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录

　　余当掌印后，本部堂官有派勘估承修各项工程者，余多派为监督，亦习惯应尔也。工程之中，以陵工为最重，有另案工程，有专案工程。专案者，特别修理之别名也；另案者，岁修之别名也。东西两陵，东陵有昭西陵，世祖章皇帝（顺治）母后陵也，太宗昭陵在奉天，后陵在遵化州，是为奉天昭陵之西也；有孝陵，世祖陵也；有景陵，圣祖仁皇帝（康熙）陵也；有裕陵，高宗纯皇帝（乾隆）陵也；有定陵，文宗显皇帝（咸丰）陵也；有惠陵，穆宗毅皇帝（同治）陵也。西陵在易州，有泰陵，世宗宪皇帝（雍正）陵也；有昌陵，仁宗睿皇帝（嘉庆）陵也；有慕陵，宣宗成皇帝（道光）陵也。近日德宗之崇陵，亦在西陵之内。宣宗本在东陵宝华峪建万年吉地，后因龙须沟出水，是以于西陵改建慕陵。凡后後死者皆另立陵，视帝陵之方向以定名。如孝贞、孝钦显皇后陵，皆在定陵之东，今皆名定东陵是也。然两陵不能无别，故特称为普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余所云某东陵、某西陵者，即可例推。至帝后生前所造陵，名曰万年吉地，而系之曰某某峪。万年吉地既葬，则改称某陵焉。东陵为余所到者。一曰景陵，陵前有九空桥。桥之北有宫门，入宫门则有隆恩殿，东西配殿各一。正殿后有铁门，启门而入，前排石五供一排。后即宝城，上有宝顶，如城楼形，左右有堞，下即隧道也。宝城之前，左右两排，有十余个红土堆，圆顶如僧墓。询之守者，云此即妃嫔坟也。妃嫔之坟名曰园寝，上盖绿琉璃瓦，规模颇大，此独附列陵内者，不知何故，守者亦不能言其详。一曰裕陵，宫门外石人石兽最多。与他陵不同，前更有圣德神功碑亭一座，其下之＜厂＞项长逾丈，其制可谓巨矣。此碑惟皇帝有武功者则建之。西陵所到者，一曰泰陵，一曰昌陵，一曰昌西陵。昌西陵只一圆顶，无所谓宝城也。东陵之孝陵，树木葱蔚，一望而知为王气。若惠陵，则显豁呈露，一览无余矣。西陵之慕陵，闻最简朴，宫殿均不油漆，宝城之制亦杀。盖宣宗素尚俭德，宝华峪出水之后，重惜物力，故改作一切从简。两陵地势，以东陵为雄壮，西陵则较平衍也。

　　余承修东陵另案工程，中有景陵东配殿，在应修之列。到陵一看，殿中不过有渗漏痕而已；而西配殿檐瓦破损，油漆黯淡，并不请修。细诘其故，乃知西殿保固期限未满，不能报；东殿保固期满，不肯不报也。然即报修两陵工程，每岁各不能逾万两。各陵请修之案，但一过保固年限，便设词要求。而勘估大臣斟酌款项，各陵中强为分派，遂不免有迁就之意。然因此敷衍之故，罅漏不补，积久倾圯，酿成专案工程，则用款非巨万不办；此亦势迫使然也。陵寝岁修，题目不为不大，而俭啬如此，可见从前度支，部章极有限制，固未尝用若泥沙也。

　　余所办工程，以祈年殿为最巨，工费将及百万。祈年殿者，即上辛祈谷坛也。坛为雷火所击，全体毁焉。或云守者举火于殿额后割蜂蜜，以致失慎，然事后莫能诘也。殿柱本用楠木，近时无此材料，以洋楠木代之，横卧于地，对面不能见人，其圆径之巨可想而知。殿顶以金镀之，在库领金六百两，中可容数十人，甚矣规模之宏壮也。

　　京师贡院，余会试时已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于梁，以置笔砚，可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堪，每科必有工程。余念过来之苦，于承修时，曾于应修之号，各捐灰一斤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将全号屋顶一律刷之，以致无从覆验。偷减掩饰，愈修愈坏。后经全体改造，焕然一新。余亦与其役。当未改造时，人言明季因修贡院而国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旧贯为宜，当时多以迷信斥之。谁知国未亡而科举先废，亦可怪也。

　　从前钦差奉旨驰驿，查办事件，及随带司员一并驰驿者，出京时，兵部给以勘合，以为驰驿之证。兵部仍奉旨咨行督抚，督抚即转饬首驿，州县递驿迎送钦差随员并仆从。照例均须乘驿马而驰，然钦差与司员，则县必供备车轿，因驿马万不能骑也。沿途日食，由县领款预备，作正开销。以官阶之大小，定膳费之多少，日不过数钱数分已耳，而县则必以酒席相待。却之便无所得食，不能矫情也。惟每过一站，仍应取地方官印结，注明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字样。县未出结，便不敢行，因需索例有处分也。定例甚严，而事实相左如此。每次钦差出京，沿途州县办差，每闹赔累。钦差回京，必有谓其滥受馈送。满载而归，甚有以滥索供应见诸参案者。而出差者则谓长途遄征，备历寒暑，而每日之两餐一宿，欲求稍称人意，殊不易得，且谓行路种种艰难。阅历稍浅者，不无偶动肝火之时，而旁人每以为癖气太大，不能相谅。故老于出差者，必以忍耐二字相规劝。两面各持一说。余初亦疑信参半，迨自吉林归，乃得其究竟焉。今姑以余所历者言之。吉林之役，余随节前往，上下吏役约三十二人。七月暑气未衰，途行尚热，奏请搭官轮，由天津赴营口起旱，可省十二日程途。谁知到营口时，雨后泥泞，车轿皆阻。将就雇小船行河曲，而船迟二百四十里水程，阅八日始到奉天。途中，伙食船随后并进，暑天穿丛苇中，野虫横飞，环扑刀砧，与鱼肉相搀杂，食之不能下咽，日只熬粥，以盐菜侑之。及到奉天，军队出接，结彩燃灯，迎入公馆。馆中陈设，却有半假半真字画，及丑菊数盆，房舍亦尚洁净。少顷，将军及五侍郎送燕菜席来，每人不止一席。例菜无味，大半糟蹋而已。歇两日，整理长途行计，乘间拜客，忙无暇晷。行时，将军派兵一营护送，气象亦尚堂皇。唯住宿时，戎幕围守行馆，按更击鼓鸣钲，扰人清梦，亦一苦事也。自奉天至吉林八百里，而按站遄征，将及二十日始到。每晨起催齐夫马，非辰正不能启程。午到尖站，意谓一饭即可行也，乃又催齐夫马，每挨到申初而始就道。各站里数长短不同，竟有迟至初更而未到站者，数根火把黯淡无光，过桥过涧备历危险。亦有站短日未斜而即歇者。有一次，勒令其赶前三十里，到时则食宿种种不备矣。此行路不能自由之苦也。尖站宿站，每站必设行馆，高张标榜，美其名曰“行台”。所谓燃灯结彩者，门前挂四盏红洋布宫灯，屋顶或墙壁蔽以五色洋布幔，聊以遮掩眼目而已。甚有卧房之后，即系牛栏猪圈，而以篾篷隔之者。若遇大市镇，有民房可借者，亦甚罕。唯便溺之器，则必饰以红布，或用红呢，此其所以示敬也。至早晚两餐，例菜八大八小，且席多隔日预备，绝无新鲜者。路过锦州希宝成太守（贤），扰其一饭，较可果腹，余则半饥半饱，日度一日而已。此沿途食宿之苦也。到吉林时，文武各官来接，将军在接官亭跪请圣安，后即迳入行台。封门办事，每日只进水菜开门一次，严密关防，回避一切。膳费奏明由省库按照部定数目拨给，由本地代办，事毕算账。下马之日，则送满汉席一次。余日自备家常便饭，尚可博一饱也。吉林产人参皮货，价甚贱，门役有持来售卖者，同人无赀，不能多买；亦以归途过崇文门，恐检查被谤也。办公一个月毕，覆奏拜摺后开门，将军仍送席一次。差片送行，钦差随员各送《太上感应篇》一部，不敢馈赆，以是将意而已。次日出城，到接官亭，将军寄请圣安，礼毕，即时就道，仍按驿到奉天。奉到批摺照办，即照正驿入山海关到京。计往返恰满百日，亦可谓辛苦备尝矣。人言钦差到境，供应何等奢华，馈赠何等丰厚，自属大谬不然。而功令森严，束缚驰骤，实不免徒滋流弊。平心而论，出差者明知沿途供应已属例外，即稍委曲，必不敢再事苛求；而州县应官务求了事，绝不肯闹出是非。而办差家丁觑破此旨，遂从中大试手段矣。饮食车马，每籍口于京仆之苛索，以欺本官；而其对待京仆也，过山礼门包名目。闻京仆出京时，必抄有底账，办差者必不肯痛快照给，京仆持之急，则以不给印结为抵制。相摩相荡，似皆以“夫马不齐”四字为媒介，临时煞费周章。此次途中，余每夜微服侦访，却无明白争论规费之事。至临行之夫马迟速，事属白昼，无从察察为明矣。

　　督抚、主考、学政照例驰驿。但主考官阶较小者，其受屈情形最甚，回京时绝不肯告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出广西试差，余与之谈驿站情形，及规制束缚之苦。渠曰：“诚然诚然。我到过一县，仆从因挑剔供应，知县竟翻脸不给印结，我只得与之赔礼而行。其实一人如此。”而每科之闹冲突者，必不止一人也。学政则幕友仆从人数较多，其沿途情形必不能熨贴。汪侍郎曾任广东学政，所言经过情形，亦不免长吁短叹。广东尚且如此，他省更可知矣。至于督抚，则威权较大，似州县无不加意奉承。然余在南安时，陶子方制军（模）到粤督任，路过南安，由大庾县办差。余照例送之到大庾岭行馆，冷静与逆旅无异。余并不馈赆，渠尚送文集一部，答谢地主。可见督抚过境，亦不尽惊天动地也。后来轮船通行，督抚学政多奏请自备资斧，改坐轮船者。可见“驰驿”二字，实官员之苦事也。中国人多不晓中国事，随声附和，一味盲从，大都类是，言之可笑。

　　值日之制，以八旗而定，因之六部、内务府、理藩院，亦各值一日，而以九卿各衙门附之。譬如初一日则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则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则礼（礼部）宗（宗人府）钦（钦天监）；初四则兵（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则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则工（工部）鸿胪（鸿胪寺）；初七则内（内务府）国子（国子监）；初八则理（理藩院）銮（銮仪卫）光（光禄寺）。皆以两三衙门，省作三字，口熟易详。此外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系属新设，且事关外交，有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凡遇值日，所有奏摺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摺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并带领引见者，均于是日丑寅之间进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至于圣驾谒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则改为辰刻办事；一到陵上行宫，仍旧丑正递牌。清朝勤政，固超越前明也。孝钦太后重出训政，引见迟至黎明，则微露倦勤意矣。

　　清廷仿周礼六官之制，设立六部，名曰吏、户、礼、兵、刑、工，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群信为吻合。然吏贵而户富，兵武而刑威，此其易知也。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以天下贱工目之，亦尚恰称。惟以礼部为贫，颇费剖说。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今则六部改为十部，而礼部初改为学部，后变为教育部。各部政费比前清多几数十倍，闻尚别有进款。教育部则较逊，恐亦不免于贫也。

　　吏部四司，人以喜、怒、哀、乐四字目之。谓选缺补缺，喜也；议处分，怒也；丁忧，哀也；得封典，乐也。恰合分际，何等超妙。承平时，闲曹无事，吐属风雅，思之犹神往也。

　　余曾读《处分则例》及《大清律》。初读第一条，便掩卷思之曰：“这样情节，如此处置；若犯那样情节，又当如何处置？”旋读第二条，而那样情节，便有处置之法，紧接而来，丝丝入扣，毫发不爽。可见当日字斟句酌，煞费删定，非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

　　余初到吏部，例应学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当月”二字，殆即古所谓“值宿”也。每日满汉各一员，满员早起赴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署住宿，兼监用印。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里间设两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屋极湫隘。每日下午接班，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早又一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即出署。夜间阖署阒无一人。此差当至得主稿时，始得摆脱。回想当年清苦情况，恍如昨日。然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

　　部务虽分满汉堂司，而事权究属之汉员，且尤以汉司员为重。麟芝庵相国（书）好动笔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动笔改奏稿二字，余不觉大声呵之曰：“不能！”渠遂搁笔而止。溥倬云出而语余曰：“虽是汉掌印，那能如此专横？”余曰：“奏稿不能将就，顷间亦急不能择耳。相国与我厚，当不我怪也。”相国人本圆通，遇事颇好通融，每低声与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屡拂其意，然与余终相得，盖其相度之谦冲，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论，满员得好处，固占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让汉员者，汉人固不弱也。

　　余少时记性尚好，部例只看过两遍，其荦荦大者，时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琐碎条例，及近十余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于稿尾挑剔数语，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则写信外省，吓诈取财。外官岂尽明白？动中其彀。余当掌印后，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必取而勾之。吏每有执简争者，余曰：“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何如？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故终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数年来，外官免花兔枉钱，不知有多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