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事记讲义

宋大事记讲义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宋吕中撰

仁宗皇帝

台谏
天圣元年四月，令近臣举官充台谏。
天圣元年，先是，钱惟演意图入相，御史鞠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惟演闻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为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最器琳，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谏院，先朝虽除谏官，未尝置院，至是从谏官陈执中之请。
二年十二月，严选用台官法。先是，宰相李廸除张沔、韩琦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乃宗祖法，上曰：“祖宗法不可壊，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
是月，废皇后郭氏。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孙祖徳、范仲淹等十人伏合奏，门者阖扉，道辅扣环大呼，言：“后无过，不可废。”吕夷简以当废状告之美人尚氏，有侵皇后语，后批其颊，上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且曰：“废后，固汉唐故事。”道辅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徳为法耶？”夷简奏言，伏合请对，非太平美事，有诏出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徳等罚金。杨偕言：“愿得皆贬。”时河阳签判富弼言，朝廷一举而二失。后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命道辅，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佑元年二月，置御史里行，以张宗诣、孙沔为之。御史里行始此。
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忤上意。欧阳修责中丞杜衍曰：“介一介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举动耳。”
景佑三年五月，罢范仲淹，禁越职言事。集贤校理余靖言：“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馆合校勘尹洙言：“仲淹尝荐已，不可苟免。”皆贬。欧阳修乃贻书，责髙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此，今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为夷陵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讷也。
庆厯三年三月，増谏官员，命王素、欧阳修知谏院，余靖为正言。
蔡襄以诗贺素等，言多激劝，素以诗奏之，遂命知谏院，当时谓之“四谏”。
是年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从知制诰田况之请。况言：“臣前在谏院，每闻一事，皆诸处采问，比及论列，或至后时。”
十一月，复监察御史里行。景佑初置，既而又阙不除，至是复除，以李京、包拯为之。拯前知端州，岁满不持一砚归。
四年八月，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
十月，蔡襄罢。五年正月，孙甫罢，论陈执中不可执政，于是两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复言事御史，以梅挚、李京为之。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员，后不除，至是复除。
八年，翰林曽公亮荐赵抃可充台谏，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号曰“铁面御史”。
皇佑三年十月，唐介贬。张尧佐侄女有宠，一日迁四使，宣徽、节度、景灵、羣牧四使。介引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介与谏官包拯等论列，卒夺宣徽、景灵两使。介又劾平章文彦博为间金竒锦，因中人献宫掖，得为执事。上怒，贬介，彦博亦罢。唐介弹大臣，并以吴奎、包拯为宰臣党，帝欲出奎知宻州，彦博乞留奎供言职，上曰：“介言奎、拯皆阴结彦博，今观此奏，非诬也。”吴奎罢。
四年三月，包拯罢。
五年八月，以唐介为御史中丞。介贬不二年复召，议者谓优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职，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吴中复为监察御史中丞，孙抃所荐也。抃未始识其面，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荐识面台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台职，时并为御史。初，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极陈其过，左右或言御史羣攻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谪。知制诰蔡襄以三人无罪，封还词头不草制，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
二年六月，张昪为御史中丞，上书言时政。昪忠直可任风宪，富弼初入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时号为三得人。八月，置台谏章奏簿，从范镇之言也。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佑元年十月，解范镇言职，因言储嗣未立，章凡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详见定储嗣门。
十二月，中丞张昪论刘沆，凡十七章上，以昪指切时事无所回避，罢刘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无子，所以乞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耳。”
六年五月，以司马光仍知谏院，上谨习疏。
皇佑五年五月，孙抃为御史中丞。谏官韩绛言：“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趋令视事。
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得諌官，则諌官之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当时台谏之官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谏之职始振。干兴元年刘筠为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沆之得政，则张昪凡十七疏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事实并见本门。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虽李迪、吕夷简之亲，亦不敢进拟谏官、御史，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台谏言事，许以风闻，不得穷诘，虽以执中、夏竦之佞，亦不敢与台谏争曲直，所以重其权也。自安石执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举朝争之以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
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
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
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史馆
庆厯五年十一月，《国朝要》成，王洙编修，自建隆至庆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更撰奏云：“比年以来，具员而废职，其所撰述，简缺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闗大体，皆畧而不书，欲乞岁终命宰相亲至史院检，纪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奏行赏罚，其《日厯》、《时攻记》、《起居注》乞更不进命。”

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
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经营长育，以至太平，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变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天圣三年，范仲淹为大理寺丞，上书请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延赏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徳，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敢必哉？”王曾见而伟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舎而荐此人乎？”
范仲淹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仲淹革弊之规模，已具于天圣《上宰相书》及《上皇帝之书》；王安石变法之规模，已具于嘉佑中上书、熙宁初入对之日也。今观仲淹所言，穷则变，变则通，即安石变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即安石强兵之说也。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则徃徃谓之急务，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徃徃谓之迂说，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把仲淹、安石对说，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然所谓固邦本者，在于举县令、择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厚民力在于复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重名器者，在于谨选举、严教育而已，非有新经、字说之谬也；备戎狄者，在于举将才、实边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将官之扰也；杜奸雄者，在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设，皆有预定之规模，其与书生漠然不着于用者逺矣。由其所学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