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於其女弟，然後其学始显也。迁书有徐广、裴る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纷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簋，而粪土不可索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於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於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於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
○答客问下
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质而後运斤，先後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後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於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则辨同考异，慎於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於大体而已。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於《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於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传；（《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徵於计吏；（见《论衡》）先贤之表，著於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是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一矣。所徵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徵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四矣。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录，後人考核，徵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钜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後学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粮，则讲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问
或问：前人之文辞，可改窜为己作欤？答曰：何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为公器，前人之辞如已尽，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为文辞，而不重文辞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窜，而前人文辞与己无异也。无其意而求合於文辞，则虽字句毫无所犯，而阴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窃矣。或曰：陈琳为曹洪报魏太子，讳言陈琳为辞。丁敬礼求曹子建润色其文，则曰後世谁知定吾文者。唐韩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古人必欲文辞自己擅也，岂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
或曰：古人辞命草创，加以修润，後世诗文，亦有一字之师；如所重在意，而辞非所计，譬如庙堂行礼，虽不计其绅佩，而绅佩敝裂，不中制度，亦岂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论文，别自为一道也。就文论文，先师有辞达之训，曾子有鄙悖之戒，圣门设科，文学言语并存，说辞亦贵有善为者，古人文辞，未尝不求工也。而非所论於此疆彼界，争论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晋以还，论文亦自有专家矣。乐府改旧什之铿锵，《文选》裁前人之篇什，并主声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会昌制集》之序，郑亚削义山之腴，元和《月蚀》之歌，韩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归其人，或改标题以入己集，虽论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复较量於彼我字句之琐也。
或曰：昔者乐广善言，而挚虞妙笔，乐谈挚不能封，挚笔乐不能复，人各有偏长矣。然则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为操笔邪？答曰：潘岳亦为乐广撰让表矣，必得广之辞旨，而後次为名笔，史亦未尝不两称之。两汉以下，人少兼长，优学而或歉於辞，善文而或疏於记。以至学问之中，又有偏擅，文辞一道，又有专长；本可交助为功，而世多交讥互诋，是以大道终不可得而见也。文辞末也，苟去封畛而集专长，犹有卓然之不朽，而况由学问而进求古人之大体乎？然而自古至今，无其人焉，是无可如何者也。
或曰：诚如子言，文章学问，可以互。苟有黠者，本无所长，而谬为公义，以滥竽其中，将何以辨之？答曰：千钧之鼎，两人举之，不能胜五百钧者，仆且蹶矣。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壁垒，为之一新。才智苟逊於程，一军乱矣。富人远出，不持一钱，有所需而称贷，人争与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钱，而後可以贷人之钱也。故文学苟志於公，彼无实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尽善，後人从而点窜以示法，亦可为之欤？答曰：难言之矣。著述改窜前人，其意别有所主，故无伤也。论文改窜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见，遽谓胜前人也。刘氏《史通》，著《点烦》之篇矣。左、马以降，并有涂改，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得失犹可互见。若夫专事论文，则宜慎矣。今古聪敏智慧，亦自难穷，今人所见，未必尽不如古。大约无心偶会，则收点金之功；有意更张，必多画墁之诮。盖论文贵於天机自呈，不欲人事为穿凿耳。
或问：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补欤？夫方氏不过文人，所得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胜气，非徒无补於文，而反开後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拾前人之遗，此论於学术，则可附於不贤识小之例，存其说以备後人之采择可也。若论於文辞，则无关大义，皆可置而不论。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强齐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见，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详审至再而後为之。如国家之议旧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显然什百之相悬，宁守旧而毋妄更张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方氏删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显然什百相悬者乎？有如国家之议旧章，名臣之策利弊，宁守旧而毋妄更张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谓然也。然则私心胜气，求胜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於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鲍通财之义，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必不能也。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辞，且所得於文辞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奏议，文无增损，其下即缀铭诗。此乃汉碑常例，见於金石诸书者，不可胜载；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寿州安丰孝门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诧谓是学《史记》诸侯王年表，真学究之言也。李耆卿谓其文学《汉书》，亦全不可解。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乡闾，如有利弊得失，公议兴禁，请官约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毋庸增损字句，亦古法也。岂介甫诸人，於此等碑刻犹未见耶？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辞而论，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成文，原有点窜涂改之法。苏氏此碑，虽似钞缮成文，实费经营裁制也。第文辞可以点窜，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碑篇首“臣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记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而州中是非起。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孙，归咎於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为“贼”擒杀，并非真殉难者。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官绅殉难情节，乃据江防州同申报，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官绅忠烈，均不可诬。余因全录奏报，以为是篇之序。中间文字点窜，甚有佳处。然篇首必云：“崇祯九年二月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为和城陷‘贼’，官绅殉难堪怜，乞赐旌表，以彰义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览奏悯恻，该部察例施行。”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或谓中间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润色。余谓奏文辞句，并无一定体式，故可点窜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当时公式，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苏氏《表忠观碑》，前人不知，而相与骇怪，自是前人不学之过。苏氏之文，本无可议。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辞不察义例，而惟以古雅为徇，则“臣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汉，未见其能好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