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八面锋

是故国家之典章法度，宜使斯民常见而熟识之，以习其耳目，而系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轻有改易变置，以自绝于民也。向使今日变其一，明日变其二，祖宗余泽，日益就尽。不在目前，不幸奸人撼之，则人心动摇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犹知世守其家法，至数十世，不易其衣冠。阀阅岂无隆替？而国人信服，终莫敢抗，谓之名家旧族，而况数百年为天下国家哉！

昔者萧何削秦之法，以为《九章》，天下便其简当，谓之画一之法。守之以曹参之清净，镇之以孝文之玄默，无增无损也。孝武亲崇捷给之士，讲武改制，侈以生事。相高张汤、杜周，因得舞其智巧，散为纷更而无惮，其言曰：“三尺律，今安在哉？前王取是著为律，后王取是疏为令，宜世是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画一者，盖岐中又有岐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数陈国家便宜故事，以为古今异制，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以一汉世，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有所谓武帝之法焉，为吏与民奚从乎？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所以惩武遵高，定法制而系民心也。

六十八　立事不必执事之名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执之者败之也。然则不可以执乎？夫甚弊之俗，不惩不可也；苟惩也，不执不可也。然则曷败之？天下之事，其动有机。夫机者，发于至密，而藏于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于此，使过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众多之口难制，欲者不止，而议者无穷，则吾心不得不徇，吾说不得不摇。事垂立而徇且摇者继之，则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汉之患，诸侯之强也。贾谊欲削之，晁错又欲削之，二子发其谋，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说以与之相抗于必争之中，且以事未发而迹已暴于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则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无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势。呜呼！机之所动，乃在于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说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济者也。

愚观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则群起而议之，不胜则极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极力而捍之，捍而不胜，则终举而纵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机之说也。郊赏之汰也，任子之滥也，庶官之冗且蠹也，当世之君子，未尝不悒悒于此。然其说大抵皆曰：“必去是，否则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顺，则吾之说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其事机之发，不在于灼灼明辩之日，亦不在于断断乖违之际。郊赏不必废，省乎郊以迁其赏。如苏文忠公之云，是机也。任子不必废，严乎铨以难其任。如近日之议，是机也。夫三者之实不废，而吾之说独行于其间，人不得而议，我不得而摇。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无故之大也。名之以无故之大，则将待之以甚难之举。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难，则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决，下之士畏懦沮丧而不敢议。始乎不敢议，卒乎废其议；始乎不敢决，终乎寝其决。事之难行，古之难复，而天下之难治，皆出乎此。

而今之尤纷纷者，乡兵屯田之议也。是乡兵屯田之事，其实甚少而其名甚大者，执“乡兵”、“屯田”之名大也。乡兵之名不去，终不可以行乡兵；屯田之名不去，终不可以举屯田。为今之计，莫若使缘淮郡县，不禁土豪之聚众挟兵，而又阴察其才且强者，礼而厚之。时有以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捐一官以报其功，则边地之兵，皆乐于战，而乡兵之实自见矣。治两淮之漕臣与守臣，以兵火之后，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复之；其亡者，许他人承之。其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营者，没入者，举而一之为世业，以授民之无田者。又诏于内地诸路，有民稠地狭而愿迁，则迁之淮，有水旱饥民之就食于淮。检校经界之旧籍，以为均税之额；尽鬻内地之屯田，以为牛种之资。不出十年，两淮无余田而有余谷，朝廷有兵食而无兵费，边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饷渐可减省，而屯田之实自见矣。辞“乡兵”、“屯田”之名，以享乡兵屯田之实，不在此耶？

六十九　书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议论相持而不定者，皆起于书生徇名而过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过卑。徇名而过高，则必将措于古，举夫事尽如吾意而后慊；徇利而过卑，则苟无病于吾身，而非须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计。是故书生之论，患在于责治之已详，而公卿大夫之论，患在于论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时而定也。

昔者汉文帝时，干弋戢息，刑措不用，帑廪之间，贯朽粟陈，而家给人足周于天下。盖三代以还，治之至盛者也。而贾谊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于是有“流涕”、“痛哭”之说，有“厝火积薪”之说，凛凛乎若危亡之忧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时，藩镇方命于外，阉寺挠权于内，王威不行，皇纲日隳，乎趋于大坏极乱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为既治，又何耶？贾生之论过高，而责治为已详；牛僧孺之论过卑，而失之于可为而不敢也。

卷十一
七十　无事时当预求人才
人君之于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缓，不可以仓卒而遽求。缓之于宴安，则其后必危；求之于仓卒，则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汉高帝定天下，为吾敌者已亡，而豪杰难制者已诛，于是人才宜可少缓矣。然谓周勃可为太尉，谓王陵可佐以陈平。其汲汲于人才，尤不啻于战争之地也。方文帝时，海内得离战伐之苦，天下又安。于是人才亦可少缓。然谓周亚夫缓急可用，而付之景帝，顾命之际，不忘。武帝时，诸侯守藩，幕北远遁。于是人才亦可以少缓。然援霍光于湮没无闻之中，而责以伊周之业。三君之用人才，当宴安无事之时，兼收并蓄；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间，固已森然在列矣。何仓卒之忧乎？夫周勃、陈平、亚夫、霍光辈，平居众人，固不能知其必能成功也，而英雄之君独能收之。故吕氏之变而平、勃出，七国之变而亚夫出，主幼国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阴察默窥于无事之时，以待一旦之用，而事变之生，乃彷徨四顾，遽擢而急用之，则颠倒狼狈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责成功乎？

明皇开元之初，一何人才之多。及治功已成，意得志满，谓宴安为可保，谓仓卒为不足虞，人才之在天下，一皆因循不复省察。胡雏之乱，锐兵长驱，已陷东京，而方皇皇于择将。乃听张之言，遂擢李（臣）〔巨〕罪亡之余。一日授以三节度，而见轻于杨国忠有口打贼之讥。又召封常清入见，问何策以讨贼。常清见帝忧甚，则大言以解之曰：“计日可取。”及帅师出战，一败涂地，潼关失守，两京遂危。此皆明皇不能求人才于宴安之时，而急急于仓卒之过也。

郑之垂亡也，君臣相顾，缩手无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之。”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求，犹有一人可求也，故赖以济之；如其无可求，岂不殆哉！

元城云：“人主之职，主于用人。苟能平日有术以采闻之，使皆为我用，则其运用天下，有余裕矣。儿宽为廷尉卒史，谓不习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视畜牧尔。及为疑奏，张汤始奇之。上问谁为之者，汤曰：‘儿宽。’上曰：‘吾故闻之久矣。’又萧望之为治礼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之名，曰：‘此东海萧生也耶？’且宽身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云‘久闻其名’，则武帝之聪明，过群臣远矣。且宣帝少年，在民间斗鸡走马，日游三辅，而当时贤人与民疾苦，皆知之。”神宗时，朝有监司登对者，上问陆贾而对以不知。它日择人按察，上曰：“向不知陆贾者为谁？朕欲知四方利病，须忠信人”。

七十一　用人要当自有所见
用人之道，非一端也。泛观前代，或以家世，或以人望，或以荐引，或以功业，然其得失常相半焉。格于皇天之后，而有格于上帝之臣；大驻汉中之余，而有长驱成都之祸；不好文学，或成安边之功；或读父书，乃有杀身之辱：无非家世也。起慰苍生，而王室遂安；倚以成功，而车战辄败；单骑见虏，而罢回纥之兵；决胜千里，而困赤眉之战：无非人望也。以能谋之国器，而得善断之王佐；以知几之君子，而昧于多才之奸人；筑坛之拜，本以追亡；街亭之衄，痛以自贬：无非荐引也。佐帝之功，基于治齐；为相之声，减于治郡；拔赵定燕者，卒能施名于后世；料敌合变者，不能救患于应侯：无非功业也。是四者，虽不足以尽取人之道，而其大要，实在于此。然古人以是而得之矣。将袭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于是。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家世、人望之说不必废，吾于荐引功业之中，果贤者而用之足矣。所贵乎圣人者，以其一心之明诚，自有所见而不惑于其迹耳。古道不振，人主平日心术杂，为他物汩乱是非，聋其听真伪，昏其视贤否。在前懵若无别，一旦思所以擢用人才，以起天下之治，则或者进家世人望之说，而又有人焉从而沮之。大抵进者一，沮者一，扰扰焉于数者之说，而无所适从。呜呼！孰知夫吾之一心，乃所以为用人之大本欤？

观茅容之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贤者也，而郭泰独知之。非泰之观异于众人也，泰求士之心异于众人也。过冀缺之耕者，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独知之者。非季之见异于众人也，季求士之心异于众人也。

七十二　使人速得为善之利
昔柳宗元作《吏商》，世儒皆深排而力诋之。以愚观之，宗元之说，责之以吾儒分内之事，诚不逃议论之域也。若上之人施之以救末流之弊，岂不犹愈于严刑峻法之禁乎？世儒未可以轻议宗元也。且天下之中人，所以勉于为善者，以其知有为善之利也。圣人之为天下，所以上自公卿，而下至匹夫，一有小善，不终朝而赏随之，亦欲使人速得为善之利也。夫使天下之中人，勉强于为善，而无所邀持歆羡于其间，吾恐其为之之志，未有久而不辍者。夫惟善方形于此，利已得于彼，其善愈博，其利愈大，则天下之凡至于得者，皆将鼓舞奔走，日夜惟善之归矣。何者？均是利也，而此以美名得之，彼以不美名得之；彼之所得者小，而此之所得者大。人岂有不弃恶而趋美、辞小而就大者哉？故宗元之说，未可以轻议也。但不可自吾儒言之。若操赏罚以制天下者，则诚不可不知此言也。世儒于此，又曰为善不可使人有利心。嗟夫！善固不可以利心而为之也，然与其严罚峻刑制之，而终不知为善，孰若以利心诱之，而使之乐于为善耶？敢于刑人罚人，不敢于诱人，愚不知其说也。今天下所患，患无廉士也，然而贪者尝有罚，而廉者未尝有赏也。故作天下之廉，而不以其赏而劝诱之，彼贪者无所慕而为廉也矣。

七十三　不可以成败论人物
古之论人者，考其人而不计其功。固有其才可以为而不达，不及施与既施而中夺者，何可胜数。而中才常人，乘时以功名显者，世常有之。昔司马子长论李将军为将，其言哀痛反复，深悲其无成，以谓百姓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至论霍去病，无他美，独天幸不至困绝。若迁者，可谓不以成败论广也。诸葛孔明偃卧隆中，一见先主，便及天下大计，然终身奔走，仅成鼎足之功，而不能兴先汉之业，其视萧相国之佐高祖，诚有间矣；而陈寿以为管萧之亚匹。若寿者，亦可谓不以成败论孔明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夫成败系天，君子之论，岂可以是而定其贤不肖耶？大夏生植，而丛棘能有所庇；疾风烈雨，大木百围，偃朴而死；秋水时至，沟畎无一溉之功；而岁旱渊竭，九河不足活鱼鳖。物之系其遭如此。唯人亦然。

七十四　民心以先入者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为主。先入者既固，则后之继至者，举无足以摇之矣。盖天下之事，无定形也。爵人于朝，以赏善也，而可疑以饰喜；刑人于市，以弃（德）〔恶〕也，而可疑以作威。兴作之邻于生事也，安静之似于因循也。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无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于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其民，而结其信心，则天下于此观其终，后虽有善焉，亦不复以善期之也。

昔者尝怪齐宣王之易牛，与成汤之祝网，本无以异也，然一以为好生，一以为贪得。盖汤之民，其信心先入，而宣王之民，则疑者为主也。疑心胜则设施无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为是非者，不独一事也。亡既获，则邻人行动，无或类窃；墙坏失财，则邻人劝筑，反疑于盗。尚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于民也，于此时而著；而喜怒之入民也，于斯时而坚。故于斯民无惑心之初，常谨其所发，以一日之为，而结民终身不移之信。故虽役民以筑台，而犹子来以劝趋；植羽以从田，而犹忻忻乎有喜。何则？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汉王、项羽相与军广武之间，而汉王数羽十罪。以负入关之约居其一。议者谓羽义信不立于天下，是以虽有百战百胜之气，而不救于败，故也。然鸿沟之割，羽解而东归，良、平一谏，辄背其约而不顾，立围羽于垓下。然则汉王之信义安在耶？以愚观之，汉王之信固有以先入于民；而项王之所以入民者，则无非悍祸贼之是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