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门

　　　　　论命门火

　　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气，藏于坎中，此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化，此实生生之本也。是以花萼之荣在根柢，灶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阳不发于渊源，则总为无根之火矣。火而无根，即病气而非元气也。故《易》以雷在下而为复，可见火之标在上，而火之本则在下。且火知就燥，性极畏寒。若使命门阴胜，则元阳畏避，而龙火无藏身之地，故致游散不归，而为烦热格阳等病。凡善治此者，惟从其性，但使阳和之气，直入坎中，据其窟宅而招之诱之，则同气相求，而虚阳无不归原矣。故曰甘温除大热，正此之谓也。奈何昧者不知此理，多以阳虚作实热，不思温养以火，而但知寒凉可以灭火，安望其尚留生意而不使之速毙耶？此实医家第一活人大义。既从斯道，不可不先明此理。倘三焦有客热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难，是本非正气火候之谓也。学者于此，当深明邪正二字，则得治生之要矣。　　命门有阴虚，以邪火之偏胜也。邪火之偏胜，缘真水之不足也。故其为病，则或为烦渴，或为骨蒸，或为咳血吐血，或为淋浊遗泄，此虽明是火证，而本非邪热实热之比。盖实热之火其来暴，而必有感触之故；虚热之火其来徐，而必有积损之因。此虚火实火之大有不同也。凡治火者，实热之火，可以寒胜，可以水折，所谓热者寒之也；虚热之火，不可以寒胜，不可以水折，所谓劳者温之也。盖虚火因其无水，只当补水以配火，则阴阳得平而病自可愈。若欲去火以复水，则既亏之水，未必可复，而并火去之，岂不阴阳两败乎？且苦寒之物，绝无升腾之生气，而欲其补虚，无是理也。故予之治此，必以甘平之剂，专补真阴。此虽未必即愈，自可无害。然后察其可乘，或暂一清解，或渐加温润，必使生气渐来，庶乎脾可健则热可退，肺渐润则嗽渐宁，方是渐复之佳兆，多有得生者。若但知知、蘗为补阴，则愈败其肾，而致泄泻食减，必速其殆矣。
　　　　　论河间

　　刘河间《原病式》所列病机，原出自《内经》至真要大论。盖详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一十九条，总于篇末；且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可见所言病机，亦不过挈运气之大纲，而此中有无之求，虚实之异，最当深察，总惟以和平为贵也。故五常政大论又详言五运三气之辨，则火之平气曰升明，火之太过曰赫曦，火之不及曰伏明。此虚火实火之辨，则有如冰炭之异，而《内经》不偏不倚之道，固已详明若是。奈河间不能通察本经全旨，遂单采十九条中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不察虚实盛衰，悉以实火言病，着为《原病式》以迄于今。夫实火为病，固为可畏，以清凉去之，本不难也。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矧今人之虚火者多，实火者少，岂皆属有余之病，顾可概言为火乎？历观唐宋以前，原未尝偏僻若此。继自《原病式》出，而丹溪得之定城，遂目为至宝，因续着《局方发挥》及阳常有余等论。即如东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此后如王节斋、戴原礼辈，则祖述相传，遍及海内。凡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诚可悲矣。即间有一二特达，明知其非，而惜人阳气，则必有引河间之说而群吠之者矣，何从辩哉！矧病机为后学之指南，既入其门，则如梦不醒，更可畏也。医道之坏，莫此为甚。此误谬之源，不可不察。
　　　　　论丹溪

　　丹溪相火论曰：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者，皆相火之所为也。故人自有知之后，五志之火，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而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据丹溪此论，则无非阐扬火病，而崇其补阴之说也。第于此而浅视之，则若或近理，故易动人；于此而深味之，则意识皆幻，大是误人。余请精绎其义，用解后人之惑，何如？盖自一元初肇，两仪继之，则动静于斯乎见，而阳主动，阴主静也。自两仪奠位而五行布之，则气质各有所主，而火主热，水主寒也。此两仪动静，为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热为五行之后天，后天者，变体也。先后之理，有可混言者，有不可混言者。如火本属阳，即言火为动，若无不可也。其不可混者，以阳为元气之大主，火为病气之变见，而动乃阳之性道，安得以性道为病变而言凡动皆属火也。即自天人论之：则曰天行健，岂天动即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岂人动即火乎？使天无此动则生机息，人无此动则性命去，又何可以火言动乎？若谓之火，则火必宜去，而性亦可去乎？若谓凡动皆属火，则岂必其不动而后可乎？夫以阳作火，词若相似，而理则大悖矣。故在丹溪则曰：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余则曰：阳虚则病，阳脱则死。此机微疑似中，有毫厘千里之异，临岐者不可不详察也。或曰：子言虽是，第未达丹溪之意耳。如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以致真阴受伤，阴绝则死者，岂非因动生火乎？予曰：此或因情欲之思动火者，止有一证。如欲念不遂，或纵欲太过，致动相火而为劳为瘵者，诚有之也。此外如五志之动，皆能生火，则不然也。夫所谓五志者，喜怒忧思恐也。经曰：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五脏既受此伤，则五火何由而起？又曰：喜则气散，怒则气逆，忧则气闭，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此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动则耗伤元气，元气既耗如此、则火又何由而起？故经曰：五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是可见脏不可伤，气亦不可伤，未闻伤即为火也。即云为火，必有火证。使无火证，而但以动字敷衍其说，其何异捉影为形，而天下事又何不可马鹿其间乎？且常见五志所伤之人，伤极必生战栗，是盖以元阳不固，神气失守而然。倘遇河间为之和，则又必谓战栗皆生于火矣。孰是孰非，其几如此，能不为生民痛哉！　　丹溪《局方发挥》曰：相火之外，又有脏腑厥阳之火。五志之动，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二火之火，出于天造。厥阳者，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五火之火，出于人欲。气之升也，随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御之？原经文五火之说，乃解精微论中言厥病之目无所见也。谓其阳并于上，阴并于下，阴阳不交，所以为厥。厥者，逆也。由其阳逆于上则火不降，阴逆于下则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阴之精微，不胜五脏之阳逆。此单言厥逆之为病也如此，岂言火有五而水止一乎？又按二火之说，乃逆调论言有身寒之盛，而反不战栗者，名为骨痹。谓其人肾气素胜，以水为事，则肾脂枯而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又以肝为一阳，心为二阳，二脏皆有伏火，则一水不胜二火，所以身虽寒而不冻栗。此单言骨痹之为病也如此，又岂阳常有余之谓乎？若以五火二火，尽可引为火证，则有如示从容论中有云，二火不胜三水者，又将何以解之？而何独不引为言耶？试以此问丹溪，其将何以答予？　　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又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若诸寒为病，必须身犯寒气，口得寒物，乃为寒病。非若诸火病自内作，所以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叹息。岂必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耶？夫气本属阳，阳实者固能热，阳虚者独不能寒乎？故经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又经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则其义有可知矣。且今人之气实与气虚者，孰为多寡，则寒热又可知矣。然而何以证之？如心气虚则神有不明，肺气虚则节制有不行，脾气虚则食饮不能健，肝气虚则魂怯而不宁，肾气虚则阳道衰而精少志屈，胃气虚则仓廪匮而病及诸经，三焦虚则上中下俱失其职，命门虚则精气神总属无根。若此者，莫非气虚之类。气虚则阳虚，阳虚则五内不暖，而无寒生寒，所以多阳衰羸败之病。若必待寒气寒食而始为寒证，则将置此辈于何地？夫病之所贵于医者，贵其能识生气，是诚医家最大关系，而丹溪全不之察，故无怪其曰：气有余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气不足，便是寒。使其闻余之说，尚不知以为然否？
　　　　　升阳散火辩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阳散火者，有曰滋阴降火者。夫火一也，而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则从阳，降则从阴，而升降混用，能无悖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有以辨乎？此千古之疑窦，亦千古之两端，而未闻有达之者。夫火之为病，有发于阴者，有发于阳者。发于阴者，火自内生者也；发于阳者，火自外致者也。自内生者，为五内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为风热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凡是火证，无分表里，必曰木火因气动，辄称为风热，多用升阳散火之法。呜呼！此似近理，孰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无容混也。夫风热之义，其说有二：有因风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风者。因风生热者，以风寒外闭而火郁于中，此外感阳分之火，风为本而火为标也。因热生风者，以热极伤阴而火达于外，此内伤阴分之火，火为本而风为标也。经曰：治病必求其本。可见外感之火，当先治风，风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内主之火，当先治火，火灭而风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为之，则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闭固愈甚；内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当。此其内因外因，自有脉证，可详辨也。余阅方书，所见头目口齿咽喉脏腑阴火等证，悉云风热，多以升降并用，从逆兼施。独不思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从者忌逆，逆者忌从乎？经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又曰：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处治，宜抑者则直从乎降，宜举者则直从乎升，所以见效速而绝无耽延之患，亦不过见之真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轻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经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谓非两端之误之也乎？明者于此，最当辨之。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二百三十七

火门

　　　　石室秘箓【清　陈士铎】

　　　　　火证治法

　　瘦人多火，人尽知之。然而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不补水以镇阳光，又安能去火以消其烈焰哉？方用元参八两，生地四两，熟地、天冬、麦冬、丹皮、沙参各三两，地骨皮、白芍各五两，陈皮五钱，各为末，蜜为丸，如桑叶六两，亦为末，同捣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妙在元参去浮游之火，而又能调停五脏之阳。各品之药，阴多于阳，则阴气胜于阳气，自然阴胜阳消，又何必石膏、知母之纷纷哉。虽石膏、知母，原是去火神剂，不可偏废，然而用之于火腾热极之初，可以救阴水之熬干，不可用之于火微热退之后，减阳光之转运。此瘦人之治法如此。　　瘦人多火，定一煎方。方用元参一两，麦冬、天冬、生地、熟地、白芍各三钱，山茱萸、白芥子各二钱，丹皮二钱，甘草、北五味各五分，水煎服。此方皆滋阴之药，而又不凝滞于胃中，瘦人常服，必无火证之侵矣。　　引治者，病在下而上引之，病在上而下引之也。如人虚火沸腾于咽喉口齿间，用寒凉之药，入口稍快，少顷又甚，又用寒凉，腹泻肚痛而上热益炽。欲用热药凉饮，而病人不信，不肯轻治，乃用外治之法，引之而愈。方用附子一个为末，米酢调成膏药，贴在涌泉穴上，少顷火气衰，又少顷而热退，变成冰凉世界，然后六味地黄丸汤大剂与之，则火不再沸腾矣。盖此火乃雷火也，见水则愈酷烈也。不见雷霆之震，浓阴大雨之时，愈加震动，惊天轰地，更作威势，一见太阳当空，则雨歇声消，寂然不闻矣。又不见冬令之天地耶？严寒霜雪，冰冻郊原，雨雪霏霏，阴风惨厉，此天气下行而地气反上，盖下热则上自寒也。又不见夏日之天地乎？酷日炎蒸，暑隆火热，铄木焚林，燔汤沸水，天气上升，地气下降，此上热而下寒也。人身虚火，亦犹是也。今既火腾于上，则下身冰冷，今以附子大热之药与涌泉引之者，盖涌泉虽是水穴，水之中实有火气存焉。火性炎上，而穴中正寒，忽然得火则水自温，水温则火自降，同气相求，必归于窟宅之中矣。火既归窟宅，又何至沸腾于上哉？此咽喉口齿之虚火，忽然消亡，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此引法之巧者也。　　饱治者，病在上焦，则药宜饱饭后食之也。病在上焦者，头目上之病也，用上清丸之类。上清丸方，世多不妥，吾斟酌更定之。凡治上焦之火，俱可服。苏叶、黄芩各二两，白芷、蔓荆子各五钱，桔梗、麦冬、天门冬各三两，半夏、陈皮、薄荷、甘草、柴胡各一两，各为末，水打成丸，每服三钱，饱食后服。此方妙在清火而不伤中气，强弱人感中风邪，上焦有风火者，服之俱妙。　　抑治者，抑之使不旺也。或泻其肺中之火，或遏其心中之焰，或止其胃中之气，或平其肝木之盛，是也。此四经最多火而最难治。肺经之火，散之则火愈甚，抑之反胜于散之矣。盖肺金之气实则成顽金，顽金非火不炼。然而肺乃娇脏，终不可以炼法治之，故用抑之之法。方用山豆根、百部、青黛、黄芩、桑白皮各一钱，天花粉二钱，水煎服。此方专抑肺金之气，而又不伤气，则肺金有养，自然安宁。倘全以寒凉之药降之，则又不可。盖肺乃娇脏，可轻治而不可重施。以轻清下降之味，少抑其火，则胃气不升，心火少敛，肺金煅炼，必成完器，又何必用大散之药哉。　　心中之焰，非黄连不可遏。徒用黄连而不用泻木之品，则火虽暂泻而又旺。方用黄连、柴胡、菖蒲、半夏各一钱，白芍三钱治之。此方用泻肝之药多于泻心，母衰则子自弱，必然之理。设不用泻木之药，而纯用泻心之黄连，则黄连性燥，转动心火，此所以心肝必须同治也。　　胃中之气有余，必且久变为热。人以为我能食冷，乃气之有余也；我能消食，乃脾之健旺也；我能不畏大寒，此肾之有余也。谁知胃气之有余，本之肾水之不足，一遇风寒袭之，夏暑犯之，非变为消渴之证，必成为痿废之人。必须平日用大剂六味地黄丸吞服，自然气馁而火息，胃平而热除也。无如世人不信，自号曰强，不肯多服；又托言我不能吞丸药，下咽则吐。不听仁人之语，因循不服，及至大病，则曰快与我用竹叶石膏汤，晚矣。今立一汤方，用熟地五钱，麦冬、元参、山茱萸、山药各三钱，丹皮、北五味各一钱，天花粉八分，水煎服。此方乃平胃火之圣药，妙在补肾补肺补肝，全不纯去平胃，中州安泰，岂有阻滞抑郁之理。自然挽输有路，搬运无虞，上不凌铄肺金，下不侵克脾土，旁不关害肝木，一方之中，众美备臻，又何患胃火之上腾哉！至于胃火既旺，或丸药原有艰难之道，世人不知，予并发明之。盖人之胃口，虽是胃土主事；其实必得肾水上滋，则水道有路，粮食搬运，而无阻隔之虞。今胃火既盛，水仅可自救于肾宫，又安能上升于咽喉口舌之间？况丸药又是硬物，原非易得下咽，此所以不肯服，非天性不能服也。如反胃之病，食入反出，非明验欤？无肾水之人，无食以下喉，犹然吐出，盖肾中无肾水以润故耳。彼无肾水冲上，尚不能入于胃中，况又有胃火之盛，无肾水之润者，无怪乎到口难咽也。　　肝木之盛，抑之之法，必须和解。然和解之中，而不用抑之之法，则火愈甚，木愈旺矣。方用白芍五钱，炒栀子三钱，当归二钱，白芥、柴胡、甘草、荆芥、泽泻各一钱，水煎服。此方用柴、荆以散肝木之气，更妙用白芍、栀子，以清肝木之火，火去而木衰，此善于抑之者也。　　肾中之水，有火则安，无火则泛。倘人过于入房，则水去而火亦去，久之水虚而火亦虚，水无可藏之地，则必上泛而为痰矣。治之法，欲抑水之下降，必先使火之下温。法当仍以补水之中，而用大热之药，使水足以制火，而火足以生水，则水火有相得之美也。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茯苓各一两，北五味子一钱，牛膝、肉桂各三钱，水煎服。一剂而痰即下行，二剂而痰消无迹矣。盖肉桂乃补肾中火之圣药，倘止用之，以温命门，水亦可以下降。然而不补其肾宫之水，则肾宫匮乏，水归而房舍空虚，难以存活，仍然上泛，故必用补水以补火也。方中熟地、山萸，纯是补水之药，而牛膝又是引下之絶品，水有火之温，又有水之养，又有引导之使，自安然而无泛上之理也。　　火治者，治火之有余也。火证甚多，惟阳明一经最难治。知治阳明之法，则五脏之火，各腑之火，无难专治矣。阳明，本胃土也，如何有火？此火乃生于心包，心包之火乃相火也。君火失权，则心包欺之，以自逞其炎赫之势。是必以辛凉大寒之品大剂投之，恣其快饮，斯火得寒而少息，热得凉而略停。然必添入健胃之药，始可奏功。盖胃火之沸腾，终由于肾气之不足，去胃火必须补胃土，然而徒补胃土，而不去水湿之痰，亦不得也。方用石膏一两或二两或三两，看火势之盛衰，用石膏之多寡，人参、知母各三钱，麦冬五钱，甘草一钱，糯米一合，竹叶百片，水煎服。方则人参竹叶石膏汤也。胃火之盛，非此汤不能平。还问其人，必大渴饮水，见其有汗如雨者，始可放胆用之，否则不可轻用。盖无汗而渴，亦有似此证者，不可不辨也。此方纯是降胃火之药，所以急救先天之肾水也。此证一日不治，即熬干肾水而致不救，故不得已用此霸道之药也。倘无汗而渴，明是肾火有余而肾水不足，又乌可复用石膏汤以重伤其肾水乎？然则又当何方以治之？用熟地三两，山茱萸、麦冬各二两，北五味三钱，元参一两，此方乃治似白虎证，而非胃火之热者，人更宜知之也。其余心火用黄连，肝火用栀子，肺火用黄芩，前言悉之矣，兹不再赘。阳明之火，虽起于心包，实成于肝木之克之也。肝木旺则木中有火，不特木来克土，而转来助焰；肝木之火半是雷火，一发则震地轰天。阳明得心包之火而沸腾，又借肝木龙雷之火以震动，如何可以止遏。故轻则大渴，重则发狂也。予治此证，往往白芍加至数两，先用石膏汤以去火，随加白芍以生木，木平而火无以助焰，自然胃火孤立无援。又加麦冬以平肺金之气，则金有水润，不必取给于胃土，而胃土可以自救。况又有石膏、知母之降火哉！此狂之所以定，而热之所以除也。方用石膏、麦冬各一两，知母、半夏各三钱，甘草一钱，竹叶一百片，糯米一合，先煎汤四碗，又加白芍二两同煎。此方之妙，不在石膏、知母之降胃火，妙在白芍之平肝木，使木气有养，不来克土，并不使木郁生火以助胃火也。又妙在麦冬，以清肺金，使金中有水，胃火难炎，且去制肝，无令克土也。　　一方：治各经之火，栀子、丹皮、元参各三钱，白芍五钱，甘草一钱，水煎服。心火加黄连一钱，肺火加黄芩一钱，胃火加石膏三钱，肾火加知母、黄蘗各一钱，大肠火加地榆一钱，小肠火加麦冬、天冬各三钱，膀胱火加泽泻三钱。何以独治肝经也？盖肝属木，木易生火，故治火者，首治肝。肝火一散，而诸经之火俱散，所以加一味去火之药，即可去各经之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