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或曰：「诗人以后稷、先公致王业之艰难，其非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诗人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刘，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尔也。当商之未丧，谁有此言乎﹖如使纣能悔过，武王不得天下，则文王之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者也。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者也。」

　　或问：「鲁用王礼，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尊矣，故祢文王、郊后稷，皆仿王礼而不备焉。周公而上，王礼可也。《鲁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岂有非礼而颂之云乎﹖周公而下，则僭矣。隐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公问于众仲，始用诸侯礼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诸﹖」曰：「信也。」「然则孟子何言乎俭于百里也﹖」曰：「《閟宫》颂僖公复周公之宇，而曰『公交车千乘，朱英录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不与焉，其何俭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尔矣。诸侯之于天子，非若敌国然也，大国贡半，次国三之一，小国四之一。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税，譬之一郡而已矣。鲁七百里，开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问：「圣人之道，固不容杂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万物也﹖养人者不一物，阙一则病矣。圣人之道，譬诸朝廷。朝廷也者，岂一种人哉﹖处之有礼，故能一也。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贵者在上，贱者在下；亲者在先，疏者在后。府史胥徒，工贾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乱也。夫所以谓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则阛阓耳，终日纷纷而无有定次也。夫所以谓之杂也。世俗患其杂，则拘于一，是欲以一物养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釆，则人皆缟素矣，何足以观之哉﹖其归于诸子而已矣。」「圣人无高行，何谓也﹖」曰：「圣人之行必以礼也。礼则无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礼也，异于人也，故能赫赫如彼也。孔子事亲无异称，居丧无异闻，立朝无异节，何也﹖安礼也。出于礼者，非圣人也，矫世者之为之也。」「敢问圣人有过欤﹖」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岂无过哉！」或曰：「孔子谦也。」曰：「仲虺之美成汤改过不吝，岂成汤之谦也哉﹖世俗之说者则谓圣人无过，颜子不贰，犹或为之辞，徒使人君之耻过也而不欲闻之也。」

　　孔子之为司寇也，不闻其改法度也，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马牛者不豫贾，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说者不曰正其身，徒嚣嚣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称焉！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也，则吾以为极星，考之正之，舍是则无四方矣。钻之弥坚也，则吾以为盘石，据之依之，舍是则无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则吾以为鬼神，生之敛之，舍是则无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无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不闻之，是无耳也；不见之，是无目也；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尚可以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讽之矣，昼而读之矣，发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终没吾世而已矣。

　　常语辩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尔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鸣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余隐之曰：孟子说列国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义，而救民于水火尔。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彼五霸者，假仁义而行，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战，遂以王者仁义之道诏之。使当时之君不行仁义而得天下，孟子亦恶之矣，岂复劝诸侯为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不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了非之，柰何！

　　余隐之曰：孔子谓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言仲有攘却夷狄之功也。至谓其小器、奢僭、不知礼，言仲之不能图大致远也。夫奢僭不知礼之人，岂得为仁乎﹖其所以九合诸侯者，假仁而行，以济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为也。昔成汤以七十里为小国之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齐以千里之国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专，行国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称之，况大贤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为也。管仲急于图霸，藉周室以为之资尔。谓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远，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李氏又有救■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寖强矣，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与管仲，或以是尔。隐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己志，非为管仲发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人之不暇，执与诸侯相先后哉！

　　余隐之曰：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见诸侯。当是时，徒拥其虚位尔。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说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圣人知几也。呜呼，知几其神矣乎！苟惟说诸侯使之尊周，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变，则是速其灭周也。先见之几，岂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齐、晋尊周，非欤﹖」曰：齐、晋志在霸业，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则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为，孔子为之矣。孔子不为，孟子安得为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乱臣贼子知所惧。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窃篡弒之祸，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学者有所未究尔。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德而不尚力，岂复使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齐桓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任贤之专，固无愧于汤、武。惜乎桓公无王者量，管仲无王佐才，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而成霸者之业尔！为君而内乱丑恶，为臣而亡礼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会，尊王世子，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礼固尽矣，其志在于图霸，不得不尔。「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釆葑釆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余隐之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诸侯擅相侵伐，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吾夫子忧之，乃因鲁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会者无国无之，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夫子屡书之。攘戎狄而封卫，卫人思之，作《木瓜》之诗，夫子取之。伐楚，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复，夫子有「正而不谲」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时无能尊王室，故进之尔。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儗人必于其伦。谓「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过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绩，盖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桓、文之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诗》录《木瓜》，即《春秋》序绩之意，亦以善卫人之情也，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李氏诋孟子，而甚长齐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颠倒如此。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忤也﹖」曰：「纣一人恶邪﹖众人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去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驩驩，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隐之曰：《鲁语》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之意可见矣。客有问陶弘景注《易》与《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世以为知言。唐子西尝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辞。当时倒戈攻后，杀伤固多，非止一处，岂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借口，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岂示训之意哉﹖经注之祸，正此类也。反以孟子为畔经，是亦惑矣。谓《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诗》非孔子之删乎﹖《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则是周无遗民也。请以此说为证。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矣，诸侯皆欲自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隐之曰：汤居亳，小国也。伊尹相汤，使之伐夏救民。桀虽无道，天子也，君也。汤有道，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来，至于五就，观时察变，盖已熟矣。不得已为伐夏之举，致汤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后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义，顺天应人故也。自非伊尹之圣，安能任其责哉﹖文王在丰，亦小国也。文王之于纣，与汤之于桀，事体均也。其所以异者，时焉而已。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伐崇遏莒戡黎，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历数未归，得以尽其臣节。至武王，则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纣罪恶贯盈，又过于桀，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莫可得矣。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孟子之于列国，说之以行仁政者，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说之使为汤、武者，不过以德行仁而已；说之以行王道者，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未尝说之使伐某国、诛某人、开疆拓土、大统天下而为王也。若孟子者，真圣人之徒欤！识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寻。柰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呜呼，说其君使为汤、武，以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为仁，乘缪如是，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