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书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县学未立时，硕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学校遍天下，文教熙洽，而书院亦所不废。盖家塾、党庠、术序，皆所以为成德达材之地，揆诸古法，近民之教，不厌数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贡”。科举、岁贡皆出自学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难易迟速，不同焉。称荐乡书，奏捷礼闱，登名进士藉，即受美职，公卿大夫可阶陟也。在学校，视食廪为资需次。而贡常例，府岁一人，州三年二人，县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礼部，送内府试，就校官者，则重试；不者，送监肄业，送各衙门历事，送吏部附选。假归俟取，率十余年始沾一命，与州县佐而止耳。科、贡之途，相去如此。嗟夫！暗暗啾啾，士游黉舍中，孰不以得隽科举为志。志不能皆遂，于是乎，岁贡虽富学识，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犹正途也。仕有难易迟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学识而难且迟者，不有命乎。

宋开宝初，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往来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及后法废，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宋初，远郡小官致罢，多芒屡策杖以行。不幸丁忧解官，或离任不能归。咸平中，诏川、广、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盖恤小官意，然非礼制所宜。我朝统驭四海，川广通舟之地，官必南人。云贵地方，陆路艰险，小官选授，法许给驿，任者不惮跋涉。举人新中，赴礼部试者，俱得以公据给驿，法均厚矣。旧举人，云南又独以远驿，给脚力，佗处虽不然，而乡贡黜于礼部，亦有进用阶。非如宋，不中复回，有重解苦也。

礼部会试天下，国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乃命翰林儒臣，复择下第举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试之。擢韩克忠为第一，仍赐克忠等进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则皆北人也。明年，再试寄监下第举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谕、训导；不中者八十七人，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盖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国朝进士，惟永乐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太宗命近臣，拔其尤异者二十八人，赐名庶吉士，俾入文渊阁读书。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陈，诏特许之。诸人日游中秘，食于大官，月给膏烛费，上间燕之。顷驾亲临问，时举僻书疑事，以验其学，激厉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选，至今论者，亦惟是科为多得人。今考求之，其名业自王文端、王文安、李忠愍、暨文襄四公外，罗侍郎、陈祭酒、李布政，人知其贤者，余亦不尽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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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状元棨，在翰林时，有邑人入奸党事，当累及。太宗特原之，谓曰“朕惜尔才也”。曾所居，近西长安门，家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为置不问。其受知如此。刘子钦当时极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谪广西南丹，终太宗世，始起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寿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寿，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数得耶。李忠愍之大节，固有科目以来人物也。张宗琏者，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壮奔走哭于庭，皆哀具仪，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数千人。后数年，民不能忘，作庙江阴之北君山，至今岁时祀焉。夫进士得人，如张亦足以不朽矣。寿考禄秩，系乎天，君子论人，岂其寿考禄秩为丰歉哉？客有与春商及近来科目士者，因举是科，吾所知者告之，余请例推。

宋太宗朝，吕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仁宗朝，韩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洪容斋云，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桧柄国，而子熹、孙埙，皆于省殿试，冠多士者异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谟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为同族，嫌而抑，置于后，桧无足论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为嫌。景泰间，都御史王文子，乡试弗第，至自讼焉。春目所及见者，孝宗己未科，武宗辛未科，阁老皆有子入廷试，其父引嫌，不预读卷，其子并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后，官已文武异秩。汉官阶秩，品则武高，权则文重。魏晋而下袭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骑步名，有秩之文，而亦类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挥、副指挥，以兵马司名，有秩之武，而实用于文者。汉长安四尉，城东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盗贼，伺察奸邪，魏晋而下袭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虽视汉小异，然犹选于吏部，为品官，至五代而始废，宋之有尉，增置于开封、祥符两赤县者，则今之兵马指挥司是也。宋初，并用选人，后改差武臣。元祐中，苏辙以为言，复仍其旧，我朝，改胜国万户为指挥使，次之为同知，为佥事，皆武臣之秩，而选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马指挥使司，司设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后改兵马指挥司，分五城，设指挥、副指挥，革知事，增吏目。职专京师巡警等事，所属地方，盗贼争竞，风火街渠，凡各衙门，事须捡覆，无一不在其所当理。前代尉之设，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马指挥、副指挥，则独设於京师。县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则独为一司。尉不免杂武臣，而此司一选于吏部，皆学校科贡之英。然则，今日此司此官之设，有武之品，有文之权，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挥使、同知、佥事之所能恩也。春惟古今官资，有秩之文，而亦类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实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别白而言之，后将何考焉。故因曹君之蕲，而为言之如此。

武职，在国初，非有攻城略地之功，虽千百户不轻畀；非从征而犯事者，至子孙亦多不世袭也。故指挥以下，及镇、抚、千、百户之亡故者，官为造坟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孙优给俸例。系阵亡、失陷、伤故、淹没者，全支；边远守御出征，并出海运粮，病故者，减半。盖锡之法当厚，而又有节如此。世袭子孙，亲弟侄，未及二十者，袭职。至年二十，乃比试年及者，即与试。初试不中，袭职署事，食半俸。二年后，再比，不中者，降充军。其法不得不严，又如此。国初，武职虽世袭，法不滥也。武职之滥也，其自永乐始乎。革除年间，卫所官旗军，有称奉天征讨守城、征哨、拿人有功，升职者；有称全城归顺升职者；有称江上朝见，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恶、逃叛等项，俱作奉天征讨名目，升职者。永乐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有功升职者，为新官，子孙年十六，出幼袭职、替职，免比试。三十一年以前者，为旧官，子孙年十五，出幼袭替，俱比试。永乐元年以后，与旧官同。兹令也，所以厚诸奉天征讨者，又如此。武职之滥，其始於此乎。正统十四年，有所谓被虏走回遇驾拿马者。天顺初，有所谓夺门迎驾者。或以升职，或署试而得实授，承袭，往往有之。虽然，此犹我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许后为例者。今日之事，冒功买级，纷纷于天下。权门势豪，乞养奴隶。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万里，一有征进功赏，文册必鳞次其名焉。官升不极，其任不止，而子孙则又皆世袭也。武职之滥，其极于今日乎。呜呼！

武职冗滥，京师为甚。俸给不时入，非善治生顾行检者，往往捐俸预贷于人，比关给时，升勺皆人物也。本卫军士，有子本家，其亲管官旗，至俟门而仰面焉，冠屦倒置，无人为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马始禁各卫所官旗，不得预指俸粮贷钱，其富者，不得写人俸粮，以营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贫富偶俱怨其不便，其禁遂革。昔宋临安宰到任，揭榜民户，不得还私债，意亦在于抑厚利，以恤茕独。已而，妇人剪发入市持，男易斗粟，鬻卖农桑之具，流逋纷然。遂复揭榜，令上户放债。惜乎当时，无以此为大司马计者。此事其真无可救之术邪？

京卫上二十二卫，称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都督府。锦衣与旗手等卫并同。然其卫，洪武十五年，自仪銮司改置，故所隶，又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役。其职掌，直驾、侍卫、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卫镇抚司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卫官，皆得罪，将本卫刑具烧毁，以所系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乐后，北京照例开设，职事仍旧，而任遇渐加，视诸卫独异。凡奉旨提取罪犯，本卫从刑科给贺帖，都察院给批差官，则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尝得专也。镇抚司，掌问理本卫刑名，始亦与诸卫同，而兼管军匠。后专设镇抚二员，专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铸印信，各为一司，今谓北镇抚司者，非祖宗制也。凡问刑，洪武旧制，径自奏请，不经本卫。凡鞫问奸恶重情，奏请圣断，或奏送刑部拟罪发落，内外官员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参语。则廷尉之评，亦未尝得挠也，今日之事，其孰有问之者乎。凡同厂及本衙各处，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从公审察究问，务得真情，若有冤枉，即与辩理，不许拘定成案，滥及无辜。此令去今几何时，法司於东厂及本卫之所送问者，不敢一毫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抚司之参语者乎？呜呼！

事由势为缓急，以机为进退。曰“缓”、曰“急”，势也；缓急之际，机也。势有二，而机为一。故论事者，贵辨乎势；而善处事者，必审乎机。吾郴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于盗贼之为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于用兵者乎。此其事，势之急，与其机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贼出兴宁，随犯吾郴。己巳之春冬，桂阳、桂东、宜章、永兴诸乡邑，遍遭蹂躏，岁无虚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灵，皆汤火惊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装久矣。长沙、宝庆、衡永、荆襄、辰靖之兵，为之奔命，前僵后仆，甲生血鳞，胃养疮虱，寒暑暴露，旷日逾时，劳苦而功多，其谁乎？中间事势更变靡一，岂不屡有可乘之机，而三载于兹，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将士。始之失，而终之得也；甲之丧，而乙之成也。缓急之际，进退之宜，谁以执其论，谁以专其处，而事以责其人，而功以归其身。呜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势，而可以兴举；未有不审乎机，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于势辨之在蚤，智者于机审之在微。壅滔天于涓流，扑燎原于星爝。足驻峻阪，耳掩迅雷，以适是势，而投是机。其视民患，急于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声茂烈，取捷旦夕，此岂寻常行伍，悠悠迷瞀之徒，所能辨哉。呜呼！畴曩吾弗论已。今兹以往，地方不犹有当处者乎。吾尝有疏闻朝廷，吾不能谓今兹可安于无事，而习畴曩之坏于无备也。

春顷衔命，三边将官，副、参将而下，随行境外，彼已装束，与诸军同。军士衣甲鞍马之类，皆与边地塞草一色，有警易于按伏故也。将官服色，不异军士，临阵对敌，使贼不得识之。万一遂陷不测，犹得绐而脱也。西魏河桥之战，王思政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久经军旅，每战惟著破衣敝甲，敌人疑非将师帅，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善射者，十士攒射，欲不毙得乎？”孝祖果于阵为矢所中死。昔卫懿公，不去其旗，以败于荧。关云长望见颜良麾盖，而得刺之于万众之中。故鸷鸟将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战必锦袍绣帽，出入阵间，使贼识而畏之。宋韩世忠之战淮阳，亦锦衣骢马，立阵前，以示敌，且遣人语之。何也？将非李、韩其人，而效之，几何不以身予敌耶？

春往使陕西，见西安城上，旧贮铁炮，曰“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军中久不用。余谓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载，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举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发炮裂，铁块四飞，故能远毙人马，边城岂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烧者，用之虽不若铁之威，军中铁不多得，则磁以继之可也。飞火抢枪，乃金人守汴时所用，今各边皆知为之。不著。

宁夏近作战车，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设一牌，以卫人，箱上横两枪床，左右附两铳，俱孔达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则为车，前脚行，则铁钩约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竖。车近身为绳袋，袋搭什物。临战时，枪铳之类，惟四人便之。入夜下营，人与车从。车之取于战阵，大抵防冲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国初，中原地，兵兴之后，田多荒芜者。太祖命省臣计议，民授田，设官以领之。省臣议，置司农，开治所河南。司设卿一员，小卿二员，丞四员，主簿、录事二员。从之。其后六部并建，司农属户部，各省设布政、参政等官，于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垅。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兹盖生道杀人，虽死不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