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余丛考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也。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亦云奚斯颂鲁，则竟以此颂为奚斯所作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按扬雄《法言》曰：正考父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父矣。《太尉杨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碑石于坟道。则以奚斯为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也。

　　○《春秋》《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记，有弑君弑父者。《权数篇》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庄王、管子、羊舌在孔子前，则所谓《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鲁史可知，是齐、晋、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韩非子。备内篇》有《桃左春秋》，虽不知何国书，要亦一《春秋》也。韦昭注《国语》，谓以天时纪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龄注《管子》，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则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按《吕览。求人篇》：观于《春秋》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则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见战国时已大行于世矣。自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则又皆仿《春秋》之名而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

　　○《春秋》书法可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纂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及楚灵王之被弑也，《左传》谓王田于乾，闻公子比自晋归作乱，遂自缢，则与被弑者终有间。而经则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一则手弑者，反脱其弑君之罪，一则自缢者，转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齐孺子荼之死，据《左传》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陈乞不过先废荼而立悼公耳，其时悼公既立，则不得专坐陈乞罪也。而经书曰“齐陈乞弑其君荼”。岂经之所书者真，而《左传》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经但据旧策以书，而必待作传者之详其事耶？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载，无从订正，以经为据，当是作传者误耳。

　　○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如正月无事可纪，则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书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书王。杜预云：天王不颁历，故不书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为第一义，若不颁历即不书王，则是年竟不属之王乎？况不颁历宜莫如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朝廷播越，岂暇修举故事，乃是时却书王，而隐、桓时反不书，岂流离之日尚能颁朔，而太平无事转缺此典乎？程子则谓：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谓因桓之无王而不书王，则当其弑立之初，已目无王，何以反书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无王也？若谓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则凡书王之年，皆因国君有罪而书乎？宋督弑君，何与鲁事，而欲以鲁史之书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则谓：十年书王者，数之终，十八年书王者，桓公之终也。据此则书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书之，而其馀俱可不必书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数年外又多一一书王也，此益曲说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时周正已不遍行列国，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说见后）。鲁虽秉周礼，然观其置闰、失闰之参错，则其不遵周正可知。或虽不尽遵周王，而史官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Ё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谓《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此亦唐人臆说。春王无正月，此不过脱简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隐六年秋无事，书秋七月，桓九年夏无事，书夏四月之类，不可胜纪。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而桓四年秋、冬无事，乃不书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庄七年之秋、冬亦然，其为脱简无疑也。则春王之下无正月，其为脱简，又何疑乎？或谓脱简必脱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类，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如《左传》庄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经文皆言“卫宝”，则有误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姜氏也，而无姜字，杜注云，脱误也。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内虽无事，必书首月，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乃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非传写之误乎？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