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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虚至德真经解
周谚曰:田父可坐杀。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极。肌肉粗厚,筋节肉卷急,一朝处以柔毛绨幕,荐以粱肉兰橘,心痟体烦,内熟生病矣。商、鲁之君与田父侔地,则亦不盈一时而惫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谓天下无过者。
解曰:均是人也,为田父而享国君之奉则病矣,为商鲁之君而与田父侔地则惫矣。夫舍膏粱而从茹藿,固人情之所难;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习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汩於外物,恬於俗学,而欲俾之易其习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为远也。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广,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於口,惨於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
解曰:衣缊黂广者不知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之温,美戎菽甘泉茎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万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无味,亦犹此矣。
杨朱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
解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务此而求之,亦无厌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后为无厌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声、鼻之臭、四肢之安逸为性,列子之教,蕲於顺性而逸乐,恶夫矫情以招虚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为阴阳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为富足,以有此四者为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为无厌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於义,而义名绝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则敢於犯颜,义则果於制物。忠或过於厉己,人则反菑之矣。义或失於刻核,则不肖之心应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则身荷美名,君都显号,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应物,则我常无为,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利乎?老君曰: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无忧。老君曰:名者,实之宾。而悠悠者趋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宾邪?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斯实之所系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无之也,不守之尔。老君之宾名,非去之也,不主之尔。盖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构,事无非名,名无非实。性之苦逸,名则系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羡美虚名,趋之不已,因失其右实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杀身,慕义之名者,有至於灭亲。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实,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实之理反复告说,尽之矣。虑夫学者遂以为其道欲尽去天下之名也,故又为之说曰:但恶夫守名而累实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无累其实,是乃鬻子之去名,庄子之宾名,圣人之所谓无名。而处身应物之道无余蕴矣。
杨朱解
子列子之经,明大道之要,传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统也。杨氏为我,是邪说诬民者,蠹圣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后之学圣人者以能言讵杨墨为圣人之徒。观列子以御寇为名,是亦以闲先圣之道为己任也。其书乃务引杨墨之言以垂训,尝以孔子与墨子均为天下之所愿安利者,至此又为《杨朱》一篇之训。为列子者,其以杨朱之道为不乖寡於圣人而可以垂训於天下耶?抑知其为充塞仁义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盖杨氏为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丧我,不知存诸己者。其生也,为寿、为名、为位、为富、无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犹需利泽於子孙。子孙,天地之委蜕尔,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观听,惜是非,禁劝於赏刑,进退於名法,遑遑偊偊以终其身,不殊於重囚累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则吾之生宜知,为我而使之勿丧也,又焉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适人之适而丧其为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为杨氏之邪说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无丧其我,则以之治国家推之天下,皆其绪余之所为尔,岂不盛哉?虽然,子列子之训抑微矣,其书明群有以至虚,为宗藏谷,均於亡羊,故取杨朱邪说之尤者,合圣人之道,并为一谈,蕲於学者不徇圣人之迹而求圣人之心也。故凡寓杨朱之言,无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圣二凶为同归於尽。后之诵其书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谓尧舜为果外乎道,而真与杨氏同为邪说者,是读其文而不达其况之过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尽心,而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为始终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杨朱》之篇类是矣。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七竟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八
宋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上进
说符上
子列子学於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列子顾而观影,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
解曰:《说符》,明圣人应世之事也。圣人之应世,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以物为形,以我为影,影常随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若无持操者。至於不与物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是乃所以处先也。子列子之师壶丘子林也。尝以弟子之谒而语之曰:壶子何言哉?至此则道其持后之言者。《天瑞》则着圣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谓其不言。《说符》则言圣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盖圣人之本心;终也,言而之人,殆圣人之不得已尔。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学哉?将以是垂训而为万世之师,故始终必假师资之道以为言也。与孔子不居其圣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关尹谓子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来,一机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数定而后能知其为出入往来。能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者,其唯由本宗而兆变化之圣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故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万象浑沦,两仪既分,物物定位。毫厘不能紊,一二不可差。声动则响应,形生而影从。在我者,其度可拟;在人者,其稽可决。适尧舜则帝业可循,由汤武则王功可袭。神农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书,载此而已;法士贤人之言,辩此而已。虽至圣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出而应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谓知言,则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其言闲先圣之道,亦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於圣人之未生,逆知圣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谓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圣人不以人之爱恶我而有僧爱於人也,盖曰人爱我,必以我有以爱之也;人恶我,必以我有以恶之也。
严恢曰;所为问道者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纣唯重利而轻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语也。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
解曰:庄子尝以玄珠喻黄帝之道矣。珠之为物,至圆而明,宝之至也。圆则物莫能窒,明则物无不鉴,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万物皆备,庄子所谓有万之富也。重利以为富,终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学射中矣,请於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为善射,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则其中在我,而甘蝇、飞卫之巧可能也。治国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时,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体已着,则虽察之无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故不班白语道矣,一本作失而况行之乎?
解曰:色盛者骄,力盛者音,是少壮之时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语道?至於班白,则欲虑柔而体将休焉,故可与语道而行之也。虽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为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与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虽壮而不骄,虽耄而不耗,其於语道,无往而不暇矣。
故自奋,则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则孤而无辅矣。贤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尽而不乱。故治国之难,在於知贤,而不在自贤。
解曰:不为事任而村者尽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为谋府而智者用其谋,故智尽而不乱。虽以尧舜之聪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治国之难,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贤之行为哉?
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为楮,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则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叶,造化之运,阳气潜回,焂然周天地,遍万物,荣枯而拆甲,雕刻众形而不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仅得食於宋国耳,况於巧不尽若宋人者哉?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解曰:圣人之於辞受无所苟也,非其道,虽身死而不受也,宁以妻妾之奉而为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难。
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纳之,以为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禄富其家,爵荣其亲。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於贫。羡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趣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若全而归之,适於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则勿重言。
解曰:齐之国氏,宋之向氏,其贫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国氏之道也。北宫子,西门子,其造事之穷达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异也。若鲁之施氏、孟氏所业既同,则非若国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宫子、西门子德命之厚薄也。齐因太公之俗,继以管晏之治;卫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卫多君子。而齐卫之国所务者仁义而已。楚居蛮夷,武王尝欲以敝甲观中国之政,庄王观兵於洛郊而问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蚕食六国。秦楚之王所务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卫之术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齐,故无适而不利。孟氏亦以干卫之术而之秦,适秦之法而干卫,则亦与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术耶?故施氏以为其无适时之智,孟氏亦释然无愠容矣。仁义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权强国之术浅,故罪止於刖耳。虽然,投隙抵时,应事无方者属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无奈何者,则二氏之穷达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称其言者,盖《说符》之论不离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穷达一切委之於命,则学者将趋於聚块积尘之无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废适时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