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或曰：《诗序》诚不可尽废矣。顾谓古之氓庶，不应能诗，则如役者之谣，舆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辞至今诵之，岂传记之诬欤？答曰：此当日谚语，非复雅言，正如先儒所谓殷盘周诰，因於土俗，历时久远，转为古奥，故其辞多奇崛；非如风诗和平庄雅，出於文学士者，亦如典谟之文，虽历久而无难於诵识也。以风诗之和雅，与民俗之谣谚，绝然不同，益知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讽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则风趣之说，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诛者也。
至於古人妇学，虽异丈夫，然於礼陶乐淑，则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间俊秀，男女无不相服习也。盖四德之中，非礼不能为容，非诗不能为言；诗教故通於乐，故《关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妇无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学废，而儒多师说之歧；妇学废，而士少齐家之效；师说歧，而异端得乱其教，自古以为病矣。若夫妇学之废，人谓家政不甚修耳。岂知千载而後，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於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昔欧阳氏病佛教之蔓延，则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气，《本论》所为作也。今不学之徒，以邪说蛊惑闺阁，亦惟妇学不修，故闺阁易为惑也。妇人虽有非仪之诫，至於执礼通诗，则如日用饮食，不可斯须去也。
或以妇职丝中馈，文辞非所当先，则又过矣。夫聪明秀慧，天之赋畀初不择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华，山川之有珠玉，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岂可遏抑？正当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质朴，但使粗明内教，不陷过失而已。如其秀慧通书，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诗礼渊源，进以古人大体，班姬、韦母，何必去人远哉？夫以班姬、韦母为师，其视不学之徒，直妄人尔。
○诗话
诗话之源，本於锺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江河始於滥觞。後世诗话家言，虽曰本於锺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
《诗品》之於论诗，视《文心雕龙》之於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於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於刘向父子。）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後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锺氏所推流别，亦有不甚可晓处。盖古书多亡，难以取证。但已能窥见大意，实非论诗家所及。）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於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於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於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後较多。）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诗教有益而已矣。
《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讲学，躬行实践，不易为也。风气所趋，撰语录以主奴朱、陆，则尽人可能也。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可忧也，可危也！
说部流弊，至於诬善党奸，诡名姓。前人所论，如《龙城录》、《碧》之类，盖亦不可胜数，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事有纪载可以互证，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诗话之不可凭，或甚於说部也。
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恶，不过文人相轻之气习，公论久而自定，其患未足忧也。害在世道人心，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而网人於禽兽之域也。其机甚深，其术甚狡，而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名义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严其辨也。
小说出於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锺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於《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说歌曲传奇演义之流，其叙男女也，男必纤佻轻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必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无学识，女子解文墨而ウ礼教者，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有小慧而无学识矣，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何所不至哉？
●卷六外篇一
○方志立三书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国，其文献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合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於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於古也。方志不得拟於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於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徵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自为制度，略如後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後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後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後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後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徵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侯国之书。）而《春秋》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於《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後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於人事，後世详人事而简於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钜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於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於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於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取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薄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亳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典章，发明大旨者也。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徵，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於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於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徵实事也。《文鉴》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习久，而所见长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入经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於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於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於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徵，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於风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