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诏令翰林中书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复，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後但可依常例放榜，不得别有奏闻。’”
　　食禄子弟复试
　　唐宣宗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云云，侍郎韦琼考复，敕放及第。
　　宋太祖开宝元年三月癸巳，（全宋文卷五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权知贡举王佑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二，翌日，谷入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书复试，而哪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非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欺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复试。”（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校勘。《宋会要辑稿选操三》文字略有差异。）
　　幸执子弟不预科名
　　《旧唐书》：“王尧苦学，善属文。以季父锋作相，避嫌不就科试。”
　　《旧唐书杨严传》：“会昌四年，仆射王起典贡部，选士三十人，严与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五人，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起复奏，武宗敕曰：‘杨严一人可及第，馀四人落下。’”
　　《大唐新语》：“大中末，令狐绚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史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宣上疏，论滈‘弄父权势，以举人文卷须十日前送纳，岂可父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请下御史台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锷、参政吕蒙正之子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间，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并进，但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皆罢之。
　　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缙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退守道者硅擢，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公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举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
　　幸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枢密直学士刘师道，责授忠武行军司马；知制浩陈尧咨，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先是，师道弟几道举进士，礼部奏名，将廷试。近制，悉糊名校等。尧咨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别，几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诏落籍，永不预举。
　　《宋史赵肌传》：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途，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与寒士争进。自王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资望浅者，或居事权繁重之地；无出身者，或预文字清切之职。今宜杜绝其源。”
　　《韩维传》：以进士奏名礼部，以父亿辅政，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
　　《唐义问传：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罢之。
　　优给大臣子孙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收载。如闻身没之後，家无余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支给。’”
　　禁保留官长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甲午，敕诸州县吏民、缁黄继来诣阙，留举刺史、县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轻，系烝庶之惨舒，布朝廷之条法。若廉勤奉职，抚字及民，自有政声达于朝听，何劳民庶远致举留，既妨农作之时，又耗路途之费。所宜厘革，免致劳烦。今後刺史、县令显有政能，观察使审解事状，朝廷当议奖升，百姓僧道更不举请，一切止绝。”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仍设脱脱朱孙于黄河、江淮诸津渡，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为商者听之。”
　　生员招傜僮
　　《实录》：正统十年五月乙未，广东高安县学生伍章等六人，偕所傜僮，首贡香烛至京。上谕礼部臣曰：“生员当居学肄业，顾舍所学而超干办，其志陋矣。”礼部因请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谕遣之。”而禁约诸傜僮獠州县，毋得令生员招抚。
　　
　　卷三
　　废释道二教
　　《晋书佛图澄传》：“澄为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词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逮众隶例皆禁之，其犯者与淫祠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土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添居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知咸闻。’”
　　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佛像。
　　《高宗纪》：“兴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复佛法。”
　　《宋书蛮夷传》：“太祖元嘉中，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速薮。加好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违禁，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禁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後，此制竟不能行。
　　《释老志》：“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辨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人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象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後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邱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育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好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破击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高宗践极，下诏诸州县，各听建佛图一区。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寺图仍还修矣。”
　　南齐武帝，诏公私不得出家为道，及起塔寺，以宅为精舍，并厌断之。
　　齐显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周书》：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复佛象及天尊象。
　　二年五月己酉，帝崩。庚申，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诚积自守者，简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
　　《旧唐书》：“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静，诏曰：‘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宏宣胜业，修植善根，开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仟身心，舍诸染著，衣服饮食，咸资四辈。自觉王迁谢，象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谣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义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秀，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静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惟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戎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粹。听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声，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徐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馀悉罢之。’事竟不行。（按《旧史》之文不过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齐王同谋害己、率兵诛之云云。《新史》乃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复浮屠老子法。何其谬欤！）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门、道士亏违教法，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选青年高行实之，徐皆罢废。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还依旧。
　　《旧唐书彭偃传》：“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忱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曰：‘叔明此奏，可为天下通制，不惟剑南一道。’下尚书集议，僵献议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下因，循常守固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馀。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静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人，惟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日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低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好。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臣闻天生烝人，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欲嗜已衰，纵不出家，心己近道，况戒律检其性情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议者是之，上颇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