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土地制度考查报告书

　　第六节大租权处分

　　台湾向有大租、小租之恶习；当清赋之时，本欲认小租户为土地业主，使之领单承粮。嗣因台南情形与台北不同，大租户领单承粮认为业主者亦复不少。其大概情形前已言之，兹不复赘。日人清理土地，知大租权处分之不易，乃以调查为着手。办法：命人民于申报书中载明大租、水租、地基租、官大租、官小租以及租之品类（如榖或银之类）、租之数量、大租权者之住址姓名等事项，编制大租归户册；分为官有、民有两种。凡权利者（官大租归户册则记纳户、不记权利者）之住址、姓名、土地坐落、字号、地类以及大租之种类租额、土地之坵数等，悉载于归户册内，以为他日改革之基：此其对于大租之着手办法也。其调查结果，共计全岛大租之额百零七万六千四百三十六圆，土地之广约占全岛田园十分之六。其大租之额，比之旧有田赋超过十数万圆。其流弊之大，可想见矣。兹取其处分之方法，略述如左：

　　备考：台湾惯例，有水租、官大租、官小租等名目；其性质，则与大租相似。凡田园之业主利用埤圳之水以资灌溉者，则以田园之广狭、水量之多寡定其每年应纳之租榖，是为水租。日人买收大租权，此租似未尽买。官大租者，即官家所买收之大租权或抄封之大租权等是。官小租，即官田发佃所收之租也。

　　第一款　大租权确定

　　第二款　大租权消灭

　　第一款大租权确定

　　大租制度沿袭已久，今则为社会制度之一、人民财产之权。虽有极大流弊，而其权利则国家不可不承认之。明治三十六年，大租归户册已逐渐告成，乃于土地调查委员会外更设大租权调查委员会以查定之，明认大租为人民正当之权利。惟归户册之所调查者以义务者（即小租户）之申报为其依据，其中必有隐匿不报者、或以多报少者。若执此以为确定大租权之标准，则大租权者必群起而反对之；处分之计划，终必不行。如欲澈底清查，则非取申报主义不可；即使大租户一一申报、国家一一调查是也。然此举既费金钱、又需时日，乃舍申报主义而采公示主义；即将各厅之大租归户册各于其地公示之，使众阅览。如有认为遗误者，得于九十日内禀请更正；逾期而不请求者，即按册查定之。不意公示之后，阅览者甚少，而请求更正者则尤加少焉。若政府亦以放任因循为主义，一俟期限已过、裁决已定，则不平者必多；多则法令虽严，亦必不能行也。日人乃大加干涉，编制阅览名簿，规定阅览时日；凡名簿所载，届时不至者，即命保正、甲长一一传唤，使之携带证据来厅查阅。认为是者，则记其是；认为非者，则记其非；认为遗而未载者，则记其遗漏之事实。总计阅览人数三十三万九千余人，其已阅者三十二万九千余人、其未阅者仅九千九百余人；其提出异议之数共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五件。公示已毕，复行调查。共计八阅月（自三十六年十二月起、至三十七年七月止），全部告竣。即召集大租权调查委员会，于三日之中将四万余件尽数查定之；使大租权独立于业主权之外，一扫从前「一地二主」之积弊，非如刘氏清丈之时承认大、小租户均为业主也。大租户与业主之名义既正，遂更进而为根本之改革；其改革之法，另款以说明之。

　　第二款大租权消灭

　　大租之制虽为社会之恶习，然既为人民之权利，即非国家之权力所能禁止。闽省田皮、田骨、田根、田面之弊，前清雍、干年间亦有通革之案（见「省例」）；而其弊自若者，盖徒恃国家之权力、不顾人民之权利，故其禁令虽严、终无效也。日人处分大租，知非国家之强权所能禁革；乃认之为人民之权利，而以金钱买收之。但大租价格因人、因物而不同，同一大租而有榖、麦、金银、番薯、麻、豆之别；国家给价买收，必先查其价格、定其偿金，方无流弊。于是以榖为标准，分台北、台中、台南三部而调查之。盖台湾经济状态，新竹以北为一段、自苗栗至南投为一段、自斗六以南又为一段；三段米价各不相同，故其调查亦因之而分为三部：此调查榖价之方法也。一方则以大租买卖之价格、小租之半价及派出所估定之价格三者为标准平均计算，以定大租之价格。盖派出所估定之价格，恐不足以为据，复参酌大租买卖之价格以定之；而大租之买卖，其数较少，仍恐不足以为据，又参酌小租买卖之价格以定之。台湾习惯，大租之买卖价格概为小租之半价；故其调查之方法，合大租买卖价格、小租买卖之半价及派出所估定之价格三者而平均之，以算定大租之价格也。其调查结果，大租之价格每银一元，在北部得买大租（榖）七升合日币十三圆十四钱三厘，买大租一石；中部一斗一升合日币八圆三十六钱四厘，买大租一石；南部一斗七升合日币五圆四十一钱一厘，买大租一石（参考附表四）。又当时之榖价，其在北部每石约值二圆四十五钱六厘、中部每石二圆二十钱二厘、南部每石一圆七十六钱六厘，以三部榖价与三部大租之价格相较，大租之价高于榖价者北部则为五倍三分五厘一毫、中部三倍七分九厘八毫、南部三倍六厘四毫：此榖与大租之比例价格也（参考附表五）。比例之价格已定，于是以市价之数与大租之石数相因，即得榖价；大租价格倍于榖价，复与其倍数相因，即得大租之价，以定其偿金之数。至以番薯、麻、豆等物完纳大租者，则以榖价为标准而计算之；惟以金银纳租者，概加二成计算。盖农产物之价格有长、有跌，而金银之价格变动较少，故加二计算以保其平均也。总计应领偿金之大租权者共三万六千余人，其偿金总额计三百七十八万二千九百余圆；按率分配，尽数买收。他日厘定赋率，即将买收之额（约百余万）并入地赋之内；台湾每年收入，因之增加一百余万。即向纳之于民者，今则纳之于官也。

　　附表四（纳榖大租权补偿金额算定率查定表）

　　
　　附表五（合榖价算定纳榖大租补偿金额比率表）

　　
备考：台湾大租，有确的大租、抽的大租之别。确的大租，即确定每年租额，不因丰歉而有增减者是；抽的大租，即不定租额，而以每年收获多寡计其完纳成数者是。且同一大租，有由大租户自运者、有由小租户包送者。又有纳于汉人之大租，其品质常优；而纳于番人之大租，其品质常恶。故其大租之价格，各不相同。日人之计算，系取平均价为标准，非一一取其不同之价格而合算之也。就理论而言，大租之贵贱，必以土地之肥瘠定之；然台湾习惯，大租与土地久已不相附丽，其买卖价格仅以榖若干卖银若干计之。故日人定大租价格，亦不以土地为标准。又本编所谓榖者，系专指稻谷而言；以下仿此。

　　第七节改革地赋

　　凡定地赋，必先定其应科赋之地。至于何地应科、何地不应科之标准，必因地因时、因人民之习惯、经济之状态而定之，不可以一概论也。明治三十一年所发布之「地籍规则」，以水田、旱田、房屋基地、盐田、矿泉地、养鱼池等为第一种，山林、原野、池沼、牧场为第二种；其它如祠庙基地、道路、河川等又分之为若干种。观其立法之意，似欲以第一种与第二种为应科之地。及至调查之后，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约占地积十分之八，基地、盐田、山林、原野、池沼等类仅占地积十分之二。而此十〔分之〕二之中，盐田因盐归专卖，不应科赋；山林、原野等类因其荒芜闲旷，无利可取，不应科赋；池沼仅供灌溉之用，无直接生产之利，亦不应科赋。至于基地，其在日本国内虽有宅地之赋，然此乃本于日人特别之习惯而来，不可施之台湾。盖日人之观念，视房屋与基地为二物；故其制度，家屋税与宅地税同时并行。而台湾人之观念，视房屋与基地二者为一体；若于房屋之外并科地赋（台湾现制，仅有家屋税而无基地税），是无异无物而取赋也。故其「地籍规则」虽以房屋基地与水田、旱田并列，而其调查方针则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为应科之地；其它各种土地，尽归之于不应科之列：此其改革赋税之入手办法也。办法已定，乃决定四大方针，以为调查标准。其方针如左：

　　一、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为科赋之地。

　　二、依地势之优劣而逐类分等，按甲科赋。

　　三、土地之优劣等级，以其地之收获为本；并参酌地力之良否、水利运输之便否、灾害之有无、劳力之过不及以及耕种之难易、小租之多寡而定之。

　　四、赋率按土地之等级，以收益为根据，而参酌借贷利息、买卖价格以定之。

　　方针既定，复定「调查大纲」，使调查人员有所遵循。（一）土地之良否。同属一地而有地质硗确或过于低湿不能生产者，有水利不便或设备不完不能生产者，有土地虽良而因劳力不足不能生产者，又有因地质之软硬、地面之高下、畦畔之多寡而耕种有难易之别者；故不可不分别调查，定其优劣。（二）收获之多寡。土地之收获虽随地力之厚薄为转移，然因地势、气候及水利关系，或多风、或多虫、或多水旱而收获因之减少者往往有之；故不可不通盘计算，以定其多寡之额焉。（三）小租之多寡。小租（佃租）为土地之嬴利，小租之多寡足以征其土地之优劣。故调查小租，亦改革地赋必要之务也。（四）米及农产物之价格。台湾之经济组织，向分台北、台中、台南三大部分，而物价之不同亦如之；且同一部分之内，又因舟车之便否、运输之难易而价格亦不一律。价格不一，则土地虽同、收获虽同，而土地之嬴利不同。土地之嬴利为厘定赋率之标准，故改革地赋不可不调查农产物之价格也。（五）量衡之容量及斤量。台湾量衡，向取放任主义；各自为制，不能统一。故不可不立定标准，查其容量及斤量之异同，以为物之轻重、多寡之准则。（六）货币之种类及价格。台湾向例用银，而日本用金；且银之种类不一、价格不同，必须立一标准逐模拟较，以定其划一之价格，而后可以定物价之高低也。（七）小租户与佃户所得之成数。佃种之地与自耕之地，其产额虽同，其所得则异。国家改革地赋，不详加调查，酌定相当赋率，则佃户必受影响，土地制度亦必因之而大紊矣。（八）榖与米之成分。土地之收益，常随农产物之美恶为转移；而物质之美恶，又非寻常人所能区分也。故采简而易行之法，查其米与榖之成分（如榖一石得米五斗五升者为五成五分），以定其物之优劣而别其地之高下。（九）上、下忙收获之成数。台湾之土地，有一年一熟者、有一年二熟或三熟者，故不可不调查上忙与下忙收获之成分（如一年全收百石，上忙七十石，则为七成；下忙三十石，则为三成），以别其地力之厚薄而定其土地之高下。（十）土地之买卖价格、（十一）借贷利息之高低。地价之高低虽不必随土地之优劣为高低，然土地之优劣常与地价之高低有密切之关系；且就经济之原理而言，地价必随普通嬴利为转移。故欲课赋均平而又不生经济上之恶影响，则不可不调查土地买卖之价格、借贷利息之高低也。以上大纲，计十有一。总其旨归，即以收获为根据，定土地之等级；于是按其等级而定其一甲之赋率焉。

　　其调查程序，先由派出所于调查土地之时，或按坪（日尺方六尺为一坪）刈获、或访问老农以查其地之收获，定其地之等级。又分别自耕、佃种，以查其业主每年所得之数量。其程序虽极繁难，约略言之，概有三事：（甲）一庄之内，原定等级（即刘氏清丈时所定之等级）是否适当？认为当者存之，认为不当者更定之。（乙）等分之后，复就各等土地查其生殖之状况、耕种之难易、水利之便否，取五年之收获而平均之，以定其一年一甲之收获。（丙）收获物产之调查，水田以榖为标准、旱田以其最着之农产物（如番薯、茶、甘蔗）为标准，养鱼池则以其饲养之鱼价为标准而调查之。然派出所之调查区域狭隘、习俗异宜；且其数多而人众，意见难期统一。故于派出所调查之后，复派少数人员实地踏查；堡与堡比、庄与庄较，合全岛而通观之，以定均平齐一之准则，为地赋改革之预备。言其成绩，则有三事：（一）土地之收获。据调查所得，每水田一甲每一年收米多者四十石、少者三石不等，而每甲之小租多者二十三石、少者一石不等。又，台湾之土地大半招佃耕种，佃户与业主之关系各不相同，并无一定之标准。若据调查之数定地赋之率，则业主与佃户必因之而受影响。其流弊所及，必至契约纷更，秩序扰乱。为预防计，于佃户所得额内预减二成以留伸缩余地；如收米四十石者，其小租大都在二十石内外、佃户所得亦在二十石内外，乃于所得二十石内减去二成约计四石（较之总额约去一成），即以收获四十石者作为三十六石计算是也。与土地之收获最有关系者，即为米价；以米榖集散地五年平均之价格计之，其在北部每石合日币七圆九十钱、中部六圆八十钱、南部六圆四十钱。惟聚处之价常高于出处之价，故于平均价格之内减去二成销其差异，即定北部为六圆四十钱、中部为五圆五十钱、南部为五圆十钱是也。收获之额与米榖之价既有标准，乃本此标准以算定收获之价格。其它若旱田、养鱼池等，亦皆依据此法以算定之。其算定结果，水田之收获，其最多者每甲二百四十圆，其最少者十一圆；旱田最多者二百圆，最少者一圆；养鱼池之最多者百七十圆，最少者一圆：此其调查土地收获之大概情形也。（二）土地之嬴利。土地收获之多寡虽明，而人民负担之力量不明，犹不足以为厘定赋率之标准；故更进而调查土地之嬴利。台湾惯例，土地买卖常于小租之内扣除国家正供及其它之负担，而以其余额之多寡定其价格之高下。日人之调查，亦即依此习惯行之；于各庄之中取其小租之适中者为标准，合三年之平均地价（自明治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以计算之。共计全岛水田之小租，每甲平均五十三圆；扣除一切负担，尚余四十三圆六十七钱三厘。而三年之平均地价通计，全岛每甲平均三百七十五圆；以余租四十三圆六十七钱三厘计之，每地价百圆年得利息一分一厘六毫。旱田地价平均九十七圆，小租余额平均十圆四十五钱五厘，年得利息一分八毫：此台湾当时土地之利息也。（三）借贷之利息。台湾之借贷利息，据日人所调查者，自一分五厘乃至二分不等（此以土地为担保之借贷利息，亦合三年平均计算者）；以之与土地之利息相较，约有九厘之差。盖土地之小租较为确实，人民之心理又以土地为重故也。三者之调查已备，乃以利息为标准合土地之价格嬴利而计算之，决定地赋之率；水田抽收获百分之六至八、旱田抽百分之五至七、养鱼池抽百分之四至六（参考附表六），平均利息约在一分一厘内外。查日本土地之利息平均不过五厘九毫，约当台湾利息二分之一。日人厘定台湾地赋，不以本国利息为标准而以台湾固有之利息为标准者，实以台湾土地之利息已较薄于借贷之利息；若国家又从而征之以重赋，则现有之经济组织必因之而破坏，国家之收入亦必因之而短少。非日人薄于本国之人而厚于台湾人也，势不得不然也。赋率已定，分为十等。其分等之法，以收获之差额为标准而分配之。如水田之收获，其最多者为二百四十圆、其最少者为十一圆，乃取其两极之差分为十等，自二百四十圆至二百六圆为一等、自二百五圆至百八十六圆为二等，依此递下分至十等；复取其等内最高、最低之数而平均之，以百分之比例计算赋率。如一等之平均数为二百二十三圆，定其赋率为百分之八，则得地赋十七圆八十钱；即第一则之赋率也。就理论而言，凡一类之田，其赋率必须一律，方为平允；如水田之赋率定为百分之八，则无论上田、下田均应以此为标准而定之。然日人定台湾之赋率，以百分之七为水田赋率之中数；上田依此递加五厘至百分之八为止，下田依此递减五厘至百分之六为止。其最上、最下之极则，约差百分之二；是上田百圆须纳八圆之赋、下田百圆仅纳六圆而已，殊与赋税均平之原则相背。而日人则谓上田之负担力较之下田为强，强则赋重而不苦；下田之负担力较之上田为弱，弱虽赋轻犹不能堪。故其赋率虽有等差，而其负担之程度则相均云。赋率已定、等则已立，乃按等计田、按田计甲、按甲计赋（参考附表七），造具征收簿册，于明治三十七年发布「地赋规则」，改征新赋。总计科赋土地六十三万三千六十五甲，地赋总额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二百八十七圆十钱；比之旧有地赋，约增二倍。以之与旧赋相较，上则田一甲旧赋仅四圆七十四钱五厘者，今则十七圆八十钱；约增三倍。然据日人调查，新赋之数虽较旧赋为重，而土地之负担平均计算，反较旧有之负担为轻。盖旧赋之外，尚有附加税及大租等负担；平均计之，每甲十二圆三十三钱二厘。今因大租消灭，新赋之内仅有地赋及附加税二者而已；平均计算，每甲不过九圆三十二钱七厘。较之旧赋，实减二圆九十钱五厘。旱地之负担，亦减九十六钱七厘（参考附表八）。我国加赋而赋减，日人减赋而赋加；政治运用之工拙，于此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