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论马端临朱申毛可与朱说参看且能发明风人之旨
　　马端临曰，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欢，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鸟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欢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欢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如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欢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逮，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采薇，三家本不以为文王诗，马氏专据毛诗。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且夫子尝删诗矣，所取于关雎，谓其乐而不淫，则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提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蹇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其多如此，夫子犹存之，不知所删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蹇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子淫邪可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Ａ１１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蹇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者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锡瑞案毛序不尽可信，毛诗与左氏春秋出河间博士，其与左氏合者，亦不尽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诗犹为近古，与其信后人之臆说，又不台信毛诗，朱子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者自作，不可为训，马朱以申毛，能发明风人之旨。
　　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于三家魏源据以为三家诗未可执为确证
　　解经必遵最初之说，而后起之说不可从，尤必据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礼记乐记疏引异义云，今论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者，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矣，许君谨案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今案郑诗说妇人者，唯九篇，异义云十九者，误也，无十字矣，锡瑞案许君异义引诗之例，必云今韩鲁诗说古毛诗说，以为分别，此谨案下无引今诗古诗字样，则此说必非出于诗家，当是许君自为之说，亦或别有所本，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举溱洧一诗，以为郑俗多淫之证，非谓郑诗皆是如此，许错会此旨，举郑诗而悉被以淫名，自后遂以郑诗混入郑声，而谓夫子不当取淫诗，又以序所云刺时刺乱者，改为刺淫，则皆许君之一言误之矣，刘氏之说，是以许君为自为之说也，白帖引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会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此通义未知是刘向通义，或即白虎通义，当为许君之所本也，然其说有可疑者，异义通义皆云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而郑诗实无十九篇说妇人者，孔疏以为今郑计说妇人者唯九篇，则其数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郑诗说妇人者，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丰，东门之单，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实止七篇，女曰鸡鸣，古贤夫妇警戒之词，虽说妇人，不得谓之淫诗，野有蔓草，韩诗外传与说苑，皆载孔子遭齐程本子倾盖而语，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诗，韩鲁义同以为邂逅贤士，与毛朱男女不期而会异，是三家亦不以为淫诗，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数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学者姑置之可也，魏源古微好创新说，引白虎通与汉书地理志，郑国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说怿，为班固鲁诗说，又引异义许君谨案之说，为三家诗，不知许君未明引今韩鲁诗，何以知为三家，白虎通与汉志，皆未明引诗说，又何以知为三家，后汉书注引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之辰，于溱洧二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韩诗惟以溱洧为淫诗有明文，与毛义同，不以野有蔓草为淫诗，则与毛义异，韦昭毛诗答问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江淹丽色赋云，感蔓草于郑诗，自是毛义，而江淹杂诗云，既伤蔓草别，方知大杜情，则同三家遇贤之义，诗人非经学专家，随手掇拾，不为典要，魏乃强为调停之说，谓遇贤而诸男女，犹离骚比君子于美人，舍韩诗明文可据者，而强同于毛义，又于三家无明文可据者，而执异义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实事求是之义。以申侯为狡童，以子瑕说扬之水，皆无据。
　　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或以为续于卫宏皆无明文可据即以为卫宏续作亦在郑君之前
　　陈澧曰，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载诗谱，不言序为谁作，沈重之说，不知所据。澧案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简略，故亦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郑君虽无说，读之自明耳，郑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是郑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为，非独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诗谱则云刺厉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据此则郑君以序皆毛公所定，虽首句亦有非子夏之旧者也，或谓序之首句传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后人续作，尤不然也，如终风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而无遭州吁之暴云云，则次章莫往莫来，传云人无子道以来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谓子者谁乎，以母道加谁乎，又如考序云，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究处，毛传云，考成乐也，山夹水曰涧，曲陵曰阿，，宽大貌，轴，进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则此传但释考涧阿轴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庄公矣，且永矢弗告，传云无所告，语，尤不知所谓矣，郑风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毛传亦但释字义，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锡瑞案陈氏引序文以证郑义可谓明切，但如其说，郑既以为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为皆出子夏，又以序为皆出毛公，是郑君一人之说，已前后歧异，盖本无明据，故游移无定，安见郑说可尽信乎，陈引载驰有女同车，以为序有续作，陈信毛诗者，故以为毛公续子夏，其不信毛诗者，不亦可以为卫宏续毛序乎，陈引终风考羔裘，以为作传时，不但有首句，足卫宏续序不说，不知苏辙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兴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尸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又不知陈澧何以解之，平心论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属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后，而属之卫宏，其实皆无明文，三家既亡，无有更古于毛诗者，即谓序出卫宏，亦在郑君之前，非后人臆说可比，学者当尊崇为古义，不必争论为何人也，四库提要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苌以下弟子所附。斯为定论。
　　论十五国风之次当从郑谱世次篇次三家亦不尽同于毛
　　毛义孤行，而诗之国次世次篇次皆从毛为定为，其实有不然者十五国风之次古说已不同孔疏于毛诗国风云，郑谱王在豳后者，退就雅颂，并言王世故耳，诸国之次，当是大师所第，孔子删定，或亦改张，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遍歌周乐，齐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后歌魏，杜预云，于诗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杜以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则如左传之次，郑意或亦然也，又于王城谱云，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又于郑谱云，既谱桧事，然后谱郑，又于桧谱云，郑灭虢桧而处之，故谱先桧而后郑，欧阳修曰，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郑齐魏唐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魏源曰，大师旧第，不过以邶卫王东都之地为一类，豳秦西都之地为一类，郑齐一类，唐魏一类，陈桧曹小国一类，取其民风相近，初非有大义其问，所谓其文则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后，先唐于秦，既裁以大义，不事沿袭，则王几民风鸟有仍厕侯国之理，桧为郑并向独不援魏唐画一之例，乃有夫子旧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入耳目而不觉者，其说曰，王在豳后，桧处郑先，是说也郑诗谱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旧第三家同传，郑安敢冒不韪以更毛次，必因毛诗进王退桧，徒欲复大师原第而大乖夫子古义，故郑援鲁韩次第以正之，锡瑞案三说当从郑谱为正，魏氏之说近是，以为夫子旧第，三家同传，虽无明文可证，然其说必有所授，孔疏臆断以为郑意亦如杜说，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则郑君作谱，何敢擅更毛诗之次第乎，魏源又谓毛诗篇次，如后采于草，后赉于桓，与乐章不符，增笙诗佚篇于小雅，厕宣王采薇出车之诗于正雅，与三家诗不符，案困学纪闻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而取采，盖采旧在草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而后草，今考齐诗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据，而仪礼以鹊巢采三篇连奏，左氏传云，风有采蘩采，则毛诗以草列采蘩采之间实紊其次，左氏传以赉为大武之三章，桓为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于今颂次第，盖楚乐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颂次第，桓八赉九，则毛诗与左传不同，六笙诗本不列于诗，故史记汉书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雾，尚书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则三百十一篇，与古说皆不合，盖笙诗本有声无辞。如金奏下管，皆乐歌而非诗。以金奏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下管新宫为斯干，象为维肖，皆非是，豳雅豳颂，亦不敢强为之说。毛以六笙诗人诗非，郑俗改什尤非，采薇出车大杜，为宣王诗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马融传盐铁论潜夫论古今人表，文王时无南仲，宣王时有南仲，然则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车云，王命南仲，即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诗列于文王时，尤篇次之误者，若郑笺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刺厉王，疏以为出鲁诗，鲁诗以黍离为卫公子寿所作，当入卫风，不入王风，足见汉人所传之诗次序，不尽与毛诗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见，至于世次，则孔疏于卫风已云，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于郑风引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录其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则作序乃始杂乱，是毛诗次第之不可据，郑孔皆明言之，郑君时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诗之误也，郑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诗，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为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鸣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传，又云，为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是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苇既醉凫为武王之诗，与郑谱不同，略可考见三家诗之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