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书大全说


  存养、省察之先后,史伯璇之论,可谓能见其大者矣。其云“有则俱有”,诚有以察夫圣功之不息;其云“动静无端”,则又以见夫理事之自然。而“立言之序,互有先后”,所以“无不可”者,则抑有说。
  中庸之言存养者,即大学之正心也;其言省察者,即大学之诚意也。大学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是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则必欲正其心,而后以诚意为务;若心之未正,则更不足与言诚意。此存养之功,所以得居省察之先。盖不正其心,则人所不知之处,己亦无以自辨其孰为善而孰为恶;且昏睯狂迷,并所谓独者而无之矣。此章句于首章有“既尝戒惧”之说,而大学所谓“毋自欺”者,必有其不可欺之心;此云“无恶于志”者,必有其恶疚之志。如其未尝一日用力于存养,则凡今之人,醉梦于利欲之中,直无所欺而反得慊,无所恶而反遂其志矣。故大学以正心次修身,而诚意之学则为正心者设。中庸以道不可离,蚤著君子之静存为须臾不离之功,而以慎独为加谨之事。此存养先而省察后,其序固不紊也。
  大学云:“意诚而后心正。”要其学之所得,则当其静存,事未兆而念未起,且有自见为正而非必正者矣。动而之于意焉,所以诚乎善者不欺其心之正也,则静者可以动而不爽其静,夫乃以成其心之正矣。然非用意于独之时一责乎意,而于其存养之无闲断者为遂疏焉。亦犹“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之心始终以之,而治国之功大行于家齐之后,则君子之化为尤远也。知动之足以累静,而本静之所得以治动。乃动有息机,而静无闲隙;动有静,而静无动;动不能该静,而静可以该动;则论其德之成也,必以静之无闲为纯一之效。盖省察不恒,而随事报功;存养无期,而与身终始。故心正必在意诚之后,而不言之信、不动之敬,较无恶之志而益密也。此省察先而存养后,其序亦不紊也。
  盖于学言之,则必存养以先立乎其本,而省察因之以受。则首章之先言戒惧以及慎独者,因道之本然以责成于学之词也。即大学“欲正其心”先于“欲诚其意”之旨。
  于德言之,则省察之无恶者,遏欲之功征于动,而动固有闲;存养之恒敬恒信者,存理之功效于静,而静则无息。此章之繇“入德”而“内省不疚”,繇“无恶于志”而“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因学之驯至以纪其德之词也。即大学“意诚而后心正”之旨。
  功加谨者,用力之循常而益倍;德加密者,有得之繇勉以趋安。审乎此,则先后之序,各有攸当,不但如伯璇所云“无不可”,而实有其必不可逆者矣。

  双峰分“奏假无言”二段,各承上一节,其条理自清。史伯璇以章句所云“加密”及 “愈深愈远”之言证之,诚为有据。
  且动之所省者意也,意则必著乎事矣。意之发为喜也,劝民者也;发为怒也,威民者也。民之于君子也,不能喻其静存之德,而感通于动发之几。喜怒不爽于节以慊其所正之志,则早已昭著其好恶之公,而可相信以滥赏淫刑之不作,其劝其威,民之变焉必也。
  若敬信之存于心也,未有喜也,未有怒也,欲未见端而理未著于事也,不显者也,民之所不能与知也。唯百辟之于君子也,受侯度而观德者也,固不但感于其喜怒之不忒而以为劝威矣。进前而窥其德容之盛,求之于素而有以知其圣功之密,则相观以化,而奉若以正其家邦者,无不正矣。
  故“奏假无言”者,省察之极功,而动诚之至也;“不显惟德”者,存养之极功,而静正之至也。然则所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者,一言其“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之德而已矣。
  天不可谓之敬,而其无妄不贰者敬之属。天不可谓之信,而其无妄不爽者信之属。而天之不言不动,乃至声臭之俱泯,其固然已;而抑于声臭俱泯之中,自有其无妄者以为之载,是以於穆而不已。则以配君子之德,密存而不显于言动未形之中,乃至思勉之俱化;而抑于言动不形之地,自有其笃厚之恭,以存其诚,是以敦化而不息。乃要其存诚不息而与天同载如字,事也。者,则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致中者是也;自戒慎恐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其守不失者是也。而为显其实,则亦敬信而已矣。
  乃此专纪静存之德而不复及动察者,则以慎独之事,功在遏欲,故唯修德之始,于存理之中,尤加省察;及乎意无不诚而私欲不行矣,则发皆中节,一率其性之大中,以达为和而节无不中。则所谓义精仁熟,不待勇而自裕如者,又何动静之殊功哉?
  约而言之,德至于敬信,德至于“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则诚无息矣,人合天矣,命以此至、性以此尽、道以此修、教以此明而行矣。故程子统之以敬,而先儒谓主敬为存诚之本。在动曰“敬”,在言曰“信”,一也。则此章于诚之上更显一“笃恭”,以为彻上彻下居德之本。若游氏“离人立独”之云,盖敬之贼也,诚之蠹也,久矣其索隐而亡实矣!

  诚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无声无臭,居德之地也;不舍斯谓敬矣。化之所敦,行德之主也;无妄之谓诚矣。尽己以实则无妄。无妄者,行焉而见其无妄也。无声无臭,无有妄之可名也。无有妄,则亦无无妄。故诚,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载也,天德也。君子以诚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诚,圣功极矣。中庸至末章而始言“笃恭”,甚矣其重言之也!

学而篇

  读论语须是别一法在,与学、庸、孟子不同。论语是圣人彻上彻下语,须于此看得下学、上达同中之别,别中之同。
  如“学而时习之”一章,圣人分中亦有此三种:“时习”则自“说”,“朋来”则自 “乐”,“不愠”则固已“君子”。初学分中亦有此三种:但“时习”即“说”,但“朋来 ”即“乐”,但“不愠”则已为“君子”。
  又“时习”、“朋来”而“不愠”,斯“说”、“乐”而“君子”,则学者内以安其心,外以成其身,浑然具足而无所歉。抑“时习”而已“说”,“朋来”而已“乐”,“不愠”而已“君子”,则学者可无求“说”、“乐”于外物,而他有待以成其德。
  且学者之于学,将以求“说”、“乐”也,将以为“君子”也。乃必于此而得之,则亦当自勉于“习”,广益于“朋”,而无以“知”“不知”动其心,固可以开初学入德之门。乃言乎“说”而天理之来复者尽矣,言乎“乐”而天理之流行者著矣,言乎“君子”而天德之攸凝者至矣,则亦可以统作圣之功。
  果其为“学”,则“习”自不容中止,“朋”自来,“不知”自“不愠”,德即成于不已。然“学”而不“习”,“习”而不“时”,“时习”而不能推以及人,得“朋”为“ 乐”,而“不知”则有所“愠”,亦学者之通病。故必“时习”而抑有以得夫“朋来”之“ 乐”,“乐”在“朋来”而抑不以“不知”为“愠”,乃以有其“说”、“乐”,而德以成,则“说”、“乐”、“君子”所以著「时习”、“朋来”、“不愠”之效。然非其能“说 ”、能“乐”、能为“君子”,要不足以言“学”,则亦以纪学者必至之功。
  夫子只就其所得者,约略著此数语,而加之以咏叹,使学者一日用力于学,早已有逢原之妙,终身率循于学,而不能尽所得之深。此圣人之言,所为与天同覆,与地同载,上下一致,始终合辙;非若异端之有权有实,悬羊头卖狗腿也。集注兼采众说,不倚一端,可谓备矣。然亦止于此而已矣。他如双峰所云“说”之深而后能“乐”,“乐”之深而后能“不愠”,则“时习”之“说”,与“朋来”之“乐”,一似分所得之浅深;而外重于中,以“ 朋来”之“乐”遣“不知”之“愠”,尤为流俗之恒情,而非圣人之心德。
  又小注为此三段立始、中、终三时,尤为戏论。“朋来”之后,岂遂无事于“时习” ?安见“人不知”者,非以“朋”之未“来”言耶?至于专挈“时习”为主,如云峰之说,则直不知乐行忧违,成物以成己,安土而乐天,为圣贤为己之实功,而但以学、问、思、辨概圣学而小之,则甚矣其陋也!
  论语一部,其本义之无穷者,固然其不可损,而圣意之所不然,则又不可附益。远异端之窃似,去俗情之亿中,庶几得之。

  本文一“学”字,是兼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言,包括原尽,彻乎“时习”而皆以云“ 学”。若集注所云“既学而又时时习之”一“学”字,则但以其初从事于学者而言耳。“既 ”字、“又”字,皆以贴本文“时”字,故集注为无病。小注所载朱子语,则似学自为一事,习自为一事,便成差错。胡氏之说,自剔得集注分明。集注云“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此岂暂一尝试于学之谓乎?“时习”兼“温故知新”在内,非但温理其旧闻而已。
  学有对问、对思、对修而言者,讲习讨论是也。此“学”字与“大学之道”“学”字同,该括广大,故上蔡以“坐如尸、立如齐”言之。昨日之坐尸、立齐者,自昨日事;今日之坐立,又今日事。事无穷,道自无穷。岂今日之坐立,以温理昨日之如尸、如齐者乎?
  冯厚斋专就讲习讨论上说,只作今经生家温书解。此俗学、圣学大别白处,不容草次。知集注“既学”之“学”,非实诠本文“学”字,则此疑冰释矣。

  前后统言孝弟,而朱子以前所言孝弟为“资质好底人”,则又分上一层说得容易,下一层说得郑重。是以金仁山有“前以质言,后以学言”之说。乃集注直云“上文所谓孝弟” ,则又似乎无分。是以陈新安有“善事之中有无限难能”之说。
  以实求之,则朱子谓上言资质者本无病,而仁山所云下以学言,则不成语也。此处亦易分晓。世岂有孝弟而可谓之学耶?学也者,后觉效先觉之所为。孝弟却用此依样葫芦不得。虽所为尽道以事亲者,未尝无学,而但以辅其尽性之功,则辅而非主。为孝子、悌弟者,止勉求远乎不孝、不弟,而非容有效孝、效弟之心。效则不名为孝弟矣。以孝弟为学,故姚江得讥有子为支离。而有子岂支离者哉?集注言“为仁犹言行仁”,只在用上说,故小注有水流三坎之喻,言其推行有渐,而非学孝、学弟以为学仁民、学爱物之本。故注又云“学者务此”,但如本文言务而不言学。“学”字与“务”字,义本不同。学者,收天下之理以益其心;务者,行己之德以施于天下。知此,则知为仁也,不犯也,不乱也,皆以见于天下之作用言而一揆也。
  大抵有子此章,言德而不言学,故程子曰“孝弟,顺德也”。不犯、不乱,德之浅者也。为仁,德之大者也。孝弟,德之本也。要以言德而非言学也。
  乃孝弟而不犯、不乱,极乎下以浅言之,而深者亦在其中。不特善事之难能,而推夫不犯不乱之至,则文王之服事小心,周公之“赤舄几几”,亦但以免夫犯乱。特就其浅者言之,则乡党自好者之守法安分,亦得与焉。此极乎下以通上也。
  孝弟为为仁之本,极乎上而大言之,而小者亦在其中。不特孝弟之无异文,而即夫人之恩施姻亚、睦辑乡党而仁及人,不杀一启蛰、不折一方长而仁及物,亦莫非仁道之生。特就其大者言之,则君子之以弘夫爱之理,而全夫心之德,亦此道焉。此极乎上以通下也。
  要则孝弟皆以尽性言,而浅者则因其性之所近而得合,深者则有以尽夫性而无所缺耳。在夫人,固因其质之美,而实不无专心竭力之功。在君子,甚有至德弘道之功,而要不可谓之学。故支离之病,仁山实启之,非有子之过也。

  “鲜矣”与“未之有也”,文势低昂,以分轻重耳,正不当于此细碎分裂。潜室之说,殊增葛藤。
  或人“若说鲜矣,则未以为绝无”一问,极不惺忪。总缘他泥著下章注“专言鲜”一 “专”字。且如“知德者鲜矣”,千里一圣,犹比肩也,使当世而有一二知德者焉,讵致劳圣人之叹?
  潜室不与直截决去其疑,乃为“纵是有之”之说,则愈入棘丛。且即使谓鲜非绝无,亦以人而言。犹云天下之能孝能弟者而好犯上,千百人之中不过一二人而已。岂谓此一人者少作犯上之事哉?犯上之事,止一已足。况本文不但云“犯上”,而必云“好”。好则不厌频为,偶一过误为之,不可谓好。中心之好恶,宁可较量多少?
  下章“鲜矣仁”语,意亦如此。言凡天下之巧言令色者,鲜矣其能仁也。方于“矣” 字文理无碍。知此,则知程子“非仁”之说,甚合本旨。不然,夫人心德之仁,必无不仁而后可为仁,故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岂可以多少论哉?

  集注“必其务学之至”六字,是朱子活看末二语处,极駴俗目。玩小注所引朱子之言,则似朱子初年亦将“未学”当真煞说。逮其论定而笔于集注,添一“或”字,与“吾”字作对,意谓:人或疑其未学,而我则信其已学;使未学也,则亦安能尔哉?所以兼采游、吴二说以存疑。而所云“苟非生质之美”者,则除下圣人生知、安行一例以为言,亦理有固然,而非故作两头马之词也。
  盖本文之旨,原以考学之成,而非泛论人品。使其抑学扬行,则当云虽其未学,亦与学者均矣。子夏到底重学,以破一切高远之说,谓此亲贤尽伦之事,人有妄谓其无假于学者,而我必谓非务学之至者不足与此。则天下岂有不学而能之圣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