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野语

　　昔温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匹，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许归以为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许。余尝亲见之，色微黄白，颇类木棉，丝缕蒙茸，若蝶纷蜂黄然。每浣以油腻，投之炽火中，移刻，布与火同色。然后取出，则洁白如雪，了无所损，后为人强取以去。（或云，石炭有丝，可织为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历差失闰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既已颁历，而浙西安抚司准备差遣臧元震，以书白堂，且作《章岁积日图》，力言置闰之误。
　　其说谓历法以章法为重，章岁为重。盖历数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而十九年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闰，必第七闰在冬至之前，必章岁至朔同日，此其纲领也。《前汉律历志》云：“朔旦冬至，是谓章月。”《后汉志》云：“至朔同日，谓之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此章法之不可废也如此。今颁降庚午岁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为冬至，又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殊所未晓。窃谓庚午之闰，与每岁闰月不同，庚午之冬至，与每岁之冬至又不同。盖自淳壬子数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为章岁，其十一月是为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之，则闰月当在冬至之前，不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日论之，则冬至当在十一月初一日，不当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则是章岁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闰月在冬至后，则是十九年之内，止有六闰，又欠一闰矣。且寻常一章，共计六千八百四十日，于内加七闰月，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来去。今自淳十一年辛亥章岁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岁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九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闰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后，则此一章，只有六闰，更加六闰除小尽外，实积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后章数岁之数，实欠二十八日，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历之始，必自冬至后积三年余分，而后可以置第一闰。今庚午年章岁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仅有四个时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余分？且未有余分，安得便有闰月？则是后一章发头处，便算不行，其缪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历，却有一说，简而易行。盖历法有平朔，有经朔，有定朔也。一大一小，此平朔也；两大两小，此经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说而改正之，则当以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以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则丙寅日冬至即可为十一月初一日，却以闰十一月初一之丁卯为十一月初二日，庶几递趱下一日，直至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为大尽。如此，则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则至朔同日矣，闰月既在冬至节前，则十九年七闰矣。此昔人所谓晦节无定，由时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正此谓也。盖自古之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汉历五变，而《太初历》最密，《元和历》最差。唐历九变，而《大衍历》最密，《观象历》最缪。本朝开基以后，历凡九改，而莫不善于《纪元历》。中兴以后，历凡七改，而莫善于《统元历》。且后汉元和初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闰。虽历已颁，亦改正之，今何惜于改正哉。
　　于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与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辞穷。朝廷从其说而改正之，因更《会天历》为《承天历》。元震转一官判太史局，邓宗文、谭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
　　余虽不善章元纪之数，然以杜征南《长历》以考《春秋》之月日，虽甚精密，而其置闰之法则异乎此，窃有疑焉。谓如隐公二年闰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闰十二月，然犹是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如庄公二十年置闰，其后则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岁一闰，无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闰，至十七年方闰；二十五年闰，至三十年方闰，率以五岁一闰，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闰，其后则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岁一闰，无乃失之数乎？闵之二年辛酉既闰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闰，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连岁置闰，何其愈数乎？至于襄之二十七年，一岁之间，顿置两闰，盖曰十一月辰在申，司历过也。于是既觉其缪，故前闰建酉，后闰建戌，以应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闰，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闰。历年凡六，置闰者三，何缘至此失闰已再，而顿置两闰乎？近则十余月，远或二十余年，其疏数殆不可晓。岂别有其术乎？抑不明置闰之法以致此乎？并著于此，以扣识者。

　　●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余尝考春秋置闰之异于前矣，后阅程氏《考古编》，谓汉初不独袭秦正朔，亦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不置闰，当闰之岁，率归余于终为后九月，《汉纪》、《表》及《史记》，自高帝至文帝，其书后九月皆同，是未尝推时定闰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然犹历十四载，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后书闰月，岂史失书耶？抑自此始置闰也。余因其说深疑之，精思其故，颇得其说焉。
　　盖闰月之不书者，亦偶以其时无可书之事耳。正如《春秋经》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纪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无可纪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无可纪之事也。鲁史纪事之法，大率如此，其余闰月亦然。观文公六年，《经》书闰月不告月，《春秋》书闰，方见于此。复以杜预《长历》考之，自隐至哀凡更三十余闰，至此方书，岂曰前乎此者，皆史失书，抑岂曰，自此始有闰也。今汉纪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汉元年、三年皆止于秋，太始元年则止于夏，皆以其后无事可纪，故不书耳。然则闰月不书，亦若是乎？盖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古历法也。若谓自此始置闰，则合自此后三岁、五岁，累累书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后元元年，当置闰而不书，自后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后书。其后当闰岁，又皆不书，是知不书者，偶无事耳。然则非史失书，亦非自此置闰也。虽然，此非余臆说也，复证以《史记?历书》，自太初更历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汉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闰，则知余言似可信云。
　　○《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
　　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
　　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
　　又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
　　又《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
　　又《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
　　又《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
　　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秦会之既主和，惧诸将不从命，于是诏三大将入觐。一日，至都堂，问以克复之期曰：“上驱驰霜露十余年，似厌兵矣，今决在何时可了，迟速进退之计当若何？”张、韩对曰：“前者提兵，直趋某地，请粮若干，率裁量不尽得。而退军出某所，某人坐视不肯并力，或申请辄不报，常若不能专力云云。桧曰：“有是乎？诸公今不过欲带行一职事，足以谁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后至，意大略同，而语加峻曰：“如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桧颔之，于是三枢密拜矣。三人累表辞谢，桧与上约，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凡诸礼例恩赐，各自倍多。桧别下诏，三大屯皆改隶御前矣。始诸将苦斗，积职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知，人人便宽，喜其命，就应已略定，三人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庭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张才彦
　　历阳张邵才彦，乃总得居士祁晋彦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务郎上书赐对，假大宗伯奉使挞览军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议成，绍兴十三年，始与洪皓、朱弁俱还。后为敷文阁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阳，卒。
　　初，总得为小官时，尝为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论荐。其后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绍兴二十四年，总得之子安国由乡荐试得对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埙为冠。埙试浙漕、南宫，皆第一。先胪传一夕，进御安国卷，纸既厚，笔墨复精妙，上览之喜甚，擢为首选，实以抑秦，秦不能堪，曰：“胡寅虽远斥，力犹能使故人子为状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称其诗，安国诣谢。秦问：“学何书？”曰：“颜书。”又曰：“上爱状元诗，常观谁诗？”曰：“杜诗。”秦色庄，笑曰：“好底尽为君占却。”
　　先是太母归自北方，将发，得与天族别。渊圣偃卧车前，泣曰：“幸语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才彦时亦闻之，痛愤。至是，服中遗相书，谓彼虽欲留渊圣以坚和好，然所贪者金帛，实不难于还，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为好词，上疏颂其靖康乞立赵氏，冀赎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彦遂自秘选躐进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彦居四明，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乃为佯狂。
　　初，出使未还，妻李卒于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总得为辞。盖是时，实由已病言，或出于狂易；抑知安国得罪，冀以自免。语转上闻，于是逮总得赴大理狱，鞫杀嫂事，囚系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岁，安国叫阍，中批命刑部尚书韩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释去。方被逮时，道无锡，梦大士告以无恐，盖预知秦亡。然因是总得亦病狂惑。
　　安国更八郡，有德爱。以当暑送虞雍公饮芜湖舟中，中暑卒，年才三十余，士论惜之。
　　○韩通立传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稿。刘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
　　《唐余录》者，直集贤院王子融所撰，宝元二年上之。时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书未出也。此书有纪、志、传，又博采诸家之说，效裴松之《三国志注》，附见下方。表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之以国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所不及焉。乃王沂公曾之弟，后以元杲反，乞以字为名。其后吕伯恭编《文鉴》，制、诏一类，亦以褒赠通制为首，盖祖干融之意也。
　　○老苏族谱记
　　沧洲先生程公许，字季与，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上，与先子从容谈蜀中旧事，历历可听。其言老泉《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苏与其妻党程氏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辞甚哀，则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后东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与释憾。程正辅于坡为表弟，坡之南迁，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使之甘心焉。而正辅反笃中外之义，相与周旋之者甚至。坡诗往复倡和，中亦可概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