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临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家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盛行。苏绰、王安石施之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为歆所谩甚矣。歆伪诸经，唯《周礼》早为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之已详，姚际恒亦置之《古今伪书考》中矣。又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时众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着录者妄耳。或信以为真出刘向，且谓诟厉《周礼》为「误周公致太平之迹」，谓郑君取之为「不以人废言」，则受歆欺绐矣。或又据《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汉前。不知《史记》经刘歆窜乱者甚多，史迁时盖未有《周官》，有则《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曲礼》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题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物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则任长、学则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朝事篇》则几于全袭之。歆之所为，大率类是。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其下，安得不为所惑溺也！
　　《司马法》言车乘与今学不同，与《周官》合，盖亦歆之伪书。其云军礼，与《周官》吉、凶、军、宾、嘉合。以《礼经》按之，《礼运》《昏义》只有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礼，《王制》有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唯《本命》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若非歆所自出，则歆所窜入者也。《大戴礼》多与《周礼》同，二者必居一焉。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惧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乐》本无经，其仪法篇章，散见于《诗》《礼》，所谓「以音律为节」是也。制氏「世在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下《诗赋略》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壶》，雅诗可歌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上云「《雅歌诗》四篇」，则音律未亡，安得谓「无遗法」也？魏文侯乐人窦公，不见他书，唯师古注引桓谭《新论》有之。桓谭尝从歆问业，专述歆伪古文经学，不足为据。按《史记》，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岁，计窦公能为乐人，年当在壮，而为乐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献书未必在文帝元年，则应二百五六十许岁，安得为百八十岁也？天下安得此老寿？与晋时得范明友之奴正复妄言耳。且使窦公诚有献书事，则「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遗经、异人，其有不详叙之邪？盖歆赝作《周官》，故伪造故事以证明之也。其所云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献二十四卷《记》」，考《史记礼乐志》《河间王世家》《儒林传》皆无此事，则亦歆所伪托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故于《七略》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其术至巧密。岂知心劳日拙，千载后终有发覆之日邪？
　　此所云献王、毛生采《周官》，皆点缀其人以为旁证，又云「与制氏不相远」以重之也。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着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二十三卷《记》载于《别录》，不可谓「微」。其所谓「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书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礼乐志》亦有引河间乐之说，附辨于下：
　　汉书礼乐志附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朱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太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公卿以为「久远离分明」，则亦「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之伦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师古曰「夹，音颊。」
　　《左氏微》二篇。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着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着，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谷》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谷》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虽博士屡立屡废，而贾逵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见《后汉书贾逵传》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谷》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谷》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太史公书》关本朝掌故，东平王宇求之，汉廷犹不与，见《汉书东平思王传》况《国语》实是「相斫书」乎？时人罕见，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陈元、贾逵所以能腾其口说也。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尝通公子顽，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陈佗非五父，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幸迁、向书尚在，犹可考见一二耳。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据《左传》以攻《史记》，误甚矣。其详别见《左氏传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