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柳子厚桐叶封弟辩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女，’周公人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柳子厚晋文公问守原议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鞮，以畀赵衰。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设之者，晋文公也。’
　　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李习之复性书下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也。
　　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气而成其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
　　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邪？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邪？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邪？
　
　卷三
　　○欧阳永叔本论中
　　佛法为中国患千馀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
　　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人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人。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馀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敛以什一，差其征赋，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于南亩，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惧其劳且怠而人于邪僻也，于是为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时而教之以礼。故因其田猎而为菟狩之礼，因其嫁娶而为婚姻之礼，因其死葬而为丧祭之礼，因其饮食群聚而为乡射之礼。非徒以防其乱，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长幼，凡人之大伦也。故凡养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为之制。饰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然犹惧其未也，又为立学以讲明之。故上白天子之郊，下至乡党，莫不有学，择民之聪明者而习焉，使相告语而诱劝其愚惰。呜呼！何其备也！盖尧、舜、三代之为政如此，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渐而人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亩，则从事于礼乐之际；不在其家，则在乎庠序之间。耳闻目见，无非仁义，乐而趣之，不知其倦，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虽有佛无由而人者，谓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后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为治之具不备，防民之渐不周，佛于此时乘间而出。千有馀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后所谓菟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尽废，然后民之奸者有暇而为他，其良者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夫奸民有馀力，则思为邪僻；良民不见礼义，则莫知所趣。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佛是真可归依者。”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将有说以排之。”夫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
　　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彼诚壮佼，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然而闻有道佛者，则义形于色，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绝之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
　　○欧阳永叔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上
　　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专，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是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也；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功之成败也。夫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败非，则又从而赞之，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使后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则虽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叹也。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
　　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辨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比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
　　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土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谓李崧曰：“我适见薛文遇，为之肉颤，欲自抽刀刺之。”崧对曰：“事已至此，悔无及矣。”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
　　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
　　○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下
　　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