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

　　七、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辄摇唇鼓舌矣。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窥其涯涘？并有未见苏诗一斑，公然肆其讥弹，亦可哀也！韩诗用旧事而间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苏诗常一句中用两事三事者，非骋博也，力大故无所不举。然此皆本于杜。细览杜诗，知非韩苏创为之也。必谓一句止许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与下三字，总现成写此一事，亦非谓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记事册，非自我作诗也。诗而曰『作』，须有我之神明在内，如用兵然。孙吴成法，懦夫守之不变，其能长胜者寡矣；驱市人而战，出奇制胜，未甞不愈于教习之师。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许读韩苏之诗。不然，直使古人之事，虽形体眉目悉具，直如刍狗，略无生气，何足取也！
　　八、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苶，安能振其辞乎？故不取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无是理也。
　　九、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见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贤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经纶宰制，无所不急，而必以乐善、爱才为首务。无毫发媢嫉忌忮之心，方为真宰相。百代之诗人亦然。如高适、岑参之才，远逊于杜；观甫赠寄高岑诸作，极其推崇赞叹。孟郊之才，不及韩愈远甚，而愈推高郊，至『低头拜东野，愿郊为龙身为云，四方上下逐东野』。卢仝、贾岛、张籍等诸人，其人地与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为之叹赏推美。史称其『奖借后辈，称荐公卿间，寒暑不避』。欧阳修于诗，极推重梅尧臣、苏舜钦。苏轼于黄庭坚、秦观、张耒等诸人，皆爱之如己，所以好之者无不至。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嫉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长，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议己，日以攻击诋毁其类为事：此其中怀狭隘，即有著作，如其心术，尚堪垂后乎？昔人惟沈约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而约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犹以李林甫、卢杞之居心，而欲博贤宰相之名，使天下后世称之，亦事理所必无者尔。
　　一〇、诗之亡也，亡于好名。没世无称，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窃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后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誉之学，得居高而呼者倡誉之，而后从风者羣和之，以为得风气。于是风雅笔墨，不求之古人，专求之今人，以为迎合。其为诗也，连卷累帙，不过等之揖让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闻其论，则亦盛言三百篇、言汉、言唐、言宋，而进退是非之，居然当代之诗人，而诗亡矣。
　　一一、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诗之盛也，敦实学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网厚实。于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滥，诗道杂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义，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诗穷而后工』，然则诗岂救穷者乎！斯二者，好名实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诗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一二、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诗而着为文者，如锺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然嵘之言曰：『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斯言为能中当时、后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斯言为能探得本原。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论也。他如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属一斑之见，终非大家体段。其余皆影响附和，沈沦习气，不足道也。
　　唐宋以来诸评诗者，或概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可殚数。共间有合有离，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须知复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置古集中，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璞。』刘禹锡曰：『工生于才，达生于识，二者相为用而诗道备。』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犹天地之气，分为四时，景色各异；人之才变，岂异于是？』以上数则语，足以启蒙砭俗，异于诸家悠悠之论，而合于诗人之旨为得之。其余非戾则腐，如聋如瞶不少。而最厌于听闻、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则严羽、高棅、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羽之言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必自能知所决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则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于听闻、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众所羣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棅与辰翁之言，大率类是；而辰翁益觉惝恍无切实处。诗道之不振，此三人与有过焉。至于明之论诗者，无虑百十家。而李梦阳、何景明之徒，自以为得其正而实偏，得其中而实不及，大约不能远出于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龙益又甚焉。王世贞诗评甚多，虽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间有大合处。如云：『剽窃摹拟，诗之大病，割缀古语，痕迹宛然，斯丑已极。是病也，莫甚于李攀龙。』世贞生平推重服膺攀龙，可谓极至，而此语切中攀龙之隐，昌言不讳。乃知当日之互为推重者，徒以虚声倡和，藉相倚以压倒众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
　　夫自汤惠休以『初日芙蓉』拟谢诗，后世评诗者，祖其语意，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动植物，造为工丽之辞，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甞会于心、格于物，徒取以为谈资，与某某之诗何与？明人递习成风，其流愈盛。自以为兼总诸家，而以要言评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欤！

外篇（下）
　　一、三百篇如三皇五帝，虽法制多有未备，然所以为君而治天下之道，无能外此者矣。汉魏诗如三王，已有质文治具，焕然耳目，然犹未能穷尽事物之变。自此以后，作者代兴，极其所至，如汉祖唐宗，功业炳耀，其名王，其实则霸。虽后人之才，或逊于前人，然汉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后代之诗，为王则不传，为霸则传。汉祖唐宗之规模，而以齐桓晋文之才与术用之，业成而俨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坛，绍前哲、垂后世。若徒窃汉唐之规模，而无桓文之才术，欲自雄于世，此宋襄之一战而败，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也。
　　二、汉魏之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一幅绢素，度其长短、阔狭，先定规模；而远近浓淡，层次脱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而远近层次，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也。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掉换，无所不极。
　　又甞谓汉魏诗不可论工拙，其工处乃在拙，其拙处乃见工，当以观商周尊彝之法观之。六朝之诗，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处见长，拙处见短。唐诗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则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诗在工拙之外：其工处固有意求工，拙处亦有意为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诗工拙之分剂也。
　　又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牕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后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
　　三、六朝诗家，惟陶潜、谢灵运、谢朓三人最杰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诗不相谋：陶潜澹远，灵运警秀，朓高华。各辟境界、开生面，其名句无人能道。左思、鲍照次之。思与照亦各自开生面，余子不能望其肩项。最下者潘安、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诗如其人之品也。齐梁骈丽之习，人人自矜其长；然以数人之作相混一处，不复辨其为谁，千首一律，不知长在何处。其时脍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疎』，『亭皐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等语，本色无奇，亦何足艳称也！
　　四、谢灵运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独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诗独美女篇可为汉魏压卷，箜篌引次之，余者语意俱平，无警绝处。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后人惟杜甫新婚别可以伯仲，此外谁能学步。灵运以八斗归之，或在是欤？若灵运名篇，较植他作，固已优矣，而自逊处一斗，何也？
　　五、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诗家之方外，别有三昧也。游方以内者，不可学；学之犹章甫而适越也。唐人学之者，如储光羲、如韦应物。韦既不如陶，储虽在韦前，又不如韦。总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六朝诸名家，各有一长，俱非全璧。鲍照、庚信之诗，杜甫以『清新、俊逸』归之，似能出乎类者。究之拘方以内，画于习气，而不能变通。然渐辟唐人之户牖，而启其手眼，不可谓庾不为之先也。
　　七、沈约云：『好诗圆转如弹丸。』斯言虽未尽然，然亦有所得处。约能言之，及观其诗，竟无一首能践斯言者，何也？约诗惟『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二语稍佳，余俱无可取。又约郊居赋初无长处，而自矜其『雌霓连蜷』数语，谓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赏殆绝，仆所相邀，在此数语。』数语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约之才思，于此可推。乃为音韵之宗，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亦何为也！
　　八、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然千古与杜甫齐名，则犹有间。盖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从来节义、勋业、文章，皆得于天，而足于己。然其间亦岂能无分剂？虽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气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满，自可无坚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调三首，亦平平宫艳体耳，然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无论懦夫于此，战栗趦趄万状；秦舞阳壮士，不能不色变于秦皇殿上，则气未有不先馁者，宁暇见其才乎！观白挥洒万乘之前，无异长安市上醉眠时，此何如气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与，立勋业可以鹰扬牧野，尽节义能为逢比碎首。立言而为文章，韩愈所言『光焰万丈』，此正言文章之气也。气之所用不同，用于一事则一事立极，推之万事，无不可以立极。故白得与甫齐名者，非才为之，而气为之也。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
　　九、盛唐大家，称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为稍优；孟则大不如王矣。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岑七古间有杰句，苦无全篇；且起结意调，往往相同，不见手笔。高岑五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叠用巫峡啼猿、衡阳归雁、青枫江、白帝城；岑一首中叠用云随马、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四语一意。岑五律如此尤多。后人行笈中携广舆记一部，遂可吟咏徧九州岛，实高岑启之也。总之以月白、风清、鸟啼、花落等字，装上地头一名目，则一首诗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维五律最出色，七古最无味；孟浩然诸体，似乎澹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苏轼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言。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总而论之，高七古，王五律，可无遗议矣。
　　一〇、王世贞曰：『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斯言以蔽李杜，而轩轾自见矣。以此推之，世有阅至终卷皆难入、纔读一篇即厌者，其过惟均。究之难入者可加工，而即厌者终难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