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通志

　　按：苏轼所陈纲运五弊，切中今日，当职者宜思之。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宋朝岁漕置仓于真、楚、泗三州，转运至京，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粟载于真、泗、楚转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复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远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搬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运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运。
　　丘氏曰：按海运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壁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比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至永□乐□十二年，会通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会）［惠］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之悔。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搬，而以盐为佣值，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当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湖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陆車元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於）［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内，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积水，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濠，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以东，每闸一旁皆为月河，以容候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轿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获疏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道，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辄散行，水易涸，而况易干，运道自然不致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仰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用不过民出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止于国计，未必无补。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城，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入旧河，每十里置一闸，以时蓄泄。帝称善，复置都水监，命守敬领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丽庄，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泄水缺口十二处，为闸二十有四。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人服其识。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故亏粮数。
　　浚通惠河。据《元史河渠（一）》校。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通惠”。凡役军一（百）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开）［闸］一里。籍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成宗元贞元年四月，中书省臣言：“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从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这）［造］闸坝所费不赀，虽已成功，全（籍）［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拟设提领三员，管领人夫，专一巡护，降印给俸。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籍）［藉］上源白浮、一亩等泉之水，以通漕运。今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瓮山直抵大都运粮河堤堰、泉水，诸人毋挟势偷决，大司农司都水监可严禁之。”
　　黄河北徙。
　　余阙曰：中原之地，平旷夷行，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则析为三渠。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然后其委多河支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时受害特甚。虽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业，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决而其流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为八。汉人指以为太史马颊首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说，东都至唐河不为害者千数百年，至宋时，河又南决，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自宋南渡时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势然也。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漕，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庙堂从之，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曹）［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议。此条据宋濂《明经世文编》卷二《宋学士文集》校。
　　宋潜溪曰：“比岁河决不治，上深忧（也）［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沉）［沈］两珪及白马致祀，又置行都水监专治河事，而绩用未之著。乃下丞相会廷臣议，其言人人殊，濂则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何也？河源自吐著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水百余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阿剌］脑儿二泽又东流，为赤宾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阑之水、南仓也里术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曰“脱可尼”，译云“黄河”也。河之东行，又岐为九派也。孙斡论译云“九渡”也。水尚清浅可涉。又东约行五百里，始（寝）［寖］浑浊，而其流益大。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四时皆积雪，曰“亦耳麻莫不刺”，又曰“腾乞里塔”，译云“昆仑”也。自九渡东行可三千里。昆仑之南又东流，过阔即、阔提二地，至哈（剩）［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合，又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其大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洒）［酾］为二渠，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碣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渐至堙塞。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孝武时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势其益横也。（连）［逮］乎宣房之筑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旧］迹，其后（入流）［又疏为］屯氏诸河，复入于千乘（县）［间］德棣等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至于宋时，河又南决。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数千里湍悍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郓地几千里，悉为巨浸，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盖财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工而后就。或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偾事者也，濂窃愤之。因备著河源以见河势之深且远，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闻于上，则河之患庶几其有瘳乎！虽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