晩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自《黄帝魂》（1929）录出，原载何种书报不详

　　○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渊实

　　划成一新纪元于中国之文学史上，放陆离之光彩者，元代之杂剧及传奇也。于南北两宋，自诗余转化而来，人皆知之；而其诗余又古乐府之流别，人亦知之。虽然，叩以古乐府以如何动机而变化为为诗余，诗余以如何理由而转移于杂剧及传奇，虽斯道专门之诗家者流，对之而有亲切明畅之辩解者极少。此之故，乃文人学士，读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犹读诗赋文章，徒论其文字之姸丑好恶，绝不硏究音乐之故耳。夫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者，非如司马相如以下李杜韩白之辈，所作之诗赋文章，非文字之诗也，非目之诗也，非美文也，乃声之诗，耳之诗，与音乐相待为一，以传于天下。故音乐之变迁，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迁变也；音乐之灭亡，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灭亡也。欲知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性质，宜先自上古至于今日上下四千余年间，于历史上硏究音乐之变迁与兴亡，不然则无由知其眞相。此本篇所欲论者，则在于中国音乐如何起灭，如何变迁，而其结果与大汉民族有如何影响之？题也。

　　在中国之上世，诗乐一致，三百篇皆可歌，无复赘辩。传曰：「诗亡然后春秋作。」由此语而推想之，则至东周之季，王道衰微，风俗赴于浇漓，人情流于浮薄，所谓风雅颂温柔敦厚之敎旨，全归湮没，诗遂减亡。但《左传》特书吴季札之观乐，而列国士大夫于宴会之席上，往往赋诗言志，由是观之，诗之作者虽绝，而歌咏之方法，卽音乐之一部犹依然存也。虽然，至于战国时代，各家之书史传记，不复记此等之事，倂其乐律而至于绝灭者当在此时。自此以后，炎汉运隆，乐府乃兴。自乐府而诗余，自诗余而杂剧、传奇之起源之一大远因也。

　　战国之末，楚之屈原，始发荆楚怨诽之声，作为《楚辞》，首《离骚》、《九歌》以下二十五篇，在当时必皆可协于乐律。如其《九歌》，在楚汉间，为祠庙祭祀之神乐，以奏于神前者，曰《云中君》、曰《湘夫人》、曰《湘君》、曰《东皇》、曰《太乙》，则皆其土神之名也。自此而荆楚之歌调，渐弥漫天下，到处莫不耳楚声。卽就于今日所流传之歌篇而检之，则《荀子》所录《成相》之歌，楚声也；荆轲《易水》之歌，楚声也；项羽《虞兮》之歌，亦固楚声也。若夫司马迁作《史记》，于《项羽本纪》，淋漓大书，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云，若例作者以裨官舞文之笔墨，断为无此等事实，则非也，盖在当时能楚歌者非仅楚人，可想而知也。

　　战国而为秦，秦亡而为汉，万般之事态，虽颇有所改革，而至于歌咏之一道，则面目依然，秋毫不变，且全土皆风靡于楚声。彼高祖之《大风歌》、《鸿鹄歌》，亦楚声也，《史记》高祖惮吕后，欲立宠姬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为太子而不果，故写哀痛悲切之意，以作《鸿鹄》之歌，酒酣，对戚夫人曰：「我为尔楚歌，尔为我楚舞。」然则「鸿鹄高飞，横绝四海」之高歌，非楚歌之明证乎？外之如高祖之宫人唐山夫人，尝作《房中乐》。《房中乐》者，于汉初为唯一之乐歌，以二南之遗声称，改名《安世乐》，用之于郊庙焉，可谓当时之国乐。然案诸《汉书、礼乐志》所明记者，犹纯然楚声也。又如武帝之《秋风歌》、《匏子之歌》，？孙公主之《黄鹄歌》，其体裁格调，颇类似屈原《九歌》，宋儒朱熹夙取而收之于《楚辞后语》，亦可为楚辞之遗声。由是观之，则自战国之际，涉于秦汉，其间乐歌，可谓一切为楚声所支配，楚风何其竞也。此无他，风雅颂与乐律旣亡，而他国之诗，又不逼于歌，可歌者惟楚诗而已，故一时备受到处欢迎，而一百七十余年间，楚声遂波及于中国。

　　虽然，武帝之时代，汉家之国运，最称隆盛，文物典章，最放光华之时代也。文人学士，以博学高才被知遇者辈出，故乐歌则自楚调以外，新声渐兴，辞赋则韵文美文亦起。盖辞赋者，溯其渊源，出于古诗三百篇之苗裔，取义于六义中赋比兴之赋字以名之者，班固遂称之为古诗之流别。然其体裁，一仿于《离骚》，且滥觞于屈原之门下士宋玉、景差，而成功于贾谊、司马相如。其作意之倾向，在事物之铺张扬厉，其修辞之宗主，在文字之侈丽洪衍。《楚骚》一变而为一种之韵文、美文，虽与音乐无有何等关系，然旣自《楚辞》变化得来，则亦为楚体而已。若夫解释韵文美文为广义之诗，则乐诗之出也，虽与词赋同时，然二者可谓全相分离者。何则？词赋之基础，不存于声，而存于体，非耳之诗而目之诗也。

　　汉代诗赋之端，陆贾最先叩之，时犹际于草创，述作至少。降而贾谊，以雄逸之才气，赋《怀沙》，赋《鵩鸟》，斯道为之振作。及司马相如、枚乘出，词釆如景星，华藻如庆云。继起者，则枚、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班固之徒，皆以能手称。其著作丰富，仅孝武一世所录，亦已千余。然其体雍容华贵，踏一韵脚，巧于组织，一长一短，任意挥洒，才子衒才，大抵流于浩瀚，莫知归着。且以型式一仿《楚辞》，若以比诸三百篇之平和中正，判若云泥。是以儒家者流，追想三代古风，慕温柔敦厚之旨义，企图诗篇之复古，致力于三百篇近似之著作，如楚元王之师傅韦孟所作谏诗，企仿四句四言之例，可想见当时一般之趋向。虽然，汉诗之距周代，星霜已三四百年，人文风气，夙已变迁。以三百篇之型式，求其适合于当时之人心，固不能之事，故行世者极少。于是武帝前后，苏武、李陵之徒，病《楚辞》如彼其繁冗，古诗如彼其古质，苟欲于一定之秩序内，自由发挥当代之理想，非别有所发明不可，乃创成一种所谓五言诗者，遂为近世诗学之渊源，识诚伟矣。要亦天籁之发于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强成乎？

　　词赋之光华如彼，新诗之精神如斯，武帝时代韵文美文之发达，前古殆无其比也。虽然，唯有一事，其阙典为当时上下一般所遗憾者，则以一切新声付于音律均不成声也。武帝天资豪迈，必欲补此阙典，于兹始设乐府。乐府者，音乐之官府，卽律吕之硏究所也。何幸此时通音律者得有李延年，文学则司马相如以下，才学卓绝一时者数十人，济济多士，旷典聿修。然其所谓诗赋诗者，非一切皆可歌也，卽所谓支配全社会之《楚辞》，然欲用之于郊庙大典，则宜庄重典雅，其体裁亦非切合也。故司马相如、李延年等，奉命欲倡作一种特别之新声，而硏究之结果，第一所制定者，郊庙歌辞也，次制定者为军乐鼓吹歌辞也，横吹歌辞也。乐府之硏究，渐渐进化，欲遂举海内之歌谣一切付于新律。赵、代、秦、楚之诗乐无论矣，卽下迄樵唱牧歌，咸泛釆博取，定其曲谱，选童男童女七十余人，每夜淸诵而讲习之，此卽今日尙存古乐府中一部分，所谓《相和歌辞》也。相和歌辞出，海内歌谣，緃非楚声，亦皆可歌，特其付于乐律，谱于乐歌者，实非韵文美文之五言诗也，卽有能被于管弦者亦仅矣。虽然，乐府固多五言者，而谓其实非，则又何也？无他，所谓五言诗者，大抵于秩序一定之型式以内，自由发挥自家之意想，或深远，或幽邃，或慷缠绵，必反复玩味，始自得之，所谓目之诗也。乐府则反之，以声为主，如彼郊祀歌词，用于天地宗社之大礼，于体裁上固隆庄严典雅之旨，然必使若师旷之徒，一度聆其声，卽可溯其意，自余之歌词，则更近焉，苟不然，则乐歌之效用殆不显。且以音乐之易入于妇竖童蒙之耳者，必不在文人学士挥洒满腹之学问才气，或高尙，或曲奥，所作之抒情诗，却在写街谈巷议云，或可悲，或可喜，或可恐，或可愕之事实之叙事诗。故当时被选釆于乐府者，非苏武、李陵之徒集注一代精神所作之抒情诗，而为不知作者姓氏之叙事诗。彼亦五言也，此亦五言也，其姿貌形骸，殆无所异。而彼则主于目，主于文字；此则主于耳，主于声音，精神殆全相异也。夫然后彼此之间，划一鸿沟，阅星霜，经时代，各相背驰，向一方面，愈进步，愈发达，有可歌者，有不可歌者，则其由来亦可谓远矣。

　　三国鼎立之时，屈指而鸿博之徒，蜀吴至寥寥；魏跨大国，多奇才，曹氏父子，以绝代之才气，嗜好文学，建安七子之徒，相和而起，能继承汉代之诗，而扩张之，特立一种卓荦之风骨，为百世所师表，亦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书之价値也。曹氏父子，夙企图诗乐一致之复古，子建所作，可付于音乐者特多。虽然，社会变迁，一般文学之趋向，自此时渐重文字之诗，魏晋间一大作家阮籍者，《咏怀》诸作，与汉代之乐府，全异其趣，及其述作推行，而乐府音节，次第澌灭。一部之时谣，仅依于酒馆茶楼之妓师，以整理流行。及东晋江左偏安，卽此亦散亡。其间眞可付于乐律者，唯存淸商曲辞之一体而已。

　　淸商曲辞者，先自三国时代之吴地发生；及晋南渡，定都南京之时，盛行于南方之一种俗谣也。其歌调基础于扬子江上，渔郎篙师，覊旅渡客，当无聊之余，发为口头之吟咏，以及沿岸南北之水神丛祠，黄童白叟，降神进奏，俚俗之神乐所配合者，如《子夜歌》云「芳草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郞」。如《团扇郞歌》云「御路薄不行，窈窕决塘横，团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之类，皆此淸商曲辞之一也。唐郭振之《子夜吴歌》云「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肠正断，君怀那得知！」亦拟此而作者。其歌辞简短，其音调俚俗粗，类日本之迫分节。迫分节者，依于北海回环之舟子而传者也。淸商曲辞者，依于扬子江回环之舟子而传者也，然则其意境亦同。而此淸商曲辞，后来分为二种，为韵文、美文者，卽为今日所流传之五言绝句之祖，为乐府者，卽入唐而为新乐之发端。虽为一极浅微、极简纯一小歌辞，而于四千年诗乐之迁变上，有绝大之影响，正吾人所亟当注目者也。

　　乐府之衰灭如斯，然彼美文韵文之五言诗，则自汉之枚乘、苏武、李陵，魏之建安七子，系顺相承，迄阮籍以后，更经潘安仁、陆士衡、左太冲、陶渊明、谢灵运之徒，促长足之进步，齐梁之际，沈约、谢朓之徒出，发前贤未发之秘，惊倒一世，更创为四声八病之说，无端而向于从来之五七言诗，加一大革新，遂于兹划古今之大限，诗愈不可歌矣。盖沈谢之为四声八病也，元欲为诗赋整顿语格。盖诗之所主，在于有秩序之文字，则当四声未判以前，固一任自然之音节，以外不复有何等之手段。及自此四声之发见，其不能不通用者，则语法必乱，卽诗非乐府，乐府非诗，一主于目，绝不主于耳。虽然，若语格苟乱，则何以为诗？此所以沈谢四声八病之说，一度出世，而风靡天下，其硏精之结果，遂至唐初，有所谓律诗者出。律诗者何？盖律者何？乃规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卽以四声斟酌文字，调和轻重高低抑扬开阖之？，然虽严设规律，于音律上无有何等之关系。今之人，或有误律诗之律，为音律之律者，故疑沈谢声病之说，一自音乐上之关系，讶为讲究歌唱之方法，欲成诗歌一致之盛业者，则非也。

　　所谓五七言诗者，自斯愈不可歌，而汉魏以来，乐府之灭亡，亦旣久矣，但在齐梁时代之诗，时有其题为乐府者。虽然，此唯取其题而已，未尝协其律，依一时之感，或彷佛古体，或擘画新作，名以乐府称，其实绝非音府之声调。固在当时，不为一种之诗，降而及唐，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徒，或以古题，或以新题，频自作之，亦名乐府。其实一切不可歌，亦同为文字之诗，目之诗而已。以此则唐初无复有一诗一歌之可付乐律者为足证也。

　　唐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成拨乱反正之功，振作六朝以来之颓敎，及见贞观之治，特感其必要者，礼乐也。虽然，乐之亡也旣久，卽欲复之，亦不能企图复古。太宗乃追慕胜朝隋太祖统一南北之时，患中国之乐谱一切失传，专采用外国之音乐，仿其故智，不分界限，输入音乐，欲混合而大成之，先称燕乐，制定一大乐部，分为十部。其中中国本土之所有者，唯自晋代以降，扬子江沿岸所传淸商曲辞之遗声淸商乐而已，其余率皆外国之声。第一，西凉州也，西凉州，今甘萧省西方一带之地；次天竺也，天竺者，今之印度；次高丽也，高丽卽今之朝鲜；次兹也，兹者，今之中部亚细亚叶尔羌之都会乌什，当时为一部之独立国，音乐早发达，卽如元宗所最翫赏之霓裳羽衣曲者，亦自彼地之新曲取来，而试演于宫中者也，次安国也，安国为今之波斯；次疏勒也，疏勒为今之喀什噶尔；次回纥也，回纥为今之额鲁特；次康国也，康国为今之撒马儿干，卽帖木儿之旧都也。太宗实如斯采取诸方之音乐，始定自家之乐部，非器度豪迈，识见超卓，其能为此大计划乎？虽然，亦不过汉魏之音，夙失其师授，以万不得已之结果，乃施此大穷策也。然史编且大书特书，谓「大唐统一天下，政敎加于化外，普天率土，来宾来王，竞贡声技，以示诚服。」则又何谓也？抑非夸欤？

　　新乐采取而制定矣，然欲演之于歌词，则又大难。何也？盖诗赋一道，入唐则诸体皆备，复何问然，特皆不可歌，可歌者，惟淸商曲耳，卽寥寥四句二十字之五言绝句而已。以如此单纯之歌调，而欲附诸复杂组织之音乐，则困难至甚，一时又茫然自失，以种种硏究之结果，遂以淸商曲辞之歌法，为一般之基础，调和新来之乐律，虽不完全，尙可试诸绝句，于兹始制定所谓大曲及小曲，对于梨园及敎坊，使演习之。然则以如何手段定之？虽记录散失，今不能详，若就诸家之传注以推之，犹可考信。所谓大曲者，始《水调歌头》，而次《胡渭州》、《凉州》、《甘州》、《伊州》等词，乐曲极多。此等之乐曲，皆自外国新来者，歌调颇冗长复杂，故欲以寥寥短篇之绝句配之，到底非所相敌。故当时之乐师，费诸般之工夫，将当代名士所作之绝句数首，彼此相联，斯所谓有节奏也。今举其一例：如大曲《水调歌》中之第一迭，则歌张子容所作之「平沙日落大荒西，陇上眀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战士连营候鼓鼙」一绝，第六迭则歌杜甫所作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一绝，《水鼓水》中第一迭，则歌张子容所作之「雕弓白羽猎初回，薄夜牛羊复下来，梦水河边秋草合，黑山峯外阵云开」一绝，《伊州歌》中第一迭，则歌盖嘉运所作之「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偏照汉家营」一绝，第二迭，则歌「打起黄莺儿，莫敎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绝，《凉州歌》中之第一迭则歌张子容所作之「朔风吹梦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思靑海上，胡笳夜听陇山头」一绝，可以证矣。其它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张籍《凉州词》「风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楡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祜《胡渭州词》「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长江万里流。乡国不知何处是，云山漫漫使人愁」，此等绝句，亦为敎坊梨园之伶人所采取，付于新乐而歌唱者也。而其云胡渭州、云凉州、云甘州、云伊州，皆唐土边陬之地，接壤于中部亚细亚之各国，卽当于采取音乐之初，一切经此等各地地方官之手，贡于朝廷者，故特以地名名其曲，今举其一例，元宗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凉州歌》，帝嘉纳之，特笔于史传，尙足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