案处分极严。命案限六个月，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则二参；又展一年则三参；再展一年则四参。盗案尤严，初二三参，不过住俸降留小处分，到四参，则降一级调用。有级可抵则抵，否则实降知县为印官，典史为捕官，印捕同一责成。故为知县典史者，必先预备加级，以待四参抵销之用。时有四川典史，任内有四参三案，而加级亦有三次，恰可备抵。乃部中作为四案，不敷一级，议以实降一级，即作为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川督，咨部诘问，部即开明某案某案，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咨覆。该典史乃又禀，由川督声明，部单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川中并无此案。后详细覆查，乃知前单所开王曾庆，即曾庆所讹也。因部中抵销加级时，只凭书吏写一浮签，书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将原稿封册无讹，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红点，即为了事。此案典史本有三级，彀抵三案，而书吏故意将曾庆一名连上。事主主字作王字读，故曾庆一案，变出王曾庆又一案矣。此固看册司员糊涂，然亦由案牍太繁，书吏巧于作弊故也。书吏写信吓诈，当时必是此典史自恃级恰彀抵，不肯花钱，渠乃设计陷之也。后将书吏革办，而典史开复，然已吃亏不少矣。部中案繁，不能一一盖印，多以司官红点为凭。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却不敢捏造红点，谓一捏造必至破案，盖其迷信然也。然此种办法，余早不以为然。及遘此事，乃筹公款九百金，改造一完全官册，而弊无从生矣。

　　军事平定，朝廷论功行赏。阵亡殉难者，皆得分别请恤。凡赏世爵者，则有公、侯、伯、子、男之封；赏世职者，则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各等次。其阵亡者，则于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不愿袭恩骑尉者，准改为文武生，一体应试。发捻之后，凡寻常剿匪阵亡殉难者，亦得陆续请恤。其官阶大者，无不随时给恤；其微员末秩，必待督抚调取宗图册结报部，方准议恤。原以防弊混也。历时已久，积牍日多，部中仅凭督抚咨报，即行检查，阁抄清单有名（督抚汇案请恤原奏，奉旨交议，由部向内阁抄出，谓之阁抄。另有清单，则胪列衔名也），即不能议驳。此事专归验封司主管。余掌印后，奉行故事，初不以为意，后乃日见其多。按其年月，多在二三十年以外，且验阁抄清单向不盖印，亦疑有抽换情弊。如果内外书吏交通，是此项恤典源源不绝，将来冒滥，不知何所底止。遂检查档案，当时阵亡殉难未经议恤者，尚有八千余员之多。因思该故员等，既经请恤有案，只因宗图册结未经咨部，停其议恤，对于死者已不无缺撼。且因此悬待图结，转使冒名请恤者，得因之作奸，殊属两失。乃决将图结未到之八千员，先行议恤，仍俟图结到时，再准其承袭。如此则死者无憾，而生者亦不得冒滥。否则验封司来一案议一案，议一案至小亦一云骑尉，便可变一文武生，是验封司掌印，直不止一省学政权力矣。乃商之徐荫轩尚书，则蹙眉言曰：“一案便准八千余世职，未免太宽。”余曰：“宽此八千余世职，尚有尽时；若不宽，则迭起循生，可以滥到八万不止。看似宽，实从严也。”剖说数次，终迟疑不决。后复商之徐忠愍侍郎，一说便了解。余曰：“此本是惊人之笔，正堂意在踌躇。我们不如缕说情弊，改为请旨，上头如有疑问，临时即可详晰以对，不至碰钉。”侍郎以为然。旋遍商各堂，均尚认可。摺上，遂准如请办理，数十年之积弊，为之一清。可见司官办事，只要无私，不怕无权也。

　　京察三年一次，以子午卯酉四年为定期。每届应办年分，吏部将在京尚书、侍郎、都御史、内阁学士、副都御史及盛京侍郎为一本，在外兼京衔督抚为一本，缮具简明履历清单请旨。其三、四、五、六品京堂，及内阁读学、翰林读讲学、庶子、府丞，缮具简明履历清单，通为一本。具题后，一、二品大员则明降谕旨黜陟，京堂等官则带领引见。有奉旨议叙者（议叙加一级，从优加一级，纪录二次），有照旧供职者，有原品休致者，均有一番进退。其五品以下之翰詹科道，及各部暨阁府院各衙门人员，并小京官笔帖式，先由各堂官填明守、政、才、年四格，分别一等勤职、二等称职、三等供职字样，并六法应议人员，造册密封，送部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限封印前送齐。开印后，吏部定期知照吏科、京畿道封门磨对，吏部则在考功司封门磨对。毕，吏科、京畿道前赴考功司面议。事竣开门，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考察。先期传各衙门人员在吏部大堂，以次过堂唱名。其在一、二、三等者，于过堂时，吏唱“应留”二字。过堂毕即定稿，将应留之员，照考语等第，缮黄册进呈。其填注六法者，亦由本内照例议处。奉旨后出榜宣示，一不谨及罢软无为者俱革职；年老有疾者俱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其有年过六十未得一等者，则归老人班，另行引见，或照旧供职，或原品休致，临时候旨。至于引见，则先尽京堂，余则分期分班带领引见。如引见圜出之员，仍再覆带一次。记名后奉旨以道府用者，则由军机处遇缺请简。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其犹行古之道欤。每届封门考察，余充帮印时办过两次。丙午幸厕一等，例应回避，则未之与焉。

　　有一届京察，余带领老人班。有一钦天监官员（官阶姓名，今已忘矣），年报九十五，精神强健，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及引见，背诵履历，一切如常；惟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御前侍卫即欲下阶干涉，余以全力急掖之而退。是日奉旨，仍准照旧供职，可谓天恩高厚矣。盖此辈所以恋栈者，为靠俸米以养余年也。当时政尚宽大，每届勒令休致者甚少。此老人于次日，即步行出城，到铁门寓所道谢，亦感激余一掖之力也。

　　德宗性甚急。有一日，带领京察笔帖式引见。先期宫门抄传，明日寅正看版（祭祀前日看祝版）。大家以为，引见必在寅正看版之后。余以掌印须先预备，乃于丑正往，而到外朝房时，徐荫轩尚书敬止斋侍郎已到，正在着急，曰：“太监已来催两次，说是今日先引见，再看版。大家皆拿定时刻，不肯早来，如何是好？”余曰：“姑且进内再说。”迨入东华门一查，引见者却到得不少，而带领引见者，并无一人。所幸者，当小差事之笔帖式尚有几人。余乃勉强分派，向之两人带一班者，今只令一人先管一班，到临时再行腾挪。甫就绪而皇上升殿矣。黑暗之中，十分迁就，好在引见者均是京官，情形熟悉，故得敷衍了事。当甫入东华门时，茫无头绪，余一人奔驰乾清门及东华门内外，路约数里，往返数次，气喘而肠似欲绝，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后悟当日老人班老人过门一蹲，其苦况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假借，否则参案随之。忆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员已过堂，即日须咨送部院汇题矣。乃掌院忽闻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经被参，意欲易人。麟、徐两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约余一人前往。时已申初，寒暄数语，即提及翰林院京察：“我们意欲临时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闻已过堂，如何复议易人？”麟曰：“过堂究未宣布，岂能不容我们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系真知灼见，宁能于一二日之间，忽有游移。况过堂虽未将等第明白宣布，而填注考语，等第分明，书吏岂有不知？书吏知之，即与公布无异。若要更改，须指出事实方可，若以意为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颇有窒碍，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为某人被参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闻。究竟有无其事，尚不可知，且即有之，查办是否得实，亦未可知。若仅据传闻，即将一等换人，将来更多窒碍。”徐曰：“保人本要慎重，临时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时而言，今既过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规避，何得谓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后，过数日，又闻一等内复有被参者，岂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谈移时，终不能决。时已上灯，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见度之，今日咨文必须送部。将来其人如果被参获谴，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参，则两位中堂应照滥保例，降二级调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为降留，或改为革留。若必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则‘规避’二字完全私罪，例应革职，即或加恩，将何以自解？况京察只按目前资格，分别等第，本无从徇私，若必强用手脚，是无私而为有私矣。请两害相权可也。”两中堂均以为然。乃传呼院役，即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骑出城。后来鄂人参案亦不见明文，但引见时不记名而已。可见当时部院办事何等郑重，岂能遇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则谓之大计，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届时吏部题请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出考，缮具履历清单，咨部汇题；其运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抚将应举应劾之员分为二本，送内阁具题。奉旨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题覆。其得卓异者，由部调取引见，所拟旨意，则定以加一级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员则由部分别开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绩之意，但奉行日久，举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当去职，而举者候升只成空话，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过卓异两次，在苏州得过一次，自系老守资格，但三次俱未引见，并“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覆电到，谓却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仿。鲁到部，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开矣。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盖隐刺其事也。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参开缺。当日御史未尝无威，且专制时代，军机亦未尝无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