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释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余论】《四书辨疑》：只以尽己为忠，义有未备。天下之事，亦有理所当隐不当尽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此亦尽己之谓，圣人未尝以忠直许之也。况尽己以实，只是一意，忠与信不可辨也。忠信理虽相近，要之自是两事。曾子分明说在两处，解者不可相混无别也。《语录》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说也得，做两事说也得。”此说意持两端，无真正可凭之理。盖忠当以心言，信当以言论。心无私隐之谓忠，言有准实之谓信。此乃忠信之别也。黄氏《后案》：《注》谢说：“曾子专用心于内”，东发先生曰：“专用心于内，近时禅学之说耳。后有象山因谓今传于世者皆外入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皆谢氏之说也。”陆稼书谓省兼内外。内不欺于心，外不谬于事，皆当省诸身。专用心于内，非经恉也。诸书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为庄周，子贡之徒有鬼谷子而流为苏秦、张仪，本无确据。卽信有之，将邢恕之过必咎程子乎？谢说过矣。
　　
　　【发明】《反身录》：贤如曾子，犹日三省。若在吾人，资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万绽，其所当省者，岂止于此？故必每日不论有事无事，自省此中能空凈不染乎？安闲恬定乎？脱洒无滞乎？视听言动能复礼乎？喜怒哀乐能中节乎？纲常伦理能不亏乎？辞受取予能当可乎？富贵贫贱能一视乎？得失毁誉能不动乎？造次颠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惧乎？习气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审，务要无入而不自得，纔是学问实际，否则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考异】《释文》：“道”本或作“导”。皇本作“导”。宋高宗《石经》“敬”作“钦”，避翼祖讳。
　　
　　【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马兵甲粮糗刍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然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同，疑孟子未尝尽见班爵分土之藉，特以传闻言之，故不能无少误。若《王制》则故非三代古书，其亦无足据矣。崔述《三代经界通考》：先儒惑于《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后抵牾，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据也。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鞌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会，有甲车千乘。卫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晋地虽辟，岂能数倍于文公之世？然则贫故车少，富故车多，不尽称徒以造车，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于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则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惟是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刘氏《正义》：案《注》包马异说。皇、邢《疏》如文释之，无所折衷。后人解此，乃多轇轕。从马氏则以千乘非百里所容，从包氏则以《周礼》为不可信。纷纷诘难，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鹗《求古录》说此最明最详，故备录之。其说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又言‘万乘之国，千乘之家。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车万乘，百里出车千乘，十里出车百乘也。子产言‘天子一圻，列国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说。以开方之法计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国，计有万井。万井而出车千乘，则十井出一乘矣。若马氏说百井出一乘，则百里之国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与《孟子》不合。包氏合于《孟子》，是包氏为可据矣。哀十二年《公羊传注》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此一证也。马氏之说，则据《司马法》。郑注《小司徒》亦引《司马法》云：‘井十为通，通三十家，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贾《疏》：‘通九十夫之地，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马法》一书，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与《孟子》、子产皆不合，信《司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家富不过百乘。’今谓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国诸侯，必不然矣。或谓：‘《司马法》车乘有两法：一云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贾公彦以士十人、徒二十人为天子畿内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为畿外邦国法。此言千乘之国，是畿外邦国也。一乘车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马牛刍茭具备。此岂八十家所能给哉？’不知天子六军出于六乡，大国三军出于三乡，盖家出一人为兵也。又三遂亦有三军，三乡为正卒，三遂为副卒。乡遂出军而不出车，都鄙出车而不出兵。孔仲达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乡。六乡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诸侯。昔诸侯出兵，先尽三乡三遂。乡遂不足，然后徧征境内。’贾公彦《小司徒疏》亦云：‘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于乡遂。犹不止，徧境出之，是为千乘之赋。’然则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兵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调发之通制。《鲁颂》“公交车千乘，公徒三万”正与《司马法》合。’此说得之。然则都鄙卽至出兵，而调发之数惟用三十人，岂八十家所不能给哉？至于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无过家一人耳，此但备而不用，惟搜田讲武乃行，又何不给之有？农隙讲武，正当人人训练，家出一人，不为厉民也。若夫车马之费，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无禁，则造车不难。马牛畜之民间，可给民用，不过暂出以代搜田之用耳。刍茭则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车四马，又何患其不给乎？或又谓：‘百里之国，山川林麓城郭宫室涂巷园囿三分去一，三乡三遂又不出车，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则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国以出税之田言，非以封城言也。《孟子》方颁禄禄，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与田通称，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则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园囿等固已除去矣。颁禄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则禄不均矣。茍境内山川甚多，而封城止百里，田税所出，安足以给用乎？故知大国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礼》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说，盖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则专言榖土耳。城郭宫室涂巷等虽有定数，然亦非榖土，则亦不在百里之内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说，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计数。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亩则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则百里之国不谓封疆，其里亦非广长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亩，而《周礼》有不易百亩，一易二百亩，再易三百亩之说，盖《孟子》言其略，《周礼》则详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礼》以三等均之，其说至当。《左传》：‘井衍沃，牧隰卑。’郑氏谓‘隰卑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是也。是则一井不必九百亩，百里之国亦不必九百万亩，以通率二井当一井，当有一千八百万亩矣。《孟子》但举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亩，大国百里’也。乡遂之民皆受田，则亦有车乘，但其作之之财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车，非无车也。夫如是，百里之国岂不足于千乘哉？包氏之说，可无疑矣。”物茂卿，论语征》：万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谓天子为万乘，诸侯为千乘，大夫为百乘，语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计其囊之藏适若干而言之乎？古来注家布算求合，可谓“不解事子云”矣。
　　
　　按：《论语征》十卷，日本物茂卿撰。议论通达，多可采者，惟中土少传本。俞樾《春在堂随笔》录十余条，大旨好与宋儒抵牾。兹择其议论纯正者录而存之。
　　
　　方观旭《论语偶记》：《集解》云：“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近时经师从马氏。窃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谓摄国君之政令。《先进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谦不敢当千乘之国。则千乘之国为百里甚明，以他经解《论语》，何如以《论语》证《论语》？
　　
　　按：如方氏之说，千乘之国为百里，毫无可疑。《周礼》伪书，不足据也。
　　
　　俞樾《湖楼笔谈》：千乘之国，马包异说，当以包说为长。子路曰“千乘之国”，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盖子路所说者，百里之国，故冉求从而递减之，为六七十五六十也。若从马说，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过大矣。大约古人言百里之国使为大国，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极小言，百里以极大言。不极小不足见托孤之难，不极大不足见寄命之难。后人生大一统之世，提封万里，遂觉百里之地小若弹丸，此古今之势异也。郑浩《论语集注述要》：千乘有二说：《马注》一成八百家出一乘，千乘为方三百一十六里。《包注》十井八十家出一乘，千乘适为百里之地。朱子前尝是马说，及为《集注》，又不实指，仅曰“其地可出兵车千乘”，岂因十者皆难知其孰确，不欲多费力于无用之地乎？以下凡名物度数无关本文经旨，纷议莫能确定者准此。
　　
　　【集解】马曰：“道，谓为之政教也。《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然则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适千乘也。”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包曰：“为国者兴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节用者，不奢侈也。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也剩。作事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也。”
　　
　　【唐以前古注】《诗小雅信南山正义》引郑注《司马法》云：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周礼小司徒疏》引郑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皇疏》：千乘，大国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千乘尚式，则万乘可知也。此以下皆导千乘之国法也。为人君者，事无小大悉须敬，故云“敬事”也。《曲礼》“毋不敬”是也。又与民必信，故云“信”也。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也。
　　
　　【集注】道，治也。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时，谓农隙之时。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
　　
　　【余论】《四书剩言》：《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丰迎较公旬之政，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农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举趾”，则使民耕植之时。“九月筑圃，十月禾稼”，则使民刈获之时。“龙见而毕务，火见而致用”，则使民兴筑之时。“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则使民樵棌之时。“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则使民谨出入修桥道之时。故《春秋传》曰“凡启塞从时”，谓凡事之启塞皆当从其时也。《黄氏后案》：陆稼书说：“敬是遇事谨慎之意，不必言包括众善。信者不用权诈，不朝更夕改，惟此真确之诚，表里如一，始终如一。虽事势之穷，亦济以变，而守常之时多，济变之时少也。节用不必说，节非褊啬，而当节者，务欲返一国奢靡之习而同归于淳朴。爱人不必说，爱非姑息，而当爱者，务欲合一国臣民之众而共游于荡平也。”式三案后儒标示心学，说敬太过，失之。于此章尤不合。信与节爱，近解亦过求深。寻绎经恉，陆氏说是。《杨注》云“未及为政”，未可据。敬信节爱时使自有实功实效，以发所存之正。朱子《与张敬夫书》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阔之论，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然则论治未有专言所存者，朱子盖节取其论所存而录之欤？朱子作《集注》，意在详录宋儒之说。而说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节取也。读《注》者或误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东塾读书记》：《道千乘之国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此于圣人之言颇有不满之意，似不必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