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一斋李杜诗话

赵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一寓於诗。其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也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有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诗，人之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罗景纶以为诗中之经，杨诚斋以为诗中之圣，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为人，则《新唐书》本传云：“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数语亦简而核。然本传又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则於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於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要。而其难进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尝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昼”之宗派哉！详见集中各诗，不及备述。赵氏止引二联，尚属挂漏。然断之曰“王佐之才”，“出处与孔、孟合”，则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而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抉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於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元顺帝追谥文贞，为千古诗人之仅事，要亦当之而无愧色者也。黄氏彻曰：“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云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据此则谥以文贞，其美尚有不尽者欤？
李氏纲曰：“肃宗之弩房，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与阳城之救陆贽何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耶？予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观者如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语文章妙天下而已。”按葛常之《诗话》引张无尽《孤愤吟》云：“房未相日，所谈皆皋夔。一朝陈陶下，覆没十万师。中原已纷溃，老杜尚嗟咨。”盖为罢相时，杜子疏力救而发也。是则之衄师非无罪，而杜之救为徇私矣。然之败也，由於恢复两京之遽，固志大而虑疏；而之初意，亦欲持重俟时，中人邢廷恩等促战，仓皇遂及於败，则亦不当专为罪也。况考之罢相，《旧史》即系之兵败下，殊觉失之不审。《新史》曰：“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相”，虽兼二事，言仍未覈也。予检杜公《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云：“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必位公辅。陛下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而性失於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之爱惜人情，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据此，则之罢相，自为琴工董庭兰事，与陈涛之败，了无交涉，盖陈涛之事，在前一年也。且尝建议遣诸王为都统节度，禄山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则之善谋，业已功在社稷，似可与陈涛之罪相抵。今只为琴工一事，遽免宰相，是欲使秦穆必替孟明，以一眚掩德也，岂用人之道哉！杜公救之疏，自为国家起见，故当时名臣，如颜真卿、韦陟，则谓甫此疏不失谏臣体，如张镐则谓朝廷罪甫，必塞言路，皆为能见其大。而《旧史》、《新史》既以之罢相，仍为陈涛斜之故，又以公之救，专为布衣交之故，於则不考时事，於公则测以私心，均不足为信史。若张无尽之作诗揶揄，尤ウ陋而不足道也。呜呼！观公《陈涛》之诗，则知公於无徇私讳匿之心；观公救之疏，则知公於国有爱惜人材之意，直笔忠悃，可质百世。故公之《谢推问状》云；“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深容直臣，劝勉来者。”夫以肃宗震怒之馀，而公之引罪曰“恳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见素负时名，而谈释、老、仿车战，名实不称，比之殷浩。不知於建议分藩外，如救王思礼，荐严武，颇能裨益帷幄；殷浩钓名之鄙夫，非其伦也。公救之明年，为贺兰进明所谮，兼谮及公，同时贬谪。既功名不终，公亦羁旅以老。皆属时命，无可言者。然进明已杀张、许，又谗房、杜，凶人之谗贼善类如此，持论岂可更扬其馀焰而助之哉！李肇云：“宰相自张曲江之後，称房太慰、李梁公为重德。”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刘克庄云：“房虽败，不失为名相。”综是数说，之德望，岂易企及！若董庭兰依倚一事，考之朱长文云：“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体和，抚弦韵声，可感鬼神。给事中房，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予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之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为相岂能遽绝哉？赇谢之事，予疑谮者为之，庭兰朽耄，岂能辩释，遂被恶名耳。故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了无愠色也。”观长文所辩，房公诚不失为长者；而易简即天宝时人，其言又信而可徵也。然则董庭兰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李伯纪比诸阳城之救陆贽，夫次律即非敬舆匹，而子美实无愧於亢宗也。後人读唐史，辄以房贻口实，杜之救房，即同瑕玷。予故录伯纪语，而历历证之如此。盖伯纪一代伟人，故能洞悉贤达事君交友之心胸，而叹其不苟於事；彼葛立方、张无尽之徒，何足以知之！
黄氏生曰：“杜公屡不第，卒以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虽前後铺陈时事，无所不备，而於当时荒淫失国，惟痛伤而不忍讥，此臣子之礼也。说者不得公心，影响附会，辄云有所讥切。此注杜大头脑差失处，妄笔流传，杜公之目，将不瞑於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於卒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为说，子美之诗，益不白於世。”此论最通。夫杜即爱君，岂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琐屑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凿也。黄氏之说，剧得杜意，然黄氏亦有所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已讥唐人咏杨妃者，为无礼於君矣。此等处有关名教，学诗者之开宗明义章也。顾黄氏谓杜公“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此论亦陋。君臣之义，无所逃於天地之间，何关穷达事！使明皇不赏《三大礼赋》，子美将肆其诋讠其耶？抑肃、代二帝於子美无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发论不本於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礼。然则“大头脑差失处”，黄氏亦未能免。子美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斯言也，乃纯臣之言也。
黄氏彻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子美胸中语也。宜其孩弄严武，藐视礼法，而朱老、阮生皆与莫逆，遭田父泥饮，至被肘而不悔。其内直外曲，强御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测也。”按《旧史》杜本传云：“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性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史》语与《旧》同。其下云：“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将出，冠钩於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新史》本《云溪友议》，不足信，故鲁以严武镇蜀、章彝入觐证其伪。刘克庄云：“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子美《哭严仆射》诗云：‘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极其凄怆。至列之《八哀诗》中，忠厚蔼然。”王嗣亦云：“观公《九日寄严大夫》、严公《巴岭答杜二见忆》两诗，两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讹。观《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无欲杀公事。”以上诸说，皆足明严之未尝忮公矣。若公之凭醉登床，斥严家讳一事，《旧史》则贬之曰“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史》则贬之曰“性褊躁傲诞”，此亦未免已甚也。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又少於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唐人朋友呼名，如李诗称杜甫，杜诗称李白，不足为异。其直呼挺之，用此礼也。特施之死後，而对子名父，为不宜耳。然玩其语意，实是追念故交，且爱武之极，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以沈醉不检，故脱口触讳，本非不足於武，何“褊躁傲诞”之有！是以武虽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谅其心曲，而不以为畔，且待之加厚也。今以醉中一言之疵，遽概之曰“褊躁傲诞”，其性实然。然则杜诗中所以爱美严公不一而足者，皆将侪於虚言而不足信，而公之醒时，转为谀佞诈伪之流，非第“褊躁傲诞”之过而已也。岂知杜公者哉！至其在武幕中之诗，曰“强移栖息一枝安”，曰“蹉跎效小忠”，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未尝以为恩也，何“恃恩放恣”之有？吾叹作《旧史》者之视富贵人太重，而礼公太轻也。然即其不屑相就者，亦自嗟时命之乖，不能展其康济之志耳，非有憾於武也。以欲大庇天下之人，而老作诸侯之客，谓称其本怀感恩报不可，谓形诸嗟咏，即同怨望，亦不可。惟登床一语，不能谓非无心之小失；而要不当如史臣科断云云也。若常明黄氏，直以公之醉语，为疾恶刚肠，为孩弄严武，为不畏强御。此又於君子之过，从而为之辞者，鄙意殊不谓然。武本非恶人，公亦未尝疾武，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以此为豪视八极，士之礻是身接物，将何所不至也！故《新旧史书》论公已甚之处，断不敢从，而黄氏之说，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学者世间之常法焉。
王氏应麟曰：“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ν、李实类此。杜、韩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行其平素鲠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亦不独於鲜于京兆、张博士也。《投歌舒仆射》诗云：“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而《潼南吏》则云：“哀哉潼关卒，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歌舒。”何其前後违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而置之集中，不肯删其少作，又见古人朴实，不讳过也。然於翰等，犹可解曰：前时败阙未见，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若王维、郑虔，大节已玷，犹从而美之曰：“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反覆归圣朝，点染无涤荡”，何其深加惋惜乃尔！至称维曰天下高人，称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予尝反覆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爱贞洁，岂於此大节而反忘之？只缘於朋友一伦，长厚太过，有悱恻缠绵之仁，而无刚健断决之义。见维之取痢称、作诗志痛也，则以为心尚可原；见虔之潜以密章达於灵武也，则以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伪署，市令之求摄，皆法之所不得宥，而义之所必当绝也。故太白之可谅，在於辞官而逃；维与虔之难逭，在於已汙伪命。少陵混视为一，虽无损於己之节目，然已增後学之疑矣。昔王伯安素善刘养正，养正从逆，伯安逼令引决。其母丧暴露，伯安使人葬之，且祭以文云：“君臣之义，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施於其母。”有儒生驰书辨论，君臣朋友，本无二理，伯安愧屈。夫维与虔之罪，即不至如养正之甚，而岂得谓其清白无玷，仍以朋友之礼待之，且为之嗟慕不置哉？然则少陵投献应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转为唐人之常事，文字之未节，而不必申驳矣。然少陵之美王维也，顾氏炎武讥之。而王伯厚之讥郑虔失节也，何氏焯则驳之曰：“名士如珠玉犀象，虽无用而不可少”。至顾氏宸且文之曰：“供奉之从永王，司户之仕禄山，皆文人败名事，使自好者处此，不知作几许云雨反覆！少队当二公贬谪时，深悲极痛，至欲与同生死，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神。”此二说乃名教之蠹也。夫所贵乎名士者，贵其识大义耳。使伦常之际，心目不清，则与粪土何异，而曰“珠玉”也？若供奉之辞官辞赏，先事而逃，与郑司户公然并论，此已不考之过。至司户之汙伪命，第目之曰“败名”，何其不知类也！且朋友，以义合者也，友如未汙，则当辨其冤于“伤心”、“严谴”之时，友如已汙，则当绝其交於功罪覈实之日，此非自好也，义也。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鸣冤，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乃曰“不以成败论人”，交谊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为天地之常经，岂非疑误後人之极者哉！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歌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於义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於诗教者必知之耳。
黄氏鹤曰：“公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馀，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票’，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亭。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考。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是说。”按：仇氏兆鳌云：“元稹《墓志》：‘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或乃兼采本传，谓公卒於耒阳而殡於岳阳。考公之卒在大历五年，而史谓永泰二年，年次既属差讹，记事安得真确？”又唐人李观作《杜传补遗》，谓“公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於何处。玄宗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於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夫子美卒於代宗时，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诬妄可笑，不值攻驳者。以与太白皆临终被诬，故既论其生平梗概，而遂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