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夫镜情伪，屏涤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
　　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钱氏曰】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部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辞气不能远鄙，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
　　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原注】叶水心言，庆历、嘉佑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绌唐人之学，谓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
　　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
　　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末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杼，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如扬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原注】世说，王隐论扬雄太玄虽妙，非益也。古人谓之屋下架屋。
　　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绛守居园池记以东西二字平常，而改为甲辛，殆类吴人之呼庚癸者矣。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原注】胡缵宗修安庆府志，书正德中刘七事，大书曰，七年闰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分注于贼七之下曰，姓刘氏。举以示人，无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学为秦汉文者，皆贼七之类也。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原注】容斋随笔论卫青传封三校尉语，史记胜汉书处正不独此。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钱氏曰】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简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论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迭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也。【杨氏曰】大凡意见最害事，子京立意尚简，遂有不当简而简者，要之新唐书体例自佳。
　　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手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原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且辞之繁简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时。盖用柳虬之语。【杨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纪乃至九卷，岂复成义例乎？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宇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唐书，郑余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后生戒。
　　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莫可考矣。
　　何孟春余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着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谷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沈氏曰】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应科乞正疏体疏第二条云，二戒沿袭。如称辅臣不曰王家屏、沈鲤，而曰山阴、归德。不曰高拱、张居正，而曰新郑、江陵。又或称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书、礼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户部郎中、工部员外，而曰度支郎，将作官属。不曰北直、南直、浙江、云贵，而曰燕、吴、豫章、越、滇黔。诸如此类，沿袭已久，必竟当以为戒。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也。
　　书不当两序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后，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后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后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
　　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后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着，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为人立传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原注】又有下邳侯革华传，是伪作。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屈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杨氏曰】段太尉逸事状，此欲上之史馆，则用行状之例，岂可云传乎。【姚刑部曰】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平生贤否。国朝实录不纪臣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谓之别传，所以别于史家。
　　志状不可妄作
　　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宫，传之后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