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

　　顺义

　　穷理之功，所以为处事之地。理之是非，即事之得失。每事当前，先举而质诸理，理定而参以时宜，则经权皆备而无余蕴，此外利害得丧不可胜诘，一涉揣摩，则执理之见常不胜从欲之见。舍经权而计利害，不跲踬于当时，即指擿于后世，盖由止见利害，所以不见是非。或见利思义，常掩其非；或见害思避，常昧厥是。以利害之微明，成是非之大暗，则不式于义之过也。天地盈虚消息之理，万事万物皆听命焉。人得其理以为进退存亡语默之节，一动一静无不与消长同体，则世路崄巇可平。易之为书，六十二卦阴阳相错，惟乾坤为纯体。以其纯也，故静专动直，平实易知。静翕动辟，简要易行。然而人才不齐，事变多端。专直尚涉尤悔，必参以委曲调剂，纔得无戾；翕辟犹有渗漏，必加以弥缝融洽，纔得无闲。分数稍差，时宜稍乖，皆足害事，故有道之士必以六十二卦之理斟酌补救，使阴阳相错，刚柔迭用。又审谛乎天地人之位以善措其专直翕辟之大而曲尽其弥缝调剂之细，然俊天下大务得此始成，生人大业行此始安。至于时措咸宜，依然合乎易简而足为制事之准也。故君子处事有序者不紊其序，有节者必案其节。如人之有形体，不可倒置也；如形体之有精华，不可壅滞也。心之所安而有碍于义，是意气舆情欲相翼而成，其情可嘉，君子不以为礼，义之所在，而心未安，是事势与羣望相迫而起，其事虽正，君子不以为诚。故君子处事，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门内之治也；大义灭亲，诛不避兄，辟内难而不辟外难，门外之治也。又当上下相应，精粗俱到。有帝王之君必有帝王之臣，又必有帝王之民。平日教化所渐，未能醇一粹美，一旦欲为三代以上之事，必也自相违戾，有善心而无成事也。不以己之非夺人之是，故义所不克厌然而服，不为辱也。尊行于上，卑行于下，是之谓顺。虽逆于事而理之所顺即心之所安，不可谓逆也。恩以情杀，义以礼成，情以势屈，道以力程。恩以情杀者，世近则恩深，世远则恩降，故持论有宽严，制治有疏密也。义以礼成者，不使无礼义之人主持有礼义之事，其事虽逆，其辞必顺，正辞所以绳事也；情以势屈者，小之事大、贱之事贵，情虽不怿，势所必断，又当屈情从势，不可以古法概今事也；道以力程者，道所当为必程其力，力所不堪不可责以道，不量力而施责，非王道之平也。善事以成为福，恶事以不成为福。善事将成而物败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恶事将成而物败之，主其事者盖有天幸。非人力所为焉。然事有未成即败者，有必待既成然后败者。势未及重，其败甚易。以其未重，故祸福皆轻。势之既重，其事必成，成而必反，一败涂地，故其祸常重也。凡举事不义者，宁速败而祸轻乎？宁倚势速成，终于必败而祸重乎？盖任势而处强者，一不义足以灭之，无所谓强也，此可先事决之，不待事后者。凡为仁之事，与义相辅，有通其仁而义不与者，以相济为辅，非以相比为辅也。凝滞生于见理不明，忿恨生于私欲未净。纤者舍大而取小，吝者丰己而薄人，皆由大义未通也。圣贤举事应物，为之轨则以清其原，有以止天下纵欲之心。虽群情流放，终不可夺，所谓尽己心之经纬，以齐人心之乱绪也。故事虽未成而义已成，不必更问其事；事之所止即为义之所止，亦不必过用其心。以踰其义，是以移风易俗而人不惊也。且君子小人，其举事各有不同。有小人仅可不嫌而君子不提不嫌者，不可以成败论也。中古末世，其举事亦各有不同。有中古可以不防而末世不得不防者，亦不可以成败论也。不义之事，易世而后必反而归正。鲁人崇逆祀而阳虎正之，襄仲杀适立庶而季文子正之，当其主事之初，同恶相求，如市贾焉。所以难御，有君子者不与相抗，藏其形声，待恶之既稔，事之将败，然后起而图之。否则让其且成而畜力以图斡转，否则俟其既败而晏然以收成功，未必非圣贤所亟与也。然古今刚明之人，居心必诚敬，措置必安善。柔暗之人，非幸福于回，即免难于苟。故君子既审事理之宜，又当日新其德，养成天德之刚，勿近俗累之柔则善矣。
　　凡处天下事，因自然之势则理即在中。自然之势者，如有山川，自有高下流峙，有形体，自有视听持行也。若以意见穿凿其间，与穿凿其事以从己意，小凿小害，大凿大害。周孔既没，谁与正之？君子任天下之事，上有所承，下有所施。小智小信，不能承上而施下，是以谓之无用。无用者，偾事之局也。济物之功，或须众人之才智，或须岁月之渐摩，苟孤立则无与，欲速则不达，亦偾事之局也。且贪心所至，亦能结而成形；畏心所夺，亦能积而成势。刚果之才，喜于有为，所见为义者，常在迅疾。非躁于谋始，则疏于鲜终也。柔暗之质，赋性多私。所见为义者，常主近利，非幸福子回，则免难于苟也。性情虽正，而学问不足，自为善事犹庶几有成，欲为天下国家之事，必为憸人所用，为其学问未洽，不能无蔽，无以照破奸伪也。学问虽优而义理未深，以之谈论充然有余，以之应事如负重任而行险阻，号呼求助，不假简择，必有憸人乘机而窃其柄，为其学问未深，持论愈高，去事愈远也。若此者，亦偾事之局也。事有经有权，经权并重。量而后行，经重权轻，守经而已。古人变礼之事，则必谨之，故非大贤不可语变，变礼犹变古也。以变夺常，如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不安义理而欲以权略应变，变态纷多，亦安知权略之所极哉？故事之合义者，人以罪我不必求直，虽暂免一时之诟，恐贻终身之耻。事之悖义者，人虽归功，不可承受。恐徼片时之福，终为子孙之累。君子事无大小，理无浅深，以为即古人之事，即圣贤之理，一一求诸古人、求诸圣贤，使义理充周，常在户庭之间、形体之内、心目之前，毅然独往，坦然无疑，斯轨事之善也。求商贾之利者，不得恶喧嚣；乐稼穑之美者，不得辞藨蓘；安栋宇之覆者，不得去庭楹。是以虽异己者不可屏，虽恶己者不可怒，期于足以成事而已。公卿大夫，能以治世之道自任，虽其事有违太平之制，君子犹必嘉之以奖拨乱之功；以行义为人所欺，咎在人之相欺而非义之有过，君子录其义而归恶于相欺者；以秉礼而致怒，君子直其礼而恶其怒。以下犯上、以小加大、以诈取胜、以劫为功，君子以直厌不直，择其最甚者而恶之，从其稍差次者而姑贷之。以无礼为心，而以有礼为名，君子略其无礼而从其有礼，盖以礼厌非礼也。同心为善善必同，同心为恶恶必遂，故二人同心之事，君子必谨而志之以观其终。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之咎。所与既善，又当忘小过以成大事也。从义而失于后动者，虽有功而君子微其功，谓其不赴义也；从不义而失于后动者，虽有过而君子微其过，谓其能畏义也。以义始而以利终，并所谓义丧之。闻过而改，知难而退，慕道而返，正则利端泯而义独章，如日出而氛消也。见厄则矜，遇难则排，虽所为未成而善意可嘉，君子道达其意与成事者同。喜怒以止乱也，迁怒不已则反生乱。君子喜无辟惑，怒无忿疾，莫不有益于世。若此者，皆以宏奖大义，敦崇至教，欲天下之人尽守礼而息争，勿扶祸而胥戕也。举事之道，有舍小图大者，有积小致大者。积小以高大，就一人言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就一世言也。一身之善行惟当积小致大，天下国家之业皆有吉有凶所生，未有乡里称善士，出门无险阻，遂成济世之功者。君子读易而识去恶之几焉。益之上九有招祸之道，蒙之上九收击蒙之功，盖求益不已则为众所共怒。故击之者自外而来，蒙蔽之极，非教诲所开悟，惟当击而去之，不使贻害斯人，是谓为寇不利而御寇者利也。蒙蔽之极，孰有过于求益不已者？彼有稔恶之实，则此有奋击之威，故害可去而功可成。击蒙之义即或击之义，其几不可失也。

　　鉴往

　　事有相去数百载而其迹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观于往事所以自镜，事至而有定见、有成法，学识充足取舍高明，所以应变无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侥幸不足取法，其它中才以上皆当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济世务。遏绝乱略，不可刻求多端，以为虽公而不忘私，为霸而不为王，使前世无完人，往事无硕肤，必如吾所说而后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则善，如是则否者，要皆事后之论，恣其口说者耳。当时彼此相济，尽众人之才智而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时宜，不尽如后人哆然臆说，绝无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仅可百里，若坐谈几席间，为倍为蓰，惟所命之，其实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产随才器使，卫灵公亦随才器使，孔子皆取之，圣门何尝责人以必备乎？且已往之事，持论甚难。有作事极是，而持论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尽是，而持论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论与处事为二道，事后与当事为两时，未可以我见裁物也。凡论世变，即穷所以致变之理；伤世乱，即指所以救乱之方。五经皆然，故为有用。若语变而不穷其理，则无以防之于未然，后之于初，萌伤乱而不为之救，则徒为讥刺诟厉而不能出诸水火、登诸袵席，虽极陈痛切，终无益也。孔子称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实之。夫功效何以遂为仁也？天下大乱，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则与圣人同功。同功则同德，又何疑焉？汉高以下，未必有当圣门之学，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则功之所在，德亦归焉，何必劣于汤武？然五霸之事则实有可议者，故管仲所以为器小，五霸所以为三王罪人也。盖三王之政，巡狩述职，有声名文物之华；省耕省敛，有上下相亲之事。又且庆赏平施威福与众共之而非以自为也。五伯专以兵力迫胁弱小，裒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礼之天下，亲上死长、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强力把持，变其世局，后人踵其事为乱者不止一端。疆圉辽远，壅蔽易生，尊卑隔绝，吏为残贼。众情离叛，机巧相应，归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谁罪哉？君子论世习治则伤始乱也，习乱则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乱，五伯已乱之天下得汉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无以遏乱源，不奖近代之功无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核以成无用之学术也。故持论之法，表未成之事以达贤者之心，明有势之耻以贱不肖之行，隐末着之恶而从事之正，与文之顺以存礼义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后患以全终始之义，诛意不诛事，以示探端知緖、绝恶于微也。恶恶即始，谓绝其始，则不得终其恶；善善乐终，美贤者之有终而不毁其成。恶则窒之于前，善则推之于后，皆爱人无已也。以不正遇祸者，虽趋死于义，犹必致其责，谓义重于生也。在内之恶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恶有所不必尽责，故有诛卖之诛，有诛绝之诛。或绝去其身，或绝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圣证，谩云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不屑言，别求过人之论取高于世，此务胜不休，弃常而取异者也。盖有益于世者为正论，破坏义理者为怪说。苟无益于世，即破坏义理。战国之士皆舍常而语变，所以为世道之忧也。不以一己私欲乱天下公理，不以一时偏重反古今常道，则学术章明，礼义森列，民有定志，法无二门，天下之乱无由而生，此圣贤明义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庄王笃于义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晋景公高齐侯之义，率诸侯返汶阳之田。士匄恩足动孝子之思，义足服他国之君，自此以后，兵事寝伏，数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为合义也。范睢倾穰侯，事之变也，昭王因以收其权。王允诛董卓，事之正也，汉帝由此失其势。其故何也？昭王用范睢，非范睢用昭王也；王允用汉帝，非汉帝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则顺而有功；操柄在臣，则逆而多患。同乎执有罪也，以宰臣穷讨大侠，则罪人谁敢不畏？以讨侠赎子罪，则罪人不复畏矣。同乎连姻帝室也，以右将军从孙女女皇曾孙，则盛满宜避；以暴室啬夫女女皇孙，则不必避也。此在义不义之间，相邻甚近而相背绝远，君子所当深辨也。君多内宠，其子必结妻家为援，庸人或赖此依附，贤者则义所不为。第谋国之计与谋身不同，虽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当有辨。谋国之计有当冒险难者，槩以万全处之反失策而生事。义有小大则事有是非，此君子所当辨也。人君用赏罚，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后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气，在事后者所以垂国家之法。人未作气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赏而违立功之几也；事有定体而先以破例悦之，是滥恩而贾半涂之废也。势有轻重则义有先后，亦君子所当辨也。即赵盾之事可见俭约之卫胜重门击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御大难焉，可知人君之前不当拔剑焉。即萧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为重焉，可知事定论功以安大计为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术、未可全恃故旧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汉以平一时之憾，而天下大势卒不能去汉而他属。初定咸阳，封宫室府库，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则程子所云物来而顺应，姑置其怒以观理之是非者也。一则圣贤理欲之介所谓利与善之间也。此义之所在，散在众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义之所在，惟圣人则无憾。弒君之人有当讨之义，告老之臣有谋国之义，圣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尽知大义，则必从大义行之而出问罪之师。若身在行间而用矛决战，必非圣人事也。今之人犹古之人，古之时势犹今之时势，孔子之义止于请讨，请缨夺符，非所当为，安得以我战则克一语推而广之，以为齐鲁兵交圣人自有妙用哉？取谗人而诛之，良快人情。然既诛之后，恩怨施易尚多不测，大家巨室积衅相构，祁胜却宛之难作，贤者岂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说，使直道犹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细也。此二事者，大义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杂以己见、深求事外也。若夫纵横之说，古无此学，自苏张发其端，相传百余载，直至封建变为郡县而此风始息，盖从来主持世道者皆从社稷民生起见，即商鞅之恶犹未离此原本，独二子者但致金组尊荣，不顾有国祸福，又必不居一国而后可逃遁曲全，其势不倾危险诈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术至战国时丧尽，后世之乱盖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间，不揣摩捭阖、朝秦暮楚无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废，虽曰坏先王之法，然纵横恶俗非尽去封建不能割绝也。刑名之学，若鼌错、韩非，皆赋性深峭而所学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祸集其身。虽或幸免于当时，而子孙亦不昌，以其与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险贼者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