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

　　醇亲王薨，修祠、造坟诸费，皆由部拨，约共享五百万.祠中九莲灯开销九万两，户部接内务府咨，即付，不敢驳诘。

　　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置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又税契一项，年可得数千金，而向祇报一百两，布政使廷杰欲悉数入官，县官苦之。使人询天津之成法，某乃往津说直督裕制军曰：「天津每年收税契三万，而报销只列数百两，以津地之冲繁，公私各费皆取给于此，庈若悉归官，将以何给费？」裕曰：「藩司欲如是，吾亦莫能争，今略增旧额何如？」某曰：「愿增为八百，可乎？」裕曰：「可矣。」于是涞水亦援例祇增二三百金云。

　　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祇二成半。然领款必年余始能领足，分多次交付，每领一次，则各人依成瓜分。每文书至户部，辄覆以无，再催，乃少给之，否则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厂因领款烦难之故，故工价愈大，盖领得二成半者，较寻常工作祇二成而已。

　　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万，太和门至一百二十万.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戊戌，以德宗将至津阅操，南苑亦预备大阅，造营房若干，报销一百六十万，而李莲英得七十万焉。

　　孝钦后尝命内务府大臣某购灯数百盏，某恃有慈眷，未纳贿.灯入，内监故污之，以示孝钦曰：「某所办差乃若是。」孝钦亦怒，命毁之，实时数百盏灯狼藉满地。宣某入，令其拾碎玻璃，拾尽始已。

　　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者，同治乙丑一案，定为三十万两。戊辰，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时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不等。至光绪癸巳，户部堂官奏参内务府堂官不能撙节，时福锟为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堂官，出奏时，照例回避，后均得处分。已而忽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归内用。

　　户部岁奉孝钦后十八万，德宗二十万，名曰「交进银」。德宗之二十万，二月初缴.孝钦后之十八万，则每节交五万，年终交八万.端节银于四月杪交入，中秋银于八月初交入，其年终银则于十二月初交入。

　　大内银库存一千六百万两，孝钦后处尚有黄金三万两。

　　孝钦后发内帑银，惟戊戌春赈四川灾五万两，饬由户部先垫，准在拨内务府款时扣回者，余虽名内帑，实仍由户部发出。

　　光绪辛丑回銮之直隶用款辛丑回銮皇差，共享一百九十余万，内由外省协解七十八万，由赈捐项下提用五十余万，善后局支出二十余万，南三府地丁银三十余万.每尖站报销，二万八九千至三万余四万不等。宿站报销，三万八九千至四万余五万不等。尖站者，日间用膳、休憇之站也。

　　赔款八十万，暂向赈捐项下借拨。

　　陵差请部拨六十万.省外抚恤教民款，共请二百万两，由京饷及北洋海防公费划拨。实津贴各州县一百余万，余七十余万，以十万作课吏、校士之需，以十余万安置降匪，十余万还借地方公款。

　　范文肃定赋税国初，范文肃公文程仗剑谒军门，文肃为宋范忠宣公裔，太祖曰：「名臣后，宜厚待。」大兵入关，参帷幄。初定赋税，有司欲以明末练饷为标准，范曰：「明代酷苛小民，激成流寇，岂可复蹈其误.」因以万历中征册为准，岁减数百万两。

　　减赋雍正初年，用怡贤亲王言，减苏松一地道丁银四十五万两，南昌一道十七万两。乾隆丁巳，又减江、浙两省地丁银二十万两。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银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定制，丁统于地，非计丁出赋.有漕省分并地丁，计为什一；无漕省分，祇计地丁，尚未及三十分之一。同治甲子，东南大定，江荪巡抚李鸿章又奏减江苏苏、松、太三属漕米五十四万余石，浙江巡抚左宗棠又奏减浙江杭、嘉、湖漕粮三分之一，朝旨悉允所请施行。

　　朱文端请永杜加赋大臣遗疏，多子孙宾客为之，即力疾手定、弥留口占者，亦叙述恩遇，泛论治体者居多。独朱文端公轼疏云「万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财尤宜郑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于几微，在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若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傥有言利之臣倡为加赋之议者，伏祈圣仁干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云云。

　　免租税漕粮高宗自奉俭约，不许街市用金银饰，禁浙江组绣，代以刻丝；御膳房日用，屡加核减，至末年，岁用仅二万余金。惟关民间大计者，则不计。西域、金川用兵至一万万零四千余两，河工、海塘以亿万计，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税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粮四次，初不吝也。

　　范承勋奏除蒙番赋籍吴三桂开藩云南，尝割丽江边界地赂蒙番，赋籍尚留。尚书范承勋督云贵，奏除之。

　　耗羡归公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其端则发于山西巡抚诺岷、布政司高成龄.盖先是，州县征收火耗，藉资日用，上司所需，取给州县，不无贪吏借口上司容隐之弊。雍正甲辰，诺岷请将山西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除抵补无着亏空外，分给各官养廉，而成龄复请仿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窦，必更定良法，耗羡必宜归公，养廉须有定额，诏总理王大臣九卿会议.会各省皆望风奏请，议遂定。

　　沈端恪力争耗羡归公之议沈端恪公尝争耗羡。盖耗羡归公之议，刱自田文镜、诺岷。世宗已许行，而犹召九卿议之。众以上意所向，不敢争，沈独争之，力言今日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世宗曰：「汝学道人，乃私妻子乎？」沈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养妻子，若废之，则人伦绝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为沈近思所难.」是日，众皆为沈危，然上虽不用其言，亦不怒也。

　　西康粮税西康粮税，土司、呼图克图征收实无定章，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种一斗，年出产十余斗者，征粮数升。若土司、呼图克图之公地有与百姓之地相连者，则免百姓耕地之粮，命百姓备籽种，代耕公地，秋收时，土司、呼图克图但收公地所产之粮.其征固轻，而征银即较粮重一二倍。每年征粮之外，若婚嫁、兵事，则另派百姓纳银，一年数事，则派数次。一二年无事，则以三年朝贡之事派之。且征收粮税，系头人经手，土司征粮一斗，头人加征一升或半升不等。于牧场则征马、牛、羊，或羊、牛肉，或酥油，其派银仍与耕地者同。至光绪乙巳、丙午间，里、巴两塘改流，另定粮赋章程，征收虽较前加重，毫无杂派，百姓闻风，咸恐土司、呼图克图苛虐，极愿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于土司、呼图克图及头人等，若辈故动辄阻挠耳。

　　田法四川成都北门外昭觉寺，田业张广，岁所盈积，更以置田。某县令新莅任，闻而恶之，谓：「若任其添置，则成都之田，将被购尽.」乃定自后寺中不得置田。于是岁所入租金悉埋诸地下，每岁约得五六十万.又上海人置田过五十亩者，辄被举为保正，虽隐寄不能避也。故凡富户购田，均不敢过五十亩。又扬州富人购田，辄被掯勒，不能得颗粒租，故扬州富人独不置田。

　　关税各省关税，以乾隆癸酉奏销册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万，当时各省最为富饶，商贾通利。后司事者冀久其任，岁增盈余，至乾隆乙卯，则加至六百四十六万有奇，故不免亏缺。司事者重征以饱私囊，亏缺数目，仍归正供销算，徒有赔补之名，从无倾其私囊者。至嘉庆甲戌，浒墅关亏缺二十余万，他税称是。藉亏缺为名，日加苛敛，以致商贾不前，物价昂贵，民大有损.使轻其征收之款，而核其实入之数，虽不及乙卯之丰，亦必以乾隆癸酉为则，年销年款，国课不致虚悬，贸易亦沾实惠，诚上下两便之术也。

　　海关常关康熙乙丑，就沿海贸易省分，设江、浙、闽、粤四关，称海关监督。道光壬寅，与外国订约，开五口通商，设关征税，后渐开至三十余口，并增三十余关，即世所称海关隶于税务处者是也。海关任洋员，谚有「洋关」之称，又或求别于常关而称「新关」，皆非也。海关、常关性质既殊，税率亦异，所税船货，其类尤别，宜乎自为统系，无联属之关系.而五十里内外常关之区别，则沿光绪辛丑和约而来也。辛丑赔款，常关亦列抵押，通商口岸之关，应归海关兼管，厥后，遂以口岸五十里内者属税税司，五十里外者仍属监督。其后制定两权并立，计有海关四十处，分关、分卡一百零三处，常关二十二处，分关、分卡六百四十五处，名称固甚复杂也。

　　梧州关梧州一关，扼左、右江之冲，百货往来，榷征极重。监督所入，大率岁赢十万，酬应开销均在其外，丁役陋规亦在其外。全省官场，指为第一肥乡，无不沾其余润。

　　花子关淮安关久有花子关之目，以其搜括无遗，形同乞丐也。

　　重征洋米税国初，洋米入海口，重征其税，阮文达公元官粤督，始奏免之。阮有诗云：「西洋夷船来，毡毳可衣服。其余多奇巧，价贵等珠玉。持以示贫民，虽巧非所欲。田少粤民多，价贵在稻谷.西洋米颇贱，曷不运连舳？夷曰船税多，不赢利反缩.免税乞帝恩，米舶来颇速。以我茶树枝，易彼岛中粟。彼价本平常，我岁或少熟。米贵彼更来，政岂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岁亦足。」

　　活税死税直隶州县，多恃骡马税，虽号称由州县承办，而往往分给一二处于巡检、典史，数目各县不一，且时有改为活税者。活税，每价一百千抽一千。死税，则骡马八百一十，牛四百五十，驴三百有零。以上皆系外收之数。交官则骡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驴一百二十。计南宫一县，外收至三四万，而交官不及半，至报部不过数百金而已。

　　粤东税契粤东州县交代，仿照山东办法，各清各任。实任出差调帘或别有事故，委员代理者，代理期间，归并前任统算。每有因流摊各款彼此互争者。其实交代局中，祇问正部及解司三项，如已解者结报，未清解者严追。交代册内有解长别款，或款为代垫者，虽盈千累万，不计也。其最无理者，为短征税羡一款。州县税契，由于民间买卖田产，然不能一定，其置产之人，多因省费，匿不投税过割，白契管业.图利之徒，平日收受契据，伺州县官卸任时，减价招徕，始行投税。州县官临交卸时，祇求有契来税，不问真伪，不论年月，来者不拒，即予印发.迨朦印后，因此缠讼，轇轕不清，而定章，州县短征税羡，即须赔缴.盖由于同治间某方伯曾下一檄，谓各牧令如能将税羡长解者，分别调剂，于是各州县纷纷解长，甚有解私囊而见好上官者。次年，方伯又下一檄，谓即以上年所解之数作为定额，于是害民之事，又变而害官矣。后改为三联税契，不用契尾，又将契价酌留二成办公，官民始交受其益焉。

　　扬州盐课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场价斤祇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其后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价，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又豢养乏商子孙，月支万计。最奇者，当时有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又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委员王凤生查请裁革焉。

　　王文恪整理盐纲两淮盐务，积弊甚多，亏正、杂课以巨万计，岁尽而前岁纲未集。王文恪公往勘，疏请节浮费，革根窝，定桶称，编船号，疏运道，散轮规，弱带销.大旨谓商本轻则盐价自贱，私贩不缉而自消，旧欠轻则新纲可清，积压无因而借口。且疏销巡缉，责成州县汛弁，而盐政非所属，令沮不行，请裁盐政，由总督兼辖。朝旨允之。

　　李仲昭劾办舞弊鹾贾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盐筴利弊。长芦盐课有易称弊，每引浮数百斤，致壅滞难销，动损国课，鹾贾查氏富逾王侯，交结要津，人莫敢撄.李补官旬日，露章劾之，枚举其弊，仁宗怒，命留京王大臣审讯，皆引服。查有圻论戍，其余降革有差。

　　陶文毅整顿两淮盐法自陶文毅公澍改两淮盐法，而盐商顿变贫户，凡倚鹾务以衣食者，无不失业，一时谤议蠭起。扬州人士为作叶子戏，乃增牌二张：一绘桃树，拈得此牌，虽全胜亦负，故得者无不诟骂；一绘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虽全负亦胜，拈得之，辄喜而加以谑词，其亵已甚。文毅闻之大恚，即具折力辞盐政及江督之职，廷旨未允。一二年后，其风始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