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

　　
　　万历辛卯，西虏火罗赤据有捏工、莽喇二川，侵扰河、湟，西边震动。朝廷遣安肃郑公洛率兵经略，而以泾原魏公学曾总督三边军务。郑公主和，魏公主战，庙堂主郑，台谏主魏，乃下九卿集议。予从诸公入，诸公皆有成画，不过借廷议为名以塞台谏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窃问诸公：「今日之事何所可议？虏若入犯，无纵敌不击之理，虏若不入，无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谓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已成千古断案，何所疑而议也？仆以文史之臣，不闲军旅，诚无以佐诸公之后。惟是礼官所司在正名义。今将章奏文移中议更数字，国朝体统极尊，远过前代，况此等小夷，鞭笞可使，如许其纳款，请无曰『和』，以『抚』字代之，如许用兵追讨，请无曰『战』，以『剿』字代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战』字且不可轻下，况招纳犬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字为言？二字失体，请速更之。」诸公相视而笑。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后日本之役，至有阴为和亲之计以误朝廷者，岂但称名之谬而已！
　　
　　万历壬辰，倭寇朝鲜，朝廷遣兵援，恐其不胜，欲调播酋杨应龙兵东救朝鲜。又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播酋不奉汉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讯，数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调其甲士出入中土，窥见虚实，纵使有功，何以善后？此岂制播酋之方？至于暹罗小国，僻在海南，日本视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捣其国都，是以蠛蠓入鼎也！匪独如此，纵使播酋恭顺，暹罗盛强，势亦不能。何也？由蜀至辽，一经两海，水土不习，强弱亦异，而暹罗小国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余年不通朝贡，使者佩虎符而往，将安问津？况能发其兵乎？此等见解，如醉如痴，谋国若斯，不败何为？国家福德，天实默佑，非人力也。方议调兵时，有一当路过东，驻车相访，语次，叹曰：「暹罗可调否？恐其兵入中国，多所蹂践，奈何？」予笑应曰：「暹罗知在何方？取得来再虑未迟。」此公亦未披舆图，不知暹罗所在也。因忆唐元稹为宰相，会成德王廷凑反，【「王廷凑」，「廷」原作「庭」，兹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新唐书卷二百十一王廷凑传改。】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不能解，乃用于方计，遣客间说贼党，使出元翼，又赂吏兵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给赐，事闻，稹遂罢相。此政与遣程鹏举觅兵暹罗事类。
　　
　　国家制御四夷自有正体，封贡之典，职在礼官，征讨之法，职在枢府，譬如青鸟司春，玄鸟司闭，各有职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着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顺义，皆枢府所有事，而封贡题请，则皆属之礼部，旧牍具在，可考览也。万历甲午以后，辽左卫师，司马石公欲以封贡啖倭，救失补败，且欲身任其事，以自为功。亦不想职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礼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谤辞难，为自免之计，亦不言职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题请，成封贡之议，及事败势颓，兵臣伏罪，而礼臣无恙焉。自为善矣，其如职掌之紊何？夫兵臣不知职之在人而任之于己，礼臣明知职之在己而委之于人，皆所谓溺其职者也。公卿台谏亦无一人详考旧牍而知其责之所在者，使兵臣误而罹于法，礼臣误而免于罪，近于七圣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谈虚拱，不亲世事，其流弊至于如此。
　　
　　日本关白封贡之议，一时台谏部司上疏力谏，日无虚牍。争之诚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泛论事理，至于日本沿革，绝不考究，有谓祖宗绝其封贡，二百年来不与相通者，览之为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虽绝其贡，至永乐以后，即以金印诏书封其国王，每朝易位，辄赐日字勘合若干号。六年一贡，赍勘合而至，人舡贷物皆有定数。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贡以后，始不来耳。奈何谓二百年来不许通贡？又倭中自有国王、州郡官长，类如朝鲜，可考而知，亦不问其颠末，而从一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职，皆以洪荒劫造未经缔构者，尤可笑也。四夷封略在礼部客司，大司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啽呓，以此御难，何以为国？可为仰屋窃叹者矣！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动」，天启本作「动至」。】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攻城之法，有当急者，有当缓者。夫在我为老师，在彼为穷寇，张一面之网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则败矣；在我为声罪之师，在彼有不赦之辟，急之则变从内生，不战而溃，缓之则彼得为谋，其势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哱酋之变，使总督大臣提兵急趋，掩其未备，数夕之间可以授首。而游却无定，逗挠不前，师老财殚，贼势日盛，向非国家福力、庙社之灵，其不为唐之北庭、宋之灵夏者，能几何哉？
　　
　　王都据定州，外结契丹为援，明宗遣王晏球讨之，晏球知定州有备，未易急攻，乃陈师困城，为持久之计，而与平卢相应，邀击契丹，尽歼其众。都徘徊孤城，四顾无与，其下遂翻城以应，而都自焚矣。近日宁夏之围，李如松、董一元二将邀击虏兵以绝其援，亦此类也。
　　
　　唐高宗时，李谨行为大将，东讨高丽，其妻刘氏留代奴城，高丽引兵攻之，刘氏擐甲率众守城，虏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亦健妇也。万历壬辰，宁夏作乱，参将萧如熏妻杨氏尽出簪环以劳军士之妻，帅之守城，贼攻围数月，竟不能下，事闻，赐诰封焉。杨氏，故大司空肤施杨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于开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贡，请于西受降城为互市，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资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当时以互市得马为监牧之资，今日以互市得马为边军之累，何其相反如此？无他故，监牧之政不修耳。
　　
　　唐时册突厥默啜为可汗，以阎知微、田归道为使，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揖不拜，为陈祸福，几为默啜所杀。可见，不辱君命，士之上节也。隆庆辛未，虏酋纳款，册为顺义王，酋不知王为何官，谀者绐之云：「礼秩与代王等，边吏当拜。」及参政朱裳往诣其帐，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边将所共见者。其后官虽不起，然未尝正其罪而废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叶，西域诸国并入吐蕃，与唐为敌。其北为回纥，举引弓之民盘据大漠，乃匈奴突骑之旧也；其西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骑施之地，东尽葱岭，西南际海，万有余里，亦大国也；其西南为天竺，即今乌斯藏之地，乃佛土也；其东南为云南，即六诏之地。吐蕃冯陵上国，殆无虚岁，突骑一出，直入三辅，周之犬戎、秦之义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议，欲南服六诏，北和回纥，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中国之形，中国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国，则倒置矣。汉通西域，所以断匈奴右臂，唐通云南，所以断吐蕃右臂，而后制胜有方也。今也不断其臂而又续之，其为夷计不亦工乎？何谓续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又使筑宫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属之张猎而南合诸番，是续虏之臂也。
　　
　　唐庄宗追契丹于易州，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布遍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缩剪，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无纪律，但其法难犯尔。中国法纪不明，赏罚无章，虽日讲云鸟之陈，谈龙虎之韬，犹画饼也。
　　
　　金之破辽，犹不敢轻举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数，道路险易、朝廷治否、府库虚实，渐得要领，而南侵之志决矣。中国底里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纳贡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图山川、潜窥虚实，即平时贡夷，犹不可不备，况当倭虏内讧，兵出境上，而容其谍使入都，使之侦探，可谓至愚矣。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大事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
　　
　　韩侂冑出师数遍，自悔失图，私出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兴，而募人持书赴金求知，然竟不免于函首，谋之不臧，自贻伊戚，宜矣。侂冑专权纳贿，家累巨亿，二十万固所能办。近有当事大臣，非遭强敌之势，而欲为和敌之举，非有侂冑之资，而欲为捐金之谋，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冑输家财助军以掩其败，而后人盗公帑贿虏以文其欺，是又侂冑之罪人矣。平生气节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为此，哀哉！
　　
　　万历甲申，长安有七子之目，万历辛卯，长安有八犬之目，皆时相入幕之宾也。八犬事连山人，下狱实状，为一犬所卖，别易一人以进，其人不甘，上疏自白，时人谓之「易犬」云。【此段原脱，据天启本补入。】
　　
　　华亭之富埒于分宜，吴门之富过于江陵，非尽取之多也。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而彼以之败，此以之存，岂岁星长在吴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时定也？【此段原脱，据天启本补入。】
　　
　　
　　谷山笔麈卷之十二　形势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旷阔，汉晋以下，江南富实，江北凋敝，盖由三国、五胡之乱，兵火战争，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侨兖、侨徐等州，大氐皆其旧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被以故名。此皆天地之运，流转无端，递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众生乐土，然江北之户口不加少，而土旷人稀，地有遗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狭人众，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汉时，以关中空虚，徙六国豪杰大姓以实三辅，西都赋所谓「三选七迁，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时五陵豪侈甲于天下，居重御轻之势于是在焉。其后，讨平闽、越，尽移其民以实江、淮之间，亦是此意。天地之气，此盈彼虚，极盛则返，有国家者，调停于缓急轻重之宜，以剂其多寡盈虚之数，亦裁成辅相之权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陈，就其中间，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两河、山东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陕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闽、广、淮阳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又南则巴、蜀之民太伙，而滇、僰之间太稀矣。至若畿辅之间，则近京四府其最旷莽者，根本重地，不异穷边，所系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京东濒海之地，自胜国以来议开水田，竟未能就，近时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议，未见有绪，而越人游食三辅，往往挟策籍从京兆举，为都人所齮龁，岁有烦言，均非长便。尝谓欲开京畿水田，即以其便招募会稽之民，令其着籍近邑，以垦田顷亩为限。无田者不得着籍，无籍者不得试有司，不得为掾吏。既已着籍，即将原籍除名，永不许归，归则原籍告讦，适诸化外。而令京兆举士增十余人制额，以待新籍，不得滥额于京兆，原额无所减损，则争端宜可息也。又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游食之徒可容，仕进之途可清矣。外此，则三晋之民愿徙关中者听，巴、蜀之民愿徙川东以往者听，江右之民愿徙楚者听，所至有山泽之利，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者，俱许其开垦，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诚使燕、赵、秦、楚地无遗利，江、浙、三晋民不游食，则于国家命脉不无小补矣。虽然，此其大概也，就中迁徙又有难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晋之徙秦则十不一二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当从其所便，顾其所安耳。不然，凿空发难，四方驿骚，又甚于料民履亩之役矣。
　　
　　吴王夫差沟通江、淮以窥中国。后人以淮水低、沟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谓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坝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师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凿楚州西北老冓鸟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达于江矣。江、淮之通，古盖有之。沟水不知所在，当是高宝湖耳。
　　
　　周显德间，渡汴口之渠，导河水达于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隶之漕，又于都城之东浚汴水为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泺以通齐、鲁之漕，此皆宋之漕运所由始也。
　　
　　灵州有填汉、尚书、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资也，大历中，吐蕃攻灵州，夺三渠水口以敝屯田，则灵、夏之资于灌溉久矣。今宁夏富饶甲于西边，水泉之利，号为「小江南」，三渠之遗利尚有存者。以御史、尚书名渠，必以作者之人为名，可与光禄塞、夫人城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