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

　　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岛，行迹所至，盖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论者，乃以为山海经皆禹之所亲至，而纪述之。以为东至转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攒树之所，捪天之山，鸟谷、青山之乡，穷发、带方之国；南至交趾、孙濮、续樠之域，丹栗、沸水之际，南族、黄支之堵，不死之望；西过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饮露之民，奇肱之国；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穷，祝栗之界，禺疆之里，积水、积石之山：此皆荒诞不可稽考。张骞之穷河源，班勇之记西域，不能覩也。太抵上古久远，故作者不经之论多托之，而学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渊之龙纪其父，石纽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着其配，观河伯而受括地，见六子而获玉匮，得黑书于临朐，覩绿字于浊水，桐栢有鬼神之书，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薮着阳行之迹，应龙有尾画之诡，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犹勤其问，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范锡禹九畴，禹乃取其阴阳之数，自一至九之序耳。岂实有神人为之手授乎？惟会稽之会，虽不载于书，而经、传犹有所据。盖禹会诸侯，江南计功，非五载巡狩之常典也。传称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则意在此久矣。故为是非常之会也。而禹之事终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传：「会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以为涂山在寿春北。郦道元以禹会诸侯，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王肃家语，涂山有会稽之名。则杜预之说非矣。而罗泌路史，乃谓致羣臣于钟山。晋灼言：「会稽茅山。」故越绝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会稽。今会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会稽在越中，而防风氏之国在今武康。则会稽亦非茅山矣。禹之会羣臣，非今之所谓会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岂今之会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吴录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盖禹改之为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笋，又名宛委山，即会稽一峯也。在今会稽县之东。」而太史公言：「上会稽，探禹穴。」所谓禹穴，即在会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旷绝数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误矣。

　　禹既终于会稽，故会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号为于越。此越之有国所以始也。然传至十数，而中间国绝，民复幸而君之，是为瓯越、东越。故越北界有御儿乡。万岁历之说，其事亦颇怪。盖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孙之为君如此。其后勾践为王，而与吴战；夫椒之败，保栖会稽。得范蠡、大夫种为之臣，乘夫差之骄，黄池之会，以兵袭其国都，卒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故春秋「于越入吴」。当是时，越小国，几霸天下。越垂绝而复兴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孙之不亡如此。其后王子搜患为君，而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吴、越之战，迎之檇李，败之姑苏，败之夫椒，栖之甬东。檇李，即嘉兴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东，即勾章之东海中洲也。后数世，王无疆为楚所灭，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南海上。盖越人之慕思禹，虽败散，而犹戴之为王为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无疆之长子后去琅琊，其次子蹄守欧余之阳，犹受楚封焉。无诸保泉山，汉立为闽越王。其季余善，与孙摇，又以海东隅地称王。号三越。其地犹在今会稽之域。则虽至汉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犹戴之为君也。

　　太史公序越事，盖反复叹禹之功大矣，涤九川，定九州岛，至于今诸夏乂安。乃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国，北观兵中国；而推称禹之遗烈。其论东越列传，则谓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战称伯，至余善灭国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而又叹禹之余烈。盖越之世祀，视三代之后最为久长，实以神禹治水之功在万世，子长之论，不可诬也。

　　愚生生长越中，览临安之胜，观钱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会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之绩，有吾其为鱼之叹乎？承明问，敢述所闻。要之其所怀者远矣，非夸胥巨之多闻，子产之博物也。谨对。

　　河南策问对二道

　　问：古之君子，因时会，竭忠谠，建竑论，卓然有称于世，纪诸史传多矣。今不暇槩举，姑取其最著者，与诸士子论之。或举世共称，而不无疵议；或一时救弊，而未为通方；或言可经常，而足以行之后代；或意义深远，可为世主法诫者。夫通达国体矣，而其学出于申、商；潜心大业矣，而其术流于灾异。经明少双者，被阿谀之讥；然其言可废欤？博物洽闻者，泥五行之传；然亦有可采欤？语当世理乱，晁错之徒不能过；其果然欤？志在献替，其所论辨通见政体，可备述欤？至于竭诚奉国，而理归切要，儗之政论为孰是？论谏本仁义，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学所得，而为世龟鉴，方之申鉴孰优？夫学者称道古昔，所以规摹当世也。数子之书繁矣。抑可以撷取一二，足以为警诫而备世务者。庶几于魏相条陈晁、董之对，苏轼进读陆贽之言，用以观经世之学。

　　论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达当世之务，非识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诚不足以摅献纳之忠。务不达，则其几莫能中也；情不周，则其致莫能极也；忠不摅，则矫激以沽名，怀隐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尽，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时，亦莫不有言，而尝失之是三者。猖狂叫号，以自试于万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奸，「故井鼃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万钧之钟，必不振矣。世之说者曰：谏之道，天下之难为。欲以观其所易，而闲其所难，然后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为臣能谏，而必能使君之纳谏，而后为能谏之臣。此与韩非之说而忧其不合者，何以异？是皆惧撄人主之逆鳞，而天下无忠义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时遘会，立人之朝，其才足以达是，其识足以周是，其忍不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谓谓吾君之不能为尧、舜者也。执事发策，举前代之论谏者以为问。

　　夫一世之君，则一世之臣不知其几也。当时陈说者盖多矣，而史之所载，彰彭者仅是。以史之所载，累而积之盖多矣；而执事所举者又仅是。虽然，言而中其几，极其致，而忠诚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后世者，又少也。如执事之所举，皆其人也。

　　夫谓举世共称，不无疵议者，岂不以贾谊通达国体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潜心大业而流于灾异；匡衡被阿谀之讥，刘向泥五行之传乎？汉高祖时，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僭拟逾制，匈奴数盗边。贾谊陈治安之策，皆当世切务。而或谓其明申、商之学者，独以论诸侯王宜用权势法制耳。然众建诸侯，实事之皆然也，与晁错削七国异矣。本三代之所以长久，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谓谊与晁错皆明申、韩。而错则以人主之所以尊显，功名扬于后世者，以知术数也，而以术数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后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谊启之也。岂可与错同论乎？汉初，制度疏阔。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兴礼乐。谓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而德泽无一有；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夫刀笔筐箧之间，非徒汉事然也，虽后至今数千年如此矣。刘向称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伊、管未能远过。可不谓然乎？

　　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以贤良对策，皆傅经义，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圣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为贵，知自贵于物。」又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此孔氏之遗言，七十子之后莫能述也。论圣王之礼乐教化，欲令当世人主改弦而更张之，与贾生之旨不异，而仲舒之渊源深矣。

　　自汉兴以来，天子与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兴文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自仲舒发之。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于今，学者守之。虽然，自恣苟简之治，百世未能变也。道同六艺，用世操术则异者，又未必轨于圣人也。班固称仲舒遭汉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羣儒首。其不谓然乎？

　　汉儒传经，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经说诗，当世少双。所以其论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仁和惠，则众相爱。」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化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审六艺之旨，则天人之理可得。」「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羣臣，动有节文，以章人伦。」夫端本、养性、审艺、治内、正仪，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为此言，而史讥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旨，与孔光等同讥。以为恭、显用事，不能犯颜直谏则然也。然傅先王语，其酝藉亦足称贤矣。

　　刘向博闻，通达古今。作洪范论，发明大传，着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并称。而讥切王氏，尤发于至诚。盖自恭、显之世，其忠恳已见于封事矣。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览历世之治乱，必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因论当世人主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缪戾乖剌，文书纷纠，毁誉混乱，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是时恭、显用事，善类蒙僇。永光之诏，亦自谓邪说空进，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优游不断，堕宣帝之业，可为来世之永鉴矣。向之学，在洪范传。推迹行事，比类相从，缘箕子之意，着天人之应，世儒亦未可妄论也。

　　夫谓一时救弊未为通方者，岂不以崔寔语当世理乱，而有政论之作也？汉之儒者言教化，自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皆极论之。而王吉亦谓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而质朴日衰，恩爱寖薄。东京以后，尤竞察察。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之徒，常以为言。而杜林亦讥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罪。家无全行，国无廉夫，而仁义之风替矣。崔寔独着论，谓汉承百王之敞，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皇路倾险。欲峻法以求治，以此为乱世之药石。仲长统称其书，以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右。将不以淇达权救弊，为一时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纵横之日，是固其宜他。寔之政论，夫岂通方之论耶？

　　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当建安之时，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时无所用，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谓「致政之术，先屏四恶，乃崇五政」。而以「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为四恶。「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为五政。悦之论，非所以施于汉末。顾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为奏以发之。要其所施设，皆平世法也。可谓言简而事该矣。考其正俗之论，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贞定而已。在上者审定好丑，善恶要乎功罪，毁举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文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志，故事无不窍，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肃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汉氏所以凌迟，恣戚宦之权，成钩党之祸，夫岂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桢干，刘向讥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鉴，岂非经常之法耶？

　　晋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庄之论，朝廷皆以浮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颂竭诚奉公，每有论奏，该核政体。谓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下。然至于矫世救敞，自宜渐就清肃，如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其救时矫世，非急迫之论，异于徒事一切敢于断割者矣。又谓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败以分功罪，而羣下无所逃其诛赏。尚书统领大纲，岁终校簿，赏罚黜陟之。今权不归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细过缪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无立人矣。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谨密网以罗微罪，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实在其中也。故圣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责凶猾之奏。颂之斯言，实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观，以为如此足以塞区区之责也，亦类俗吏之所为耳。由此言之，颂欲矫弊而不必任严切之法，所以为贤于寔者也。儗之政论，则颂为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