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通志

　　按：景濂此议作于至正间，予尝闻前辈云：《禹贡》曰“导河自积石”，未穷其源也。汉张骞云“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唐薛元鼎云“得河源出昆仑”。盖皆传闻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黄河九渡，盖在昆仑西南。宪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万里，而河源则在域内，所谓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景濂引援示人详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确论也。
　　黄河故道。
　　古自阳武北新乡西南入境，东北经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隶浚县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贡》导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处。《地志》：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直达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则非禹之所穿。汉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枣，东南流经封丘，入北直隶长垣县，至山东东昌府濮州张秋入海。五代至宋，两决郑州及原武东南阳武，南流经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龙山、陈桥，北经兰阳、仪封入山东曹县境，分为二派：其一东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东北流今会通河。国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阳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没护城堤，又决阳武西南，东南流经封丘阝歨门、祥符东南草店村，经府城北五里，东过焦桥，南过苏村，至通许西南分九道，名九龙口。又南至扶沟、太康［州］、陈、项城诸州县境，入南直隶太和县合淮。正统十三年河溢，仍循阳武故道直抵张秋入（海）［河］，今皆淤为平地。其自荥阳县筑堤，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名金堤。自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西北抵黎阳观下，东北抵东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阳。人自汲县筑堤，东接胙城，抵直隶滑县界，西接新乡获嘉县界，东南接延津县界，名护河堤。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中牟县东北境，名官渡，即曹操与袁绍分兵相拒处，筑城筑台，皆名官渡。在汲县东南境，名延津，置关亦名延津，又置关名金堤。在新乡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废。国朝于祥符县置清河巡检司，清河、大梁、陈桥三驿，陈桥递运所。封丘县置中滦巡检司，中滦、新庄二驿。仪封县置大岗驿、大岗递运所。通许县置双沟驿。太康县置仪安驿、长岭递运所。新沟县置崔桥驿。陈州置宛丘驿、淮阳递运所。项城县置武丘驿。皆因河徙而革。
　　黄陵冈之口塞于弘治乙卯，筑三巨坝而防护之，逼水南行，运道无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横奔，头坝、二坝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坝，暴水涌冲，坝去十分之八。总理副都御史保定刘公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事闻朝廷，天子遣刘公谕祭谢焉。
　　元顺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脱脱用言者，于都城西开河置闸，引金口浑河之水东流，达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脱脱不纳。左丞许有壬言：“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为害，淤浅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势高峻，金时在城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涨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岂容侥幸？设使成功一时，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帝不听。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费用不赀，而卒以无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东麻谷，即卢沟东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东南有十里河，城壕水涨，自正阳桥东减水桥下入三里河，经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浑河，或以为即脱脱开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开通惠河，舟自通州达都城，免都民陆挽之劳。三十年，漕司言：新开闸河，引榆、浑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余里浅涩，粮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脱脱开金口河，引浑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观之，浑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脱脱事观之，浑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纪事实相悖。本朝通州至京师自来陆运，虽屡有言者欲开河通舟，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开通惠河，导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则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浑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后值时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诸泉皆微细，故河浅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浅涩，殊不知浑、榆二水虽引入新开闸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无走泄，其浅涩不能载重者，乃时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至于脱脱开金口河，则因开河之始偶值浑河泛溢而至壅淤耳。若当水势平缓之时引之，而又于分流之处为之节制，未必遽尔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则自卢沟以至通州浑河经流之道至今淤为平地矣，岂理也哉？盖陆运车户得利，而漕卒受害。元时亦多陆运，故接运粮提举司有车户之设，隶都水监。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车户之私，因时亢旱而为沮废之计者。今若不惑，群议修复元之旧河，导引西山诸泉尽归一河，以达于城之西，于双塔之开渠引榆河入焉。又于渠口置闸，以待天旱水微。于榆河东流之处筑坝，遏水西出闸口，由渠以达于都城之西。雨潦水涨浃，但令水东由故道以杀其势。又寻金口河故道而开浚之，筑长堤于浑河之东岸，而置闸于分水之口，设官卒以守。水微则开闸以纳水，水涨则闭而筑之。水由一闸口来，势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宁阳置堽城闸坝之法，既不淤塞，亦不为害。如此惟大旱之岁舟不能行，雨若时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军免四十余里陆运之劳，其为利可胜言哉？况近京之地土性坚实，水之所经，遏塞导引，其法易施。若以为此河经历贤哲多矣，果可漕运，必不至今日。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见，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时之事而昧变通之宜。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兴利除害，岂可以前人所及为而遂弃不为哉！且元郭守敬始开通惠河，舟至横水浑，舳舻蔽水，则前人固已为之而有验矣。有志于兴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为人顺而成之，斯为大智。我朝建都胜地，设漕运以给用，复自真、扬至通州，避海涛之艰险，就里河之便途，闸坝相沿，亭候相望。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谋甚宏远，而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赞理之功亦岂可诬哉！自通州至都城仅五十里，原有闸河一带，废渠设卒，故闸置官，非无为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题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举行。京储之陆挽，穷军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带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凿而有功，今乃累经建议而未就绪，一难一易，夫岂无所自哉！访得前元河道，在于宫墙外边，经过西山诸水，从青龙闸、海子合流于大通桥，水源盛大，水势汹涌。庆丰、平津、通流等七闸略加挑浚，以时启闭，则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数世之享其利者，职此故也。今此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复曩时故道。禁庭潴水深广处甚多，则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细，而其趋于河者缓弱。七闸相去五十里有几，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势甚直遂。夫水性本趋下者，流既微弱而势又直遂，故易涸而难盈，易泄而难聚。所以永乐年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即今营建木植并竹木杂料，皆从此河而入。积至月余，而后可剥运一次。若粮船一齐涌到，七闸并启，上源下来，下流不接，固有经十余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闸者。水行之迟，不如陆挽之速，故宁就车驴之多费，而不图船价之轻省也。所以累经建议，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视有用之河为无用之水。先朝之志终于未究，贫军之苦终于不甦也。为今之计，合无因七闸之遗址筑五坝之新制。又于其旁各置减水闸一座，晴旱水小则储蓄而不泄，雨涝水大则疏通而不壅，每坝内置剥船一百只，每船可载一百石，鱼贯而行，昼夜不息，一昼一夜，可运数万石。到大通桥京仓之东，通计一百余日而可运完矣。车辆脚价，每两八石。运船一只装三百石，该车脚三十七两五钱。剥船价每两可百石，运船每只三百石，该船价三两。车价用其十而船价用其三。大通桥沿河起盖仓屋数十间收贮，剥到粮米次第挑赴京仓。坝内合用船只，或漕运自备，或张家湾居民车辆之家亦听造船。 □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况各闸土石见存，官吏、闸夫见有不必添设。再照大通桥至阳朝关相隔四里二十九步，旧有河二道，今筑城壕矣。应否开通，取自上裁。若必为固城之计，而不欲改辟此河，则四里之脚价费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门起至张家湾广利闸一十一里，长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旧行闸河。通州西水门外小板桥以西，原有旧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转至北门土坝，止共长三百五十余步。以今年春夏间参将王佐督促运船，由张家湾至通州东城门下搬入通仓，就省脚银一万三千余两。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径达里河，则所省实多，又不止于万余两之脚价而已。
　　总兵官顾仕隆议曰：每年各卫运粮，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时农务正忙，大雨不时，车辆数少，泥淖难行，须用厚价雇车，方肯装载，往往脚价使用不敷，揭债上纳，展转迟误。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河道，乃元时转运通渠，国朝永乐间设立漕运，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纳。自后张家湾水旱，剥船人户与夫包揽光棍之徒要得窃取漕利，巧生奸计，妄言摇动，遂将此河废坠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议者复举兴修，题奉钦依，工部差官会同漕运参将梁玺，用银二万余两，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粮运又曾抵京上纳。未几，复被前项积年奸徒设计阻滞，仍前不行。近年营造大木，悉由此河拽运到京。即此度之粮船，纵曰难行，剥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为地峻水急，不能由闸而上。臣等愚见，若将此河原设五闸少加修理，每闸下板六七块，水大听其漫流，水小任其积聚。每闸审度河道宽窄，各造大小剥船五十只，共船二百五十只。每只用军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隶总下官军运粮到湾之时，借用驾使，恐不能济，一听参将王佐委官雇人撑驾。本总把总并该运官交粮米盘上剥船，连军协力挽拽。参将王佐总为提调，催督逐闸盘运，虽遇阴晴泥泞，亦可达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坝盘船之法。若或天晴，亦听分雇车脚，水陆并进，庶获济益。臣等每见漕运日困，使用日繁，若专守旧法，恐难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杀车脚之费矣。如蒙乞敕该部从长计议，臣等于淮扬地方动支漕运官银，雇募夫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日，送参将王佐处，听其委拨官军管领。船行之日，省出脚银以备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闸及近城地方盖造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謄）［腾］卸剥船，毋使停滞。若有假势要名色包揽口袋，及车户光棍人等，敢为倡率妄言沮坏，或别生奸计，盗决河防，听科道官参劾，并行参将王佐督问，通州分守等官访拿问拟，重罪枷号，仍发边卫充军，庶奸徒知警，浮议自息，而漕运可行矣。

　　●漕运通志卷之十　漕文略

　　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始终，有兴革，非文无以载也。漕亘南北数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记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见也。辑《漕文略》。
　　敕建弘仁桥碑［记］，李文达贤撰，其略曰：
　　都城之南一水，横流于巽方，其源由兑而离，四泉沮洳，会而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内之人，自南而来者，东西二途胥由此渡。有功者岁为架木桥，奈何不能坚固。而寒沍之际不免涉水，夏秋水涨，既有覆溺艰阻之虞，人之病涉，莫此为甚。天顺癸未春，皇上命创建石桥，桥长二十五丈，广三丈，为洞有九，以醒木为栏于两旁以障，田者增岸于南北，以防冲突。为寺为庙，以资维护。经始于岁四月十五日，讫功于十一月初一日。赐名曰“弘仁桥”，乃命臣贤为记，用示永久。
　　改修庆丰石闸记，宋聚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前昭文馆大学士之大夫院领都水监事臣郭守敬图水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导神山泉，盖西山水合马眼泉诸水为渠，曰“通惠河”，贯京城，迤逦出南水门，过通州抵高丽庄之闸，为里二百，视地形创为闸，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庆丰其一也。后二十年，当至大四年，诸闸（寝）［寖］腐，幸相请以石易，为万世利□□□□□□□作□□举。准有司以□□□天顺元年□□□□□□□□□高□□广□丈二尺。经始于三月之望，于六月十五日告成。
　　敕建永通桥碑［记］，据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二“敕建永通桥记”校。李忠文时勉撰，其略曰：
　　通州在京城之东，潞河之上。凡四方万（里）［国］贡赋由水道以达京师者，必萃于此，实国家之要冲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许有河，盖京都诸水之会流而（下）［东］者。河虽不广，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溢）［涨］，尝架木为桥，或比舟为梁，以通道往来，数易而速坏，舆马多致覆溺，而运输者尤为艰阻，劳费烦扰，不胜其患。内官监太监臣李德等以其事闻上，欲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臣王振往经度之，《文集》下有“（振）还奏云：‘此陆运……然欲坚久而不坏，在委任得人。上闻，即’”。命总督漕运都督臣武兴［等］发（漕卒）［军夫］，都指挥佥事臣陈信领之，工部尚书臣王卺等会计经费，侍郎臣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内官监太监臣阮安总理之。安谓众曰：朝廷迁都北京，建万（万）世不拔之丕基，其要在于漕运实军国所资。而此桥乃陆道之通衢，非细故也，宜各尽乃心，以成盛美。众咸曰：然。于是庀群材，辑众工，诹吉兴役，万夫齐奋，并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绪。桥东西（文集作“南北”）五十尺，为水道三圈（文集作“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分（文集作 “券”）水石护铁柱，当其冲。桥南北（文集作“东西”）二百尺，旁皆以石为栏（杆）［槛］。作一牌楼，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祀河神，而以玄帝镇之。坚壮完固，宏伟盛丽。经始于正统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告成于十一月十有九日。昔文王作台于苑囿，固无预于民事，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诗人又被之歌咏，传诵无穷。今皇上命建此桥，实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踊跃欢欣以趋其事者，诚无异乎文王之时，亦何其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