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
　　毛传孤行久矣，谓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关雎刺晏朝，苜伤恶疾之类，人必以为传闻各异，事实无徵，今以典礼之实有可徵者，略举二南数事证之，如韩诗外传五引诗鼓钟乐之，与毛诗钟鼓乐之不同，外传一引诗作钟鼓，盖后人依毛诗误改外传，言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而不及鼓，侯包韩诗翼要曰，后妃房中乐有钟声磬，亦不及鼓，是韩诗不作钟鼓甚明周礼磬师教缦乐燕乐之钟磬郑注，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疏云，燕乐房中之乐者，此即关雎二南也，谓之房中者，房中谓妇入后妃，以风喻君子之诗，故谓之房吕之乐，据此则古周礼说与韩诗合，皆谓房中乐有钟磬而无鼓，钟磬清扬，于房中宜，鼓音重浊，于房中不宜，或据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谓韩诗亦当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与钟磬并列，仍不当兼言鼓，鼓钟之鼓训击，是虚字，是一物，钟鼓之鼓是实字，是二物，毛作钟鼓，与古礼不合，此毛不及韩诗者一，说文引诗以{曰女}父母，与毛诗归宁父母不同，盖三家之异文，春秋庄二十七年杞伯姬来，何休公羊解诂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宗，疏云，其大故者，奔丧之谓，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齐，彼注云，奔父母之丧是也，自从也，言从大夫妻以下，即诗云归宁父母是也，案诗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叙故也。案归宁父母是毛诗，三家不作归宁，亦未必以葛罩为大夫妻，疏引诗误。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据此则今春秋公羊说夫人不得归宁，古春秋左氏说夫人亦得归宁，案诗竹竿云，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故泉水载驰竹竿，皆思归而不得，战国策左师说赵太后，甚爱燕后，饮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诸侯女既嫁不得复反，反即大归，战国时犹知此义，当从今文说，不得归宁为正，毛诗与左传同出河间博士，故此传曰，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毛以父母在得归宁，父母终，不得归守为调停之说，郑笺泉水云，国君夫人父母在归宁，正本毛传，惠周惕诗说谓古无归宁之礼，毛传因左氏而误，其说近是，盖郑笺又因毛传而误也，段玉裁亦疑毛传，谓方嫁不得遽图归宁，此归字作以字为善，是欲改毛以从三家，不知今古文说不同，陈奂谓父母在九字为郑笺窜入，是欲删毛以归之郑，亦不知今古文说不同，皆明见毛义之不安而不敢，即如陈氏强释毛义，谓归以安父母，归宁不训归家，而截归字为一句，殊近不辞，不如三家作以{曰女}父母，文义甚明，不与归宁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因学纪闻引曹粹中诗说，齐诗先采而后草，据仪礼合乐歌周南，则关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则鹊巢采蘩采三篇同奏，古诗篇次，以采列草之前，三家次第，当与毛异，齐诗传自辕固，夏侯始昌为辕固弟子，后苍事始昌，通诗礼，为博士，二戴皆后苍弟子，则仪礼及二戴礼中所引诗当为齐诗，曹氏所言，不为无据，毛失其次，与仪礼歌诗不合，此毛不及齐诗者三，五经异义今诗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古毛诗说驺虞义兽，白虎黑文，案贾谊新书礼篇，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仪礼乡射礼注，其诗有一发五豝五豵，于嗟驺虞之言，乐得贤者众多，欢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礼记射义驺虞者，乐官备出，注乐官备者，谓驺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多也，于嗟乎驺虞，欢仁人也，皆与韩鲁诗合，文选魏都赋注引鲁诗传曰，古有梁驺，梁驺天子猎之田也，韩义盖与鲁同，若山海经逸周书尚书大传，虽言驺虞，而未尝明言即诗之驺虞，汉初大儒，如申公韩太传贾太传，必无不见山海经逸周书，而不引以解诗之驺虞者，知彼所言驺虞，非诗之所言驺虞也，毛诗晚出，见驺虞二字偶合，遂据以易三家旧说，撰出义兽二字，以配麟之仁兽，异义引毛诗说周南终麟趾，召南弱驺虞，俱称嗟欢之，皆兽名，后人多惑其说，不知麟趾为关雎之应，驺虞为鹊巢之应，此是毛义，非三家义，且即以毛义论，驺虞与麟亦不相对，麟之趾序笺云，有似麟应之时，疏引张逸问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无致麟之事，若驺虞据尚书大传散宜生取以献纣，是文王实致驺虞矣，一实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为相对，至于于嗟欢辞，屡见于诗，如于嗟阔兮，于嗟洵兮，于嗟鸠兮，于嗟女兮，皆诗人常言，岂可以两处欢辞偶同，强为牵合，焦氏易林云，陈力就列，驺虞悦喜，亦以驺虞为官名，陈乔枞以易林为齐诗，是三家之说同，尔雅多同鲁诗，故释兽无驺虞，以驺虞为兽名，毛诗一家之言，与古义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举四证，皆二南之关于典礼者，学者可以隅反。
　　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
　　王应麟诗考后序曰，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莒，周南大夫妻作当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夫人及其传母作式微庄姜传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之传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列女传贞顺传，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莒，与文选辨命论注所引韩诗合，贤明传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乱世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尾云云，与后汉书周磬传注所引韩诗章句合，贞顺传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云云，与韩诗外传合，母仪传卫姑定姜赋燕之诗，与坊记郑注合，郑为记注时，多取韩诗也，又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黾勉，然则向所述者，乃韩诗也，锡瑞案二说皆有据，盖鲁韩义本同史记，儒林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以史记之说推之，可见鲁韩三家诗，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若全无异，则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并立三家，若全不同，则如毛诗大异而不可并立矣，三家诗多不传，今试取其传者论之，如黍离一篇，新序节士篇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此刘子政所引鲁诗义也，而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后法郅理韩诗，光武讼恽授皇太子韩诗，恽说太子曰，吉甫贤臣放逐孝子，薛君韩诗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是韩诗以黍离伯封作，与鲁诗以为公子寿作者异，韩诗外传载赵苍唐为魏文侯子击使于文侯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说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据鲁诗而与韩诗同者，盖论此诗之事，则异国异人并异时，而论此诗之义，则同一孝子之见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异而大同，外传与说苑皆可引为思亲之意也，若共篇次则鲁诗当入卫风，与毛诗异，韩诗当入王风，与毛诗同，而其说解则鲁韩可合，而与毛诗全不合，三家大同小异，可以此诗推之，魏源不知此义，乃欲强合鲁韩为一，谓伯封乃卫寿之字，反以曹植徵引为误，则御览明引韩诗伯封作，岂亦误乎，伯封为卫寿字，又何据乎，凭臆武断，讵可为训，盖误于鲁韩诗，从无不同之见，而未考史记儒林传也。
　　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为说诗者一大疑案，关雎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至关雎之义也，经典释文卷第五，旧说云起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诗序辨说，以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其余首尾为关雎之小序，诗正义自关雎以后，每诗一篇，即有一序，皆谓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诗谱外，王肃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范蔚宗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魏徵等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韩愈议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成伯以为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王安石以为序乃诗人所自制，程子以为小序国史之旧文，大序孔子所作，苏辙以为卫宏所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余皆删去，王得臣以为首句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郑樵王质以为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说者不一，自唐定正义以后，惟宋欧阳修撰毛诗本义，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犹未甚立异同，迨郑樵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尽削去之，而以已意为说，其诗序辨曰，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第为之传，其不作序又明序，小序出于卫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欢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案人多以为毛序与古书合，此则以为卫序取古书。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成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有美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之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此也，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案近人引汉广序德广所及等语，汉时古书多未见，必是引序。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说，二南分系之说，羔羊蟋蟀之说，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以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献通考载石林叶氏说略同。程大昌考古编曰，范传，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所序者，毛传耳，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锡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与释文旧说朱子辨说并异，以发序两语为小序，两语以外，续而申之者为大序，小序出于国史，为古序，大序缀于卫宏，非子夏所作，其说本于苏辙，实洲源于成伯，近人魏源谓续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说，魏晋以后，毛传孤行，人多遵信序说，以为真出子夏，至宋则疑信参半，朱子作诗集传，如亦从序，后与吕祖谦争辨，乃改郑樵说，有辨说攻小序，而集传未及追改，如缁衣丰年等篇者，元延科举法诗用朱子集传，而毛传几废，国朝人治汉学，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汉今文学，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论之，诗之序犹书之序也，诗序有今古文之分，犹书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书序，见于史记所引者可信，马郑古文书序，不可尽信，三家今文诗序，见于诸书所引者可信，古毛诗序，不可尽信，郑君论纬说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窃谓古文诗书之序，当如郑君之说，若郑樵攻毛序而以已意为序，则近于妄，魏源诗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无者，皆以己意补之为序，是郑樵之类也。
　　论朱子不信毛序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列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远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氏则不可以强而推，凡小序唯计文明曰，直提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马端临引刘向封事以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诗属孔子矣，或断章取义，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扌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锡瑞案朱子毛序有特见古书序皆附末，毛诗独冠篇端，诚有如先有此题而后作此诗者，朱子并为一编以远其旧是也，为孔古文尚书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即此可证其伪，序所云刺某君，多无明文可据，朱子云，顷公谥恶，故以柏舟为刺顷公，今以朱子之说推之，则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虽未见朱说之必然，亦无以见其必不然也，魏源之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说多不同，三家亡而毛义孤行安见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独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传绝，无以考其抵牾之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