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各代表员道：“纵不是以路权抵押，但所购材料及聘用工师，不得自由，与失权何异？”汪大燮道：“诸君此言，似乎近理，惟有想不到处。今中国制造未广，材料纵不购诸英国，亦必购诸外人；就以工程师而论，中国人才尚少，亦须向外国聘请，是并无吃亏之处，诸君当可释疑。”各代表员道：“材料及工程师虽要靠外国，但使权自我操，材料可以择价而购，工程师亦可由我去留，毕竟是不同的。”汪大燮道：“条约里头可订明材料价值，不能较别国尤贵，即工程师如不称职，亦可由我开除，如此并非受人挟制。若谓借款要吃亏佣钱，今我们已声明，经手的佣钱仍归公司，若谓借款必须纳缴子息，想自办的股本，亦何尝不要纳息？诸君细细研究，自可了然。在兄弟非必把持，以惜款为是，但于万不得已之中，故筹此一策。
　　况两省股本未集，今借款又得现成，可以立刻兴工，借人之财，以办我之路，有何不可？”
　　各代表员道：“借款两字，流弊不可胜言，仓猝间难以尽述，总之损失权利，实所不免。若大人以集股艰难为虑，须知现在人情踊跃，旬日之间已集得数百万。现今又分各府各县担任，想股本是不难的。”汪大燮道：“有无流弊，只看所订条约何如耳。”各代表员道：“此话自然能说得出，但历来交涉，时时说谨慎磋订，实没一事不吃亏，又安能保此条约，必无流弊。”汪大燮道：“此亦诸君过虑耳。且尤有一说，诸君以为人心踊跃，集股自易，但恐认股虽易，交股就难了。”
　　各代表见汪大燮说出此话，以为汪大燮太过小觑自己两省，心中不悦，即道：“广东人把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瞬息间集股四五千万，难道苏浙两省之力，就不及广东一省不成？”汪大燮道：“这却比不得。广东人以一时之气，像与岑春煊赌赛一般，所以如此。若寻常集股，却不容易。”各代表员道：“此次苏浙人亦激于义愤，集股亦未尝不易，汪大人处若不见信，请准由商办，若办事人集股不成，任从治罪亦可。”
　　汪大燮此时，觉没得可答，只说道：“那有集股不成亦可治罪之理，但外人苦苦不允废约奈何？”代表员道：“此是草合同，不是正约，不要混说。因草合同未经朝廷签字，不能作正。以外人逾期不办，先自背约，应可废弃，作为无效。”汪大燮道：“我何尝不知此理，但自念国势力弱，一经决裂，必须言战，实无可以抵御之法。”各代表员道：外国只系商人谋办此路，他政府未必为之兴师。且他自背约，公法上实说不去。”汪大燮道：“到今日的地位，看我们中国的光景，那里说得公法。”
　　各代表员至此，见汪大燮苦苦以战事恐吓，即道：“大人处所言，非我们所敢参议。战和两字，自有政府裁度。我们代表，只为路事而来，所有权限，只能与闻废去草约，余外皆非我等权限所及。此说方才早已言明，若大人见谅，自是好事，倘若不能，我们惟有回省照复，不必更说其他。”汪大燮此时，觉不能再说下去，即道：“不过彼此参酌，并无别的。诸位不必便回，待我把诸位宗旨及所有权限，向袁尚书细述，然后再商便合。”
　　各代表便即辞出。回至寓里，暗忖：“今日听得汪大燮言论，全是把持。只把外交烦难来推倭，又只把战事来恐吓。看将来，一切什么归外人所办，及什么借款自办，统通只是汪大燮把持。若汪大燮不去，此事终没了期。”立即把相见问答情形，寄复本省。至此苏浙人士皆嫉汪大燮，以为袁世凯的主意，只系汪大燮一人播弄。故又纷纷电致北京政府里头，力斥汪大燮之非，并申明代表员到京的权限。又攻击汪大燮误国媚外，速宜治罪等语，弄得汪大燮手足无措。随后各代表员以此事终难转圜，因汪大燮并不言及可以自办的话，屈计十天期限已满，只得函告外部，要如期回省，即附轮南返。
　　那汪大燮老羞成怒，转向袁世凯面前，说许多苏浙人的坏话，反令袁世凯愤怒。因误国媚外这一句话，汪大燮也指是苏浙人谩骂袁世凯的，那袁世凯安得不怒？因此不免坚持借款自办一议。后来毕竟民气难抗，英人又肯顺些情，把此件交涉放下了。朝廷又知汪大燮为国民仇视，即把汪大燮离开外部，派为出使英国考查宪政大臣，使离开北京。所以当时苏浙的人，又不免多集怨于袁世凯。这都是后话，倒不必细表。
　　单表袁世凯自任外部尚书军机大臣，最后一年，正是光绪三十四年。那时光绪帝日在病乡，到了初冬时候，病势更重，也聘过几个御医请脉，终不见有点起色。偏又事有凑巧，到那时清太后又染了一病，颇觉沉重，也到颐和园养病去了。那时两宫既病，故十月内一连十数天也没有视朝。
　　偏到十月二十一那一天，光绪帝竟一病不起。当时宫中不免纷乱，因光绪帝登位之时，论起昭穆，本有些不合，因同治帝殁时，也没有储君，就以光绪帝人嗣，不过仿兄终弟及之制。
　　故当时就有人议论，以为同治帝没时，应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法，今仿兄终弟及之理，与当朝家法不合。不过太后以若立同治弟的侄子，就须立恭亲王的孙儿，怕恭王当权，实于自己不便，是以改立光绪帝。这样，全是当时太后的私意，为自己执权起见。又因故立光绪帝之时，先把同治帝的死事隐住了，早令恭王查勘万年吉地，使他先离了京城，然后令直督李鸿章带兵镇住北京，方才将光绪帝登位的。有这个形迹，益令人思疑。是以当时大臣，纷纷入奏。
　　更有一个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递了一本奏折，即行自尽，这样唤做尸谏。他折内的大意，以为光绪不应登位，将来必成个争立之祸；虽太后谕旨中，有说明待光绪帝生有太子，然后入继同治这等语。但若光绪帝一旦无子，将来必纷纷争讼，故请当时太后不宜一误再误，当先立那一人为同治承继的，待光绪身后，即行即位，以免争端。果然被他说中了，到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那天殁时，竟然无子。
　　清太后忆起吴可读一奏，又因那时恭王一派人甚盛，容易争立，故清太后一意要立光绪帝的侄子，总须一人入宫坐镇才好。猛想起当时朝中，惟袁世凯一人，最有机变，就令人官护卫。正是：嗣位既思扶幼主，镇宫还要靠权臣。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请训政铁良惑宫禁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话说因那时清帝病故，朝廷恐诸贵族为变，思召一重臣入卫。因当时庆王亦不在京，实国庆王掌执大权已久，恐他于嗣位问题有所梗议，故学从前遣发恭王的手段，借查勘万年吉地之名，先令庆王领差出京。那时军机中人，除了庆王之外，就算袁世凯是有权有势的，故就令袁世凯入宫护卫，并商议大事。
　　不想清太后正筹思嗣位问题，又在病中，势方剧烈，到次日，清太后又一病身故。
　　还亏清太后早传下遗诏，以醇王的长子溥仪入继大位。那醇王本是光绪的胞弟，故溥仪就是光绪的嫡侄子，论理本该择立。但这会择立的法子，于光绪帝名下，只是兼祧，于同治帝的名下，方为承嗣；若就承嗣同治帝说起来，又不止溥仪一人方为合式。故清太后传下遗诏时，实大费踌躇。只一面令袁世凯入宫，又一面与醇王商酌，立定了主意，以傅仪入嗣。
　　及到次日清太后殁时，京中谣言更多，因帝后俱亡，相隔只是一天，有此凑巧，自然令人疑惑。有说光绪帝死于非命的，又有说先太后实死于非命的，更有说光绪帝已死了数天，不过到那时方行开丧的。你一言，我一语，京中内外，倒是一般说法。惟有一点奇处，因各国驻京公使电报各本国，又称清太后死之在前，光绪死之在后，与前说大为相反。更有凑巧的，当时拿了几个太监，谕旨道他是干涉朝政，因此更有人传道，先太后那日在南海小御轮中，夜里被一个太监，不知何故，用枪击中了左腿，伤重致毙的，故把那夜值差的太监，尽行拿了治罪，所称因太监干涉朝政，只是一种托词，这等语。诸说纷纷，莫衷一是。但就外国人所传的说起来，是太后先死，还是近理，然究不过是忖恻之言，也没什么凭据，倒不必细表。
　　且说当时醇王，正在军机行走，因宫廷遭此大变，自然在宫内商妥，立了自己儿子登位，然后把哀诏来宣布。在醇王本与袁世凯有点意见，因前年议创内阁的事，曾用枪击袁世凯，此事本来刻未忘心，今偏召袁世凯护卫，只是太后的主意，自己自不好阻他。还幸袁世凯亦是扶助择立溥仪的，因此把前时意见，本已消化了。
　　不想那时铁良正在做陆军部尚书，觊觎政权，已非一日。
　　惟心中最恨袁世凯一人，年前因为争掌兵权，已多次冲突，今只望光绪殁后，袁世凯或失了权势，自己才好谋入军机。不提防嗣位大事，有许多宗室大臣也不召进宫中商议，偏召袁世凯一人，心中就不舒服。又怕新皇登位，念他援立之功，更加重用，可不是他的权势更要大起来？便召集自己心腹的几人，如学部尚书荣庆及学部侍郎宝熙，与及陆军部参议良弼，会议对待之策。
　　那时良弼以铁良得掌兵权，实出自他的手段弄来，今因不迁其官，已含恨铁良不已，惟外面仍与铁良周旋，故铁良全不觉得。当下会议对待袁世凯，宝熙道：“今袁某入宫护卫，且与闻嗣位大事，显有援立之功，料不能说他不好。今谕旨已将太后追封的（为）大行太皇太后，而光绪后又已封为皇太后。
　　自咸丰以后，向由太后垂帘听政，今改以醇王做监国摄政，料非新太后所喜欢。今不如密进宫中，恭请新太后垂帘。如此议能行，可料醇王失了权势，那时新太后必感我们扶他听政，自然用我们掌执政权，便可在新太后跟前，说先太后夺先帝政权之故，系袁世凯当戊戌一案，从中播弄。这样，不怕新太后不治袁世凯之罪，是一举而两得也。”荣庆道：“此计大妙，即是一矢贯双雕。一来我们可以同进军机，二来又泄袁世凯之恨。
　　若是不然，不特我们没有掌执政权之日，且将来援立功大，袁世凯将越加重用，即越有权势，实是我们眼中钉刺而已。”铁良道：“豪杰之士，所见略同，我亦以此策为最妙。但何以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且言了又安能得他必允？实属有点难处。”

　　宝熙道：“有何难哉！今停灵在内宫，足下为亲贵大臣，明日可人宫致祭，就向新太后说有要事密奏，新太后自然要设法密召足下入宫，自可以畅言。且若以醇王摄政，便权在醇王，若由太后垂帘，即权在太后，亦没有不从的道理。”铁良听罢大喜。座中惟良弼不发一言。
　　到了次日，铁良即独进宫祭灵，觑醇王及袁世凯不在左右，即向新太后面称：“有要事要密奏。”那时新太后听得，正不知有何要事，只道宗室近支，有谋争大位的事，便令太监引铁良转至别宫面奏。铁良见了新太后，请过安后，新太后道：“外间有何要事，可面奏将来，也不必徇隐。”铁良奏道：“先帝不幸宾天，臣等正不胜哀掉。但念先帝非不雄材大略，只以权不由己，遂致政不能发施。今皇太后不宜复蹈故辙，宜自主掌大权，以竟先帝之志。惟先太后遗诏，以醇王监国，似非不佳。但醇王年轻性躁，究不如太后之睿智聪明。故臣等多人意见相同，欲请皇太后垂帘训政。昨夜与学部堂官荣庆、宝熙等相商，皆以此策为最要，迫臣人宫面奏。如蒙皇太后俞允，臣等必竭忠相辅，以图自强。”
　　新太后听了，意亦稍动，但以遗诏既以醇王监国，若自己一旦垂帘，便与遗诏相背，固惧诸臣不服，且恐醇王不肯相让，那时宗室亲贵，必以自己与遗诏争权，亦断不助己。此事看来怕不易行。故此心中踌躇不决，便向铁良面谕道：“卿言亦有理，但遗诏已定，不易更改。此事容我细想之，倘若可行，必从汝请。今宫中耳目较多，不便多说，汝宜早退。”
　　铁良此时已不敢再留，惟频（濒）行时，仍再奏道：“太后宜自打算，勿迟疑误事。倘太后允行，料诸臣必不敢抗。若有面谕之件，请随时召臣进宫，俾得面听圣训。”说了即行辞出。即把面奏情形，对荣庆等说知，以为新太后尽有些意思，当可允准，正喜不自胜。惟当时新太后细想：“此事行之不易，恐勉强要做，反闹出乱事来。”因此不敢，就把铁良所奏的话，已按下了，再不提起。
　　那时，铁良一天望一天，终不见太后再召自己进宫议事。
　　再过三两日，仍无消息。料知此次愿望一定落空，心中反不免彷徨起来：因恐此议一泄，以太后垂帘，必夺了醇王权势，若被醇王知道是自己请诸新太后的，必怒责自己，那时欲谋陷袁世凯，反为袁世凯所乘，自己反弄个不了，如何是好？即急与荣庆、宝熙等计议。连荣庆、宝熙二人亦惊慌起来，转问良弼有何解救之法，良弼道：“此策不是我主张的，我那里觅得解救的法子来，不要问我罢。”铁良道：“彼此都是同心的人，你为何说此话？”良弼听了，惟低头不语。
　　此时铁良亦不暇多责良弼，只要与荣庆、宝熙商议计策。
　　宝熙道：“我们所仇恨的只是袁世凯一人，因他并不是我们亲贵的，竞把大权落在他手上，是以不服。若我们失败，便是袁世凯更为得势，我们断不甘心。今不如反言袁世凯密请新太后垂帘，以夺醇王摄政。在醇王跟前说这些话，那时醇王必怒，怒则罪袁世凯必矣。足下以为然否？”铁良道：“只怕醇王不信。”荣庆道：“年前因议建内阁的事，醇王曾欲击袁世凯，是袁世凯为醇王仇嫉久矣。由此进言，不患醇王不听。且自两宫殁后，袁世凯日在宫中，谓他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亦近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