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溪王先生全集

　　荆川子是编，自谓深得班马之髓，而于《汉书》尤精，盖所谓得其窍者也。昔有关中人士尝持所作请证于阳明先师，先师谓曰：某篇似系辞，某篇似周诰，某篇似檀弓，某篇绝似谷梁。其人甚喜，因谕之曰：“十岁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伛偻，非不俨然似也，而见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苟使童子饬衿肃履，拱立以介乎其间，人自竦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尝以语荆川子，荆川深颔之，谓可以为作文之法。且夫天下万事，未有不从虚明一窍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闻，而为之序其端。

《欧阳南野文选》序

　　予友欧阳南野子文集行于世久矣，门人督学少洲冯君虑其浩博，授集于予，选其尤有关于学者若干篇，属会稽阳山庄尹，将梓以传，而门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选集寄至，遂参互校辑，共得文若干篇，厘为四卷云。

　　序曰：通天地万物一气耳，良知，气之灵也。生天生地生万物，而灵气无乎不贯，是谓生生之易。此千圣之学脉也。我阳明先师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将溯濂洛以达于邹鲁，盖深知学脉之有在于是也。海内同志之士，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卓然自信、实致其知者有几？能超然自悟于言教之外者有几？

　　良知本无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识识，是知识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无不知，凡待闻而择之从之、待见而识之，是闻见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尽天下之变而有所待于外也。道本自然，圣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滞于法，知即良知之知，识即良知之识，闻见即良知之闻见，原未尝有内外之可分也。

　　南野子早岁即从先师于虔，所谓见而知之者也，沉粹慧敏，才足以达，素为先师所授记。凡振牖淬炼，无所不至，而其显体默究、孳孳亹亹以继其志，亦无所不用其情。予不肖，辱交于南野子三十余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师门晚年宗说，每举相证，未尝不爽然称快，以为闻所未闻，若饮醇醴，盎然且溢于面，所谓交相益者，非耶？

　　先师尝谓独知无有不良，南野子每与同志论学，多详于独知之说。好好色、恶恶臭乃其应感之真机，戒自欺以求自慊即所以为慎独也。集中无非斯义，所谓卓然之信、超然之悟，盖庶几焉。儒臣得君，自古为难。

　　昔者河汾之学，不行于身而见于贞观之朝，盖房杜王魏诸贤为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师之学不啻于河汾，南野子身际明圣，宣昭礼乐之化，过于房杜诸贤。即其所履，益信儒者有用之学，于师门与有光焉。惜乎！天不憖遗，使大业不得终显于世，吾党不能无遗恨耳！读是集者，知所考镜，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发明此学于无穷，其机有不容自已者矣！

《邹东廓先生续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绪山子赴会冲玄之会，出睦州，少府对崖周子示予以东廓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续稿也。”且属之言。予惟先生之集传于人久矣，初稿刻于广德，次刻于维扬，今复刻于睦州，虽其前后所见不无深浅精粗之异，而修词命意，一惟师说之守，则先后反复，未尝少有所变也。

　　先师之说，以良知为宗。良知者，本性之灵，诚之原而物之则也，意者其几也，物者其日可见之行。触几而应，应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静。虚实相生，有无相形，不可以致诘。是义也，及门之士，孰不闻之？孰不能言之？然能实致其知、守而不变者，盖鲜其俦。以先生之才力誉望有足自命，使其更加一说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鸣世，而先生之心，则有所不忍也。

　　夫学之不明，千百年于兹。世之学者，沿习于意见之偏，测度假借，非溺于虚妄则入于支离，中行既鲜，法守无稽。而先师首倡良知之说，以一人呶呶其间，浸幽浸明，仅仅以有今日，盖亦艰矣。所幸良知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于意见，先横不然之心，未有闻之而不信者。吾人相与一意发明，宣畅而引长之，犹恐告者之渎而信者之未至，况忍更加一说，以滋其惑乎？

　　昔者孔子之门人，各以其所见为学，而后散之四方，莫相统一，故传之不能无弊。求其深信不失其宗者，颜曾之外无闻焉。是虽同为诵法孔子，而意见之私，有以累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先生服膺良知之训，缘闻而修，求入于悟。寡欲以为静，非为虚也；应物以为常，非为支也。教学相长，以教为学，不以所得为有余，而以习见为难舍、未能通微以复完本体为不足，其用心可谓勤矣。譬之克家之子，日勤干蛊，谨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废坠，以陷于不孝。此正同门之所不能及，学之日跻于精深而未已也。

　　常语学者曰：“后世讲学，自习染之后言之，退然以圣人为不可及，而不察良知本体原与尧舜无异，是自画也，或失则馁。其或傲然自谓与尧舜同体，而不悟嗜欲污染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则诬。皆非所谓善学也。”然则先生之所自信、与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王瑶湖文集》序

　　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学不足以经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间，本不容以退托，其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固儒者经世事也。然此非可以虚气承当、空言领略，要必实有其事矣。欲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为心；欲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为命。今吾人之心与所谓命者，果何物哉？道丧千载，绝学悠悠，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睽分涣裂，漠然不相联属。噫，敝也久矣！自阳明夫子倡道东南，首揭良知之旨以觉天下，天下之人，皆知此心之灵贯彻天地，而生民之疴痒疾痛始与吾人休戚一体相关，为之维持抚摩，以求尽其心而致其命者，始炯然不容于自已，所谓生生之仁也。

　　夫良知在人，圣愚未尝不同，然而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毁誉有以蔽之也。吾人诚有意于经世，岂忍一日悠悠，甘于退托，漠然视之而已也？天地万物，一体相通，生生之机，自不容已。一切毁誉利害之来，莫非动忍增益以求尽吾一体之实事，随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国仁国，在天下仁天下，所谓格物致知，儒者有用之实学也。

　　豫章瑶湖王君，其殆庶几乎？君与吾党同事夫子，面承良知之教，从事于斯，专志不贰，居官居家，随处发明此意，以求所以自立。其官于泰也，以州里之休戚为己任；其官于浙也，以师门之休戚为己任。一以为慈父，一以为干子，一切以身徇之，不以毁誉利害惕乎其中。其退而家居，孜孜求友，以教学相长，后进多赖之。时出赴同志之会，以求交修之益。晚年筑室静养，益务邃密。凡百毁誉利害之来，不惟无所惕，且将资之以为助，即其日可见之行，庶几所谓无忝于所学者，非耶？

　　嘉靖乙丑春，予赴吊念庵子，与诸友会于洪都，厥子缉录君遗文一编示予。予展而读之，多与同志问答观法切劘之说及咏歌酬应之词，与夫当官兴革宜民之疏，虽不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真志发之，以求不悖于师说，非苟然者。

　　观其请质于师有曰：“斯道广大，无少欠缺，动静穷达，无往非学，但反观于内，犹未是夭寿不贰根基，毁誉利害之间未能脱然。”师手书答曰：“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食脔一匕，已知鼎味，生平所见，不可概见已乎？因弁数语于册，授而归之。夫吾人既有见于良知，立心立命以继绝学之传岂分外事耶？读是编者，能逆志以究其所学，亦将有炯然不容自已者矣！

读《云坞山人集》序

　　珠川子锐志词章之学有年，既裒然富且工矣，一日闻阳明先师良知之说，恍然若有见，怃然叹曰：“斯其根本之学也乎！吾之所习，特枝叶尔已。”间以其说发为文词，则众哗然非而笑之：“此道学头巾语也。习之将奚以为？”珠川子亦牵于旧习，未能舍，其于良知之说，又不忍弃也。二者往来于中，久未能决。

　　今年秋，予赴冲玄之会，过信江，珠川子出《云坞山人集》示予。予读之，则前之所谓富且工者是已。及询所谓道学头巾语，则曰：“旧曾有《常州集》，因人之笑，弗欲以见也。”予曰：“有是哉？子于此既不能舍，于彼又不忍弃也，则如之何？夫欲之燕则北其辕而已，欲之越则南其辕而已。既欲之燕，又欲之越，是惑也，辕将安适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进于是也。子何以辅吾志？”予曰：“可哉！夫君子之学，莫先辨志，未有志于根本而不达于枝叶者也，亦未有志于枝叶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之所谓良知之学者，夫亦通其说而已，未尝实致其良知也，名为根本，而未尝忘于枝叶也。子而果欲实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说而已，则当自其一念灵明者专志而求之，弗惮于非笑，弗眩于多歧，必也忘世情、忘嗜欲，并其词章之念而忘之，而后道可几耳。良知者，天地万物之灵也，子而果能实致其良知，范围曲成，将于是乎赖，而况于文词之艺乎哉？故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语知至也。昔有求工画者，不在乎吮笔含墨，而在于解衣磅薄以坐之人，惟能忘于画而后画始工耳。今者则何以异于是？世之所谓头巾者，皆泥于良知之迹而未得其精、滞而未化者也。先师之集传于人久矣，子试取而读之，果有头巾气否乎？然则子之惑可以解矣。苟欲致知而务文词之工，是犹以隋珠而弹雀，亦末也已。是集凡若干卷，诸体裒然咸备，子既已志于根本，亦将以为枝叶而忘之矣。不然，是固词章之雄也，而可少乎？”因书以畀之，且以徵子辨志之学。

《国琛集》序

　　《国琛集》者，予同年一庵唐子所纪开国以来人才之盛，集之以为世宝者也。集凡四科，盖取鲁论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义，不以时，不以类，不以品，小大偏全，错而陈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于发明此学，以蓄德而广才，固非病于方人也。

　　夫学，心学也，人心之灵，变动周流。寂而能感，未尝不通也；虚而能照，未尝不明也。此千圣以来相传之宝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于私而始失之。学也者，学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夫心之通明谓之圣，圣人者，生而知之，学之的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质言，有恒以基言，皆学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则可以进于善人君子而入于圣，小者大，偏者全。唐子所谓斯四科者，不于文，不于行，皆自其心论之，非其心则弗取也。隆杀宾主之义存乎本述，愿学之意存乎注脚，譬草蛇灰线，而生气行乎其间，在明眼者取而观之。此纪集之本意也。

　　粤自明兴以来，学术渐著，肇于薛敬轩，沿于吴康斋、胡敬斋，而阐于陈白沙。敬轩以行修，康斋以悟入，敬斋祖薛而得证于吴，白沙宗吴而尤主于自得。学将有所归矣！延绵衍溢，至于阳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之学的，而后灿然大明。国将兴，必有兆以开其先，盖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机，不以意测，不以识求。以此畜德则德日新，以此广业则业日富，转移人心之要，纲维治化之原，学之大全也。

　　夫自良知之说流传海内，人孰不闻，然能实致其知者有几？唐子欲以讨真心为刺贽，真心孰从而讨之？夫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人果能持有恒之心，究夫虚寂流行之机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识参乎其间，圣学庶有赖也已。若曰执权衡以较轻重，而以方人病之，浅浅乎知唐子矣。茫茫太虚，孤悬一掬，其谁幸以助予？此唐子苦心，故叙而终焉。

《山阴县核田平赋岁计》序

　　治邑犹治家，邑之有宰犹家之有主也。治家以利田为本，治邑以民事为本。事莫先于经界，核田平赋以制其用。经界之事也，如理一家之政，稽其为田几何、为赋几何，量其经费之用几何。既立为恒产矣，家之先有善法可仍者，从而守之，家之四邻有善法可因者，从而证之。或饬其所已废，或增其所未备，求其有益于家政而已。是非舍己利物、笃于一体之念，能若是乎？予于方湖杨侯重有感焉。

　　侯以进士文学起家，出，宰吾邑二年于兹，禔身范物，善政日加于民，宏才远识，百职就兴。而其所缵田赋岁计之法，审度精详，公好恶之施，明利害之原，求其有利于民而不必出于己，尤足以见仁人之用心，可以垂之永久而勿替。所谓其事虽述，其功有倍于作者，非欤！侯欲锓梓以传将来，属予为之记。记曰：

　　古之善制田赋者，必因土之瘠沃、田之高下以定其田赋之重轻，田制不明，则赋法不公。二者无纪而能使国用之裕、民生之厚，不至于交受其病者，世无是理也。考之《禹贡》，土辨五色，田别三错，赋因三等。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与夫定民地而登民赋之制，上之所以取乎下、下之所以供乎上，一是皆以田赋为则，而制用之法所由出焉。是非治邑之要务也哉？

　　扬州之田，下上上错，山阴属扬州分野，田赋之制，汉以前无可考。自马臻开鉴湖而利始兴，所谓三百里之湖灌九千顷田是也。唐宋以来，兴废不常，利害亦异，裁成补缉，随时以为益损，要不失古人立法之意而已。国初建制，沿唐宋之旧，上稽虞周，田赋皆有定额。原田六千五顷三百六十亩有奇，原米八万二千七百石有奇。制有官民，田有肥瘠，兼之湖职学站免附新涨开垦，名数庞杂，通计一百一十六则。则因田而立，赋因则而定，徭役里甲之需，皆视此以为准。当是时，厉禁甚严，人不敢犯，其法未尝不善也。历界以来，法久禁弛，奸诡日生，那移欺隐脱漏飞法之弊，殆且百端。或以官为民，或以重作轻，且贫者利重价而摘粮卖田，富者利轻税而扣粮买田，贿通里书，尽去其籍，加以年久，遂至无挨田粮数多。屡经清查抵补，尚剩无挨田四千九百一十余亩，米一千四百八十余石，始累小民空赔，终贻里递包赔，此积弊之甚者也。前宰农里何侯璇目击斯弊，协谋于前守梅侯守德、二守潘侯，梅请于监司，锐意清量，严责委，详检核，有图以纪其繁，有册以稽其实，不惟埋没无粮之田无从而隐，而开垦新涨之田亦有可稽。乃定为四乡则例，上为湖田，次为中乡山田，次为江北田，又次为天乐田，凡无挨之米与官余重粮皆摊入于四乡之中，亩数则增额而有加，米数则通融而无改。百余年影射貱赔之害，一旦湔除，前令叶侯可成复印给由帖以便输纳。此所谓家有善法之可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