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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杭氏学
曰“侯”。屯,“利建侯”。豫,“利建侯”。晋,“康侯”。
曰“子”。明夷,“箕子之明夷”。鼎,“得妾以其子”。
言公、候、子而不及伯、男。或曰:“此殷制也。文王演《易》于纣之世,故从殷制。”
正名之称有六:
曰“大人”。一人为大。孟子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言》“与天地合其德”一节,孔子赞大人也至矣。
曰“君子”。乾为君,震为子。乾震为无妄,君子者。无妄之称
曰“小人”。天大,地大,人亦大。与天地参,故大。违反天地之道,则曰小人。
曰“恶人”。睽“见恶人”,人而见恶于人,曰恶人。于象,离为恶人。
曰“寇”。寇者悖逆之词。于象,坎为寇。
曰“匪人”。匪同非。“比之匪人”,“否之匪人”,失人道,故曰“匪人”。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孔子赞《易》,更广其义。
曰“圣人”,曰“贤人”,曰“盗”,亦曰“暴客”,日“吉人”,曰“躁人”,曰“诬善之人”。
名当而辞可断矣。爻有等,故曰“物”。辨物当名,名不等也。正言,言不等也。故断辞亦不等。凶至吉为七等:凶,厉,悔,吝,无咎,无不利,吉。
凶不若厉,厉不若悔,悔不若吝,吝不若无咎,无咎不若无不利,无不利不若吉。
学易笔谈序
海宁先生之于《易》,得异人传授,又博极诸家传注,故能竟委穷源,而独见其大。先生于书,无所不读,故能探赜索隐,钩贯于新旧之学,而独得其通。昔尝闻之先生曰:《易》始于包牺氏,备于神农、黄帝,大明于文王、周公、孔子。汉人去古未远,其卦气、飞伏、阴阳、消息,皆有所授受,非能自创。孔子赞《易》,专重人道,以明立教之旨。故三陈九德,以人合天,而筮法仅略言及之。朱子乃谓“《易》为圣人教人卜筮之书”,岂知方耶?然河、洛为《易》象所取则,汉学只诋为伪造,朱子独取以冠经首,是其卓识,亦有不可及者。又曰:“道家祖黄老,渊源悉出于《易》。”其七返九还,六归八居,度数与卦象悉合无论矣。所异者佛产印度,耶稣生于犹太,而《华严》之乘数,《金刚》之相数,一八、三六、百零八之数,及“七日来复”、“十三见凶之数”,亦无不得。仅以素所闻于先生者,弁诸简端,并志其缘起如此云。
学易笔谈述旨
《易》道至大,《易》理至遂;辛斋之愚,何敢妄谈?顾念吾师忍死狴犴,克期以待,密传心法,冀绵绝学,又曷敢自弃?丙辰出狱,爰搜集古今说《易》之书,惟日孳孳,寝馈舟车,未尝或辍。丁巳以后,国会蒙尘。播越岭峤,议席多暇,两院同人,合组研几学社于广州之迥龙社。谬推都讲,计日分程,商兑讲习。虽兵戈扰攘,而课约罔闲。讲义纂辑,得书若干,名曰《易楔》。而晨昏余晷,切磋问难,随时笔录者,又积稿盈尺。同人艰于传写,乃谋刊印。厘为四卷,名曰《笔谈》,盖纪实焉。己未庚申,由粤而沪。同志之友,闻声毕集。风雨一庐,不废讨论。以续前稿,又得四卷,另为《二集》。借阅传钞,恐多遗失。适前印之书,久已告罄。同人请合两《集》与《易楔》、《易数偶得》、《读易杂记》诸稿,均以聚珍板印行。始于壬戌八月,至十月抄,《笔谈》八卷工竣。爰纪颠末,并述旨如左。
一、承学之士,不废笔札,谈论所及,择要缀录,聊以备忘。除《初集》第一卷,于临印时略有增减,以明源流外,余悉随时编订,并无先后次序。
二、讲《易》与诂经不同。诂经当有家法,有体例,义不容杂。而讲《易》则以阐明卦爻象数之原理原则,但以经文为之证明。故凡与象数有涉,足与《易》道相发明者,博采旁搜,不限时地,更无所谓门户派别也。
三、《易》本法象于天地。乾易坤简,易知易能,虽见仁见智,各随学识之深浅而异,要无不可知之理。自象义不明,学者无所适从,几视《易》为绝学,而不敢问津。致《易》简之理,日即湮晦。本编有鉴于斯,立说皆取浅显明白,务期尽人能解,不敢以艰深文浅陋也。
四、孔子赞《易》,身逢乱世,行危言逊。有因时忌不能显言者,不得不以微言大义,隐寓于象数之中,与春秋同一例也。后人不察,悉以文字求之,孔子忧天悯人之苦心湮没尽矣。历代学者,如邵康节,如刘青田、黄姚江,均抱此隐痛而未敢昌言者也。鼎革以后,世虽乱而言可无讳。发历圣之心传,弥前贤之遗憾,维世道而存绝学,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良机。剥极必复,时乎不再,幸我同人勿自暴弃以负天心也。
五、卦因数衍,数缘象起,象由心生。《易》准天地,广大悉备。虽人事递演,世变日繁,要不能出乎此象数之外。故洲殊种别,文字语言,万有不齐,维数足以齐之。宗教俗尚,各有不同,惟数足以同之。两千年来,数学失传。宋后言《易》者,往往以邵子先天数为《易》数。数理繁啧,固非短扎所能尽。然于旧说之显然挑牴牾者,不能不援据象数以为商榷,非敢故翻成案也。
六、占筮固《易》之一端,而圣人修《易》以明道,实非尽为占筮。孔子赞《易》,绍述文周,以人合天,兢兢寡过,岂导人于趋吉避凶哉!朱子以占筮为《易》之本义,未免偏见。而《大衍》揲蓍之法,自唐以后,于挂一再扐两端,立说互歧。往诸数理,并多遗憾。未敢盲从,以误后人。
七、至诚之道,虽可前知,惟道本一贯,学无躐等。必正心修身,能尽人之道以合天,斯天人契合,感而遂通,百世可知。初无二理。若一知半解,妄谈祸福,自欺欺人,实学《易》之大戒。兢兢自箴者,窃愿以此勉人。
八、尽性至命,乃易学之极功。孔子之圣,犹韦编三绝,但云寡过,罕言性命。后生末学,更宜践履笃实,下学上达。同学讲习,窃本斯旨。《初集》刊布,朋自远来,往往以只言象数,不谈身心性命相责。但愚尚以象数之未能尽明为憾。果象数通解,则身心性命之理,胥在其中,更无待言说为也。
九、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凡有形可指者皆器。道本于心,未可以言尽焉。故八卦因重,羲农法天以垂象;两编《十翼》,周孔立言以明道。然未可遽执卦象经传以为道也。譬诸升高必以梯,而梯非高。求饱必以饭,而饭非饱。宋后讲《易》,开口言性理,言道统,是犹指梯而称高,看饭而说饱也。今之谈道者,无宋人之学,而立说更高出宋人。自误误人,更不待言。愿学者共明斯旨,各求实学,返诸身心。勿好高鹜远,循前车之覆辙焉。
十、洁净精微之学,非潜修静养,未能深造。劳人草草,敢言心得?惟汇积年涉猎所得,聊供同学参考之便。深望海内鸿硕,时加匡正。幸得学与年进,尚拟续,以供采择。
十一、世道陵夷,圣学中绝。人欲横流,罔知纪极。谨愿之士,苦身心之无所寄托,蒿目时艰,恒怀消极。或附托西教,或皈向佛门。而仙灵神鬼,导引修养,及飞鸾显化之坛宇,遂遍于域中。影附风从,是丹非素。不知我国固有之学,贯澈天人,足以安身立命。保世滋大,概群藉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易经》。存人道,挽世运,千钧一发,绝续在兹。弘道救世,责无旁贷。惟我同人,自奋勉焉。
上古之《易》
上古之世,无所谓《易》也。但后世之《易》,实本于伏羲,故《周官》掌太卜者有“三《易》之称。因周以《易》名,遂追谥《连山》、《归藏》皆谓之《易》。余所谓上古之《易》者,亦援斯义而追称之耳。
溯自伏羲一画开天,其时虽文字未兴,而结绳为治,已有等秩伦纪之可观。《系传》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条理井然,而观法于地暨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已能将地之所有,分析观察,颇如近世科学家,区地文地质学为二类。此岂欧洲人所谓上古时代野蛮酋长之可比拟哉!以佃以渔,虽未脱游牧之风,而政治亦已斐然可观矣。况八卦成列,有形,有象,有声,实已备具文字之作用。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益之以变化,固已肆应而不穷矣。此伏羲之《易》,所以为我中国文化之初祖也。
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已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商。且规模宏远,政教并行。又尝百草以御疾灾,民无夭折,创制显庸,泽及万世。然其时文字未兴,所赖以为政治之具者,实维伏羲所遗传之卦象。度神农氏必有所增益而变通之,是名《连山》。相传以重艮为首,经卦皆八,重卦皆六十四者也。故神农为炎帝,亦号列山氏。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盖至是文明日进,制器尚象,人事日繁。而旧有之八卦,不足以应用。于是广卦象为六画,而文字以生。益以天干地支,而阴阳五行之用愈精。吹律定声,民气以和。而礼乐以兴,本黄钟以定度量权衡。治历明时,定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绝地天通,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易》之为用,益无乎不备。故黄帝之《易》曰《归藏》,以坤乾为首者也。尧舜继黄帝之后,于变时雍,垂衣裳而天下平。今读《系辞下传》之二章,上古进化之历史,与三《易》之源流,可概见矣。此上古之《易》也。
中古之《易》
夏易《连山》,盖继述神农氏者也。商易《归藏》,盖继述黄帝氏者也。周曰《周易》,或曰“祖述尧舜”。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虽指《周易》,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然帝降而王,德不如古。神禹受命,开家天下之局。汤武革命,《易》揖让而征诛,均不能无惭德焉。故三代之《易》,皆可谓之中古,所谓“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上视羲皇,已不无今昔之感矣。
三代之政纲本于《易》
制度文物,皆出于《易》。故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易》在三代,不啻为政治之书。夏宗《连山》,其礼乐政刑胥以《连山》为则。殷宗《归藏》,其礼乐政刑胥以《归藏》为则。故纪历有人统地统天统之殊。而尚忠尚质尚文,亦各有所专重。盖变通损益以蕲合于时宜,而成一代之制。必统系分明,而后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今夏殷之制不可悉睹,而《周礼》一书,虽经窜改,而周家之典章文物,犹可得其梗概,足与《周易》相印证。自秦汉以降,目《易》为卜筮之书,政失其纲也久矣。
学术之派别出于《易》
我国学术,约可分为三派:曰儒,曰道,曰墨。其余诸子百家,名类虽多,要无不可以此三派归纳之。道家宗老氏,而实导源于黄帝,故相传曰“黄老”。墨家出于禹,而实滥觞于神农。《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并耕之说,亦墨之别派也。儒家集大成于孔子,《论语》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则孔子固自承为继续文王者也。故儒家之学出于《周易》,道家之学出于《归藏》,墨家之学出于《连山》,各有所本。自汉而后,虽罢斥百家,独崇儒道,而道与墨之学,亦实有不可磨灭之精神。历代之治,舍其名而用其实者,不可枚举。至于今日,儒术亦扫地尽矣。而老氏墨氏之学,则因与欧西之哲学,及其他科学之相契合者颇多,崇尚新学之士,渐有取而研究之者。礼失求野,循末反本,则吾文明初祖之羲《易》,或尚有大明之一日乎?
孔子之《易》
《易》者,明道之书也。五帝之治天下也以道,三王以德,五霸以功。世运自帝降而王,王降乎而霸,道之不明也久矣。孔子生当衰周,五霸之功已杳,浸浸乎由功而降而尚力。至惟力是尚,弱肉强食,人道或几乎悉矣。故孔子赞《易》以存道,又以道之未可骤几焉,乃取中爻以明功,陈九卦以崇德。循序而进,由功而德,其庶几乎与道近矣。
两汉易学之渊源
孔子传《易》于商瞿。商瞿字子木,其行事不见于《论语》,盖孔子晚年之弟子也。商瞿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对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凡六传,而周灭于秦。秦焚书,而《易》以卜筮独免。汉兴,田何以齐之公族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伏生。王同子中授淄川杨何,丁宽授同郡田砀王孙,王孙授沛施雠,兰陵孟喜,琅邪梁丘贺,是为三家之《易》,皆立于学官置博士。
施雠授张禹,及琅邪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子崇平。鲁伯授琅邪邴丹、伏曼容。
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瞿牧,及焦延寿。延寿授京房。
梁丘贺传子临,临授五鹿充宗。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
东莱费直,治《易》长于卜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传琅邪王璜子中。同时沛高相治《易》,与费略同,亦无章句,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高氏费氏之学,皆未立于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