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宋程必，绍熙中，主临安府昌化簿。时邑酤额重，榷禁严，有种秫者，官不履亩而籍，民以为病。必言于御史，奏蠲其额，百里德之。种秫加税，盖宋时法如此。我国初，亦禁种秫，此禁酤首务。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军国之费，科征于民。吾民效顺，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曩因民间造酒，縻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稍平，或以为颇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有生，庶几万民之富贵也。”后酤禁开，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贡，岁额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为多。天下贡茶，但以芽称，而建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则建宁为上。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如宋蔡谟所贡茶例。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复其户五百，俾专事焉。事责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户不堪。于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宁上供茶，听民采进之诏。只此一事，知祖宗爱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资生乳酪。然食久气滞，非茗饮，则亦无以生之。番饶马而无茶。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黄。此中国之利，茶不可无禁也。若守边者，不得其人。不通赂商贾，纵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横科番马，既亏国课，又启戎心。洪武中，我太祖立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国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领受，俾为符契，以绝奸伪。诏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认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极刑。民间畜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三十年，敕兵部，遣人赍谕川陕守边卫所，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一体申饬。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倚势横暴，所在不胜其扰。而藩关大臣，皆奉顺不敢违。伦令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州。伦家人周保者，索车至五十辆。兰县河桥巡检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闻。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官、河桥吏，特嘉劳之。曹国公还自西番，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给京卫骑士，国初之法如此。永乐十三年，遣御史三员，巡督陕西茶马。正统十四年，停止茶马金牌。后每岁遣行人四员，巡察私贩，自潼关以西，至甘肃等处，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今法之行，非复国初，而所得之马，岁益微矣。

盐之贡，载《夏书》。掌盐之政令，见《周礼》。当时，但以共用不籍为利也。管仲相齐，正盐，利源始开。汉武置盐官，盐于是有禁榷。后此有国家者，于常赋外，必资焉。北魏时，甄琛乞弛盐禁，元勰乞如旧。宋儒谓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泽之产，尽捐诸民，不可欲尽，属官则亦未宜。惟于官无贬，于民无伤，上得资以富，下又得资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增至六百万余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盖刘晏规画之力，晏于国计，大较取济江淮。宋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之二。绍兴末，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为钱六七百万缗，议者以为，一州所入，过唐天下数矣。然建炎盐直，视乾元所榷，贵三四倍，而缗钱轻甚，其数多寡不足量之以为盈缩。乾道间，叶衡奏，今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则宋之仰给於盐，固犹唐也。衡又云，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之害也。今日之盐，煮海者，偏东南，煮井、煮卤种桑者，出西北。属转运司者六，属提举司者七。转运司，岁办引盐共二百十万有奇，而两淮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实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据两京之间，行盐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诸他司，又最广远。所谓私贩之害，不有宪臣临之，其能免乎？

我朝自设转运以来，尝差监察御史，分闸盐课。宣德十年，差御史于两淮，提督军务，巡捕私盐。其后，岁每一差，以扬州为驻节地。扬州有巡盐察院，当自正统间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两淮盐法，未几，仍改巡盐。自是，以巡盐兼河道事，盐法之任益专。查盘、清理、纠治、兴革、文武官吏，一听其条约，非如始命专巡私盐而已。然则，临是任者，不有因时制宜，通变之才，其能胜乎？淮盐至正德间，十九入权奸之漏卮，无复有法。嘉靖改元，宪臣始克拯敝，而贪商钜袋，五倍其重，法亦非旧。越四年，乙酉，戴君奉今天子命，理盐法于两淮，慨然曰：“兹国家之所仰给者，犹唐宋也。兹法于祖宗旧，凡再变矣。吾其敢三变乎？然必少为之所乃适。”既加注厝，又慨然：“袋额价增于最，额数不广，重有卖窝之弊，三弊弗祛，盐如何不贵于昔。此亦吾责也。”明年，条约既布，牢盆改观，官吏咸服，商与灶丁无隐交，私贩屏迹，局算益饶，边储克充，穷民不淡食，是皆君通变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谕天下，凡公、侯、驸马，奉命出使，其随从，及诸藩府使人，无符验者，不得擅给驿传船马。又命兵部，遣使藉杭、湖、严、衢、金华、绍兴、宁波，及直隶徽州等府，市民富实者，出资市马，充凤阳、宿州抵河南郑州驿马户。今河南有市户马，是也。是年，河间阜城驿马户，以孽生马来进。上曰：“马户应役，惟仰于马，然刍豆之费不轻，故尝命兵部榜谕，凡驿孽生，听民出卖，今复来进，何居？”遂还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法’、曰‘瑜珈’，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违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翻译已定，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谯，亦不许拜奏请词，各遵颁降科仪。民有效瑜珈，称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领。除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不许，毋得私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备路费，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验实，不同者，拿送有司，民问充军，不许收留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民罪。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令者，皆治重罪。永乐六年，令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山做工，毕日就留为民种田，及庐龙牧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谕礼部，将洪武年中严禁，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约游方僧人，凡僧道住持，敕建寺观，许二人；敕赐并在外寺观，各止许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汉人出家，习学番教，不拘军民，曾否关给度牒，俱问发原籍各该军卫、有司当差。若汉人冒作番人者，发边卫充军。

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元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弘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宣德二年，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原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伶佑，一体治罪。成化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原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二年，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当满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洪武元年，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宋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苦，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岂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已，朝退雨，有二内使，干靴行雨中，上见，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脂，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奢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月俸，宜量给米三石。上曰：“内使辈，食衣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宫城门内相骂詈，先发而理屈者，笞五十；后骂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铃束，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监官者，杖七十。内使等于宫城内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伤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铃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者加一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门监官者，杖一百，伤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凌迟处死。有知情而容隐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斩。首者，赏银三百两。十年，有内使以文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还乡，终身不齿。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佞僻专忍，其体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阶乱者多矣。朕常以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传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十七年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上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官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丰城县典史马坚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设置宦寺守门，使之传命令，给洒扫而已。然往昔之君，多为所制。由其为左右亲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养成内患而不自知也。愿鉴诸史籍，裁省冗员，以防异日弄权之患。”上嘉其言有关政体。

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门禁法。凡内官、内使、小火者，出入各门，守卫官军，务比对铜符。若本无铜符，及有而不比，辄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时，仍要搜检精细，揣捏交裆，或将带金银、段匹、衣服等项，须凭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干办事务，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公干，及辨验身上衣服是何颜色，见数明白，随即附记。事毕回还，依数点进，但有点对不同，即时奏闻治罪。

二十九年，上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苟能决意去，亦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宦官尚无兵权，所为不过假人主名，以乱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何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达官寻常出入乘轿，不知始何世。或谓命车制废则有之。宋人记，王荆公居金陵时，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曰：“自古王公贵人，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汉书》，井丹在信阳侯阴就坐上，见就起，左右进辇，问曰：“昔桀驾人辇者，是耶？”然则贵人不道，以人代畜，汉有阴就一人。自井丹言观之，两汉之君，尚无人辇，臣下安得肩舆。唐房玄龄病稍间，诏许肩舆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会要》开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驿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请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陈，牒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钱雇。其宰相至仆射致仕官，疾病者，许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尝著许乘轿事也。朱子《语录》，宋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轿，犹力辞乃受。南渡后，则无人不乘轿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轿表，正是南渡后事。今制，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听乘轿，四品以下，虽堂官，亦只乘马，得以方杌随，余持交床。在外司府州县，大小官，并有钦给马。若武臣，虽勋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马，亦不得持床杌，不然以违制论。士夫老病间退，去京远者从便。我国家令式之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