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

　　任相

　　人君得一贤相则黜陟皆当，其实羣臣各修其职，招权幸进者不售，奉法循谨者自奋，礼让之风被于海内，刑辟之用日就减省，所谓萧曹为冠，丙魏有声，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远业而后小数，伏湛急乡社之礼，侯霸奏宽大之令，故东京一代之业由此而隆。盖圣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吕也；圣人之耦，渊骞也。故大臣之道当佐人主镇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尽忠蹇之职。凡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当引为己责，不可但责人也。然权不可不重，而又恶其擅权也；任不可不专，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恶其擅权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则任使之道不专，事君之道亦难尽，上下皆失，此之谓矣。人臣之才，宽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谋，密者可与图几。刚者好断，可与守义；介者绝俗，可与励节。然而欲当大任，非德与仁不可。仁者以天地为心，视民犹子之谓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宠利之谓也。阳处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其论仁太浅，只如孟子能者在职之能。论贤亦杂，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论相，犹界纯疵，果德与仁，则纯乎纯矣，何有恃权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牒推迁，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泄意旨于●御，贤者折而不挠，毁言日至，则谢事恐迟；不贤者比周同欲，设变诈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尝，兼官据势，无不如意。王凤所以辞之愈坚，蔡京所以不招自来也。更有可虞者，汉之三公分职任事，朱博为御史大夫，欲夺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权，先请以身为率，尽举御史之权归诸丞相，然后起而夺相位，而权亦兼有之，是杀权之时少，揽权之时多也，其诡谲加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则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贤否当前，自有气类相向。于此神志不惬于彼者，一切诡谲之谋不戒而消阻矣。若诚信未至相协，仁义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恳见疑，权术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于雷霆，后出愈可怪，晚发愈可惧，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犹为国有人乎？此亦人君之过也。夫天下有乱，宰相上疏任过，求去求贬，自是正理。其眷留与否，听人主自为之。若凡事隐匿，多方弥缝，上固主恩，下箝众议，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受其斥逐，则声名俱丧矣。悲夫，据大位执重权者，全未虑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无论爵有崇卑，职有内外，皆与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内者也。人君欲闻古训则亲博识之士，欲防过失则亲伉直之士，欲谨容貌则亲严毅之士，欲安百姓则亲廉能之士，欲诘戎兵则亲将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则亲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长绩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也。故宫人之事在乎宫中府中，而天下人情从此分焉。贵人聚于朝则患难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则奸宄生于内。圣王论才，欲其皆可为宰辅，岂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则不尽其才、不称其德两者习虚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马光曰，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人则昵之；德者才之帅也，人则远之。由此观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贼，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乱天下，人特习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静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闲曹以处天下之端士，剧曹以牧天下之轶才，随所长用之，皆称职之人也。今试吏者，一切出剧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进，惟跅弛放轶、陵厉恣睢乃克称职，而显庸于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汇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为三公，赵魏之老不可滕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储养天下品望之士而励其余，使知贵行谊、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轻才能，先表率而后职业，有劳者报之以禄，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师表之地，所以优贤，不复课以吏事。妻子夜食之费、车舆臣仆之劳，所以养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上，所以策勋论道，不义之人不得而升。爵禄章服，上系于天，出纳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择。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艺，不习人以吏，皆古今通义也。凡下位之上与上位之下，皆易所谓危地。郡县之官为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专，是下位之上也；监司之官持纲纪于外，而天子临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使为郡县，专抚字之职；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使为监司，持风宪之权。监司不识治体，苛刻绞绕，俾寮属不得尽其才；贪利好势，陵下罔上，俾寮属得容其奸。郡县不取爱民，专以簿书期会第其殿最，不问人品，惟以趋走媚悦，居强项吏之前，计货以取官，随牒以居上，滥及匪类，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欢，临下惟恐不尽其威，如此之人必不为义所动也，此世道之忧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职勤事，欲论难衎衎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职事用之亦为弃才，即罢政之后，犹欲长奉朝请以备顾间。

　　举劾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与共励，而后贤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懻者，有相争夺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师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砺者少矣。出于道义，则相师法矣、相砥砺矣；出于势利，则忮懻矣、争夺矣、鄙夷矣。故圣主造士必以道义，然后贤才不可胜用。中主课士以功利，是以庶官虽多，日见其不足用也。盖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风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贤者在天下，异地而相符，未见而相亲。其立朝也，长短可以相资，道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让，廉隅可以相饬，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劳，因有得多士之庆；有用一贤之实，因有用群贤之功。不肎败多士之名，即不肎败一贤之名；有弃多士之忧，即不肎有弃一贤之忧。此以风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毁誉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绩殿最，其患在伪。去私去伪，非法度所能齐也，在乎国是之明与人心之正，所谓不以言举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后尽人之能，则不道之人不得进矣。不必人废言者，不啻爱人已成之善，尤必爱人未成之善，故人虽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遗也。其不举也，非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其不废也，非难于谢绝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总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圣君在上，皆可使为君子；闇君在上，当自弃为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进之心则一也，惟真君子真小人则不在此论。若朝廷之上，称誉则疑其有私，诋毁则以为至公，小人窥见此意，共为丑言以击去异己，异己者去，则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类，不烦称誉而群然并进矣。是以朋党之弊习废推让之盛典，惩羹吹虀，既见嗤于昔贤，且终于不胜而使小人愈张，则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时决去，己乃偶尔违旨，然后以不合众望斥之。人主之意本谓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违旨之名而去，论者以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况谗佞之人，子弟亲知，羽仪附托者，实繁有徒，以群言之多饰疑似之迹，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求其败露斥逐不亦难乎？汉元帝每案群下奸恶之迹辄略施责让，得其叩头而止。是以石显窥见此指，知其易欺而难悟，敢于极力以害正人，以人主为玩弄。郑朋、华礼、杨兴之流公然颠倒是非、爚乱天下，而身不与其祸，乃知孔子所谓远佞人，非但不用也，乃决去远屏，隔绝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传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遥见其方来而即畏之，知其必有伤败也。教人知戒，当如是耳。

　　阶级

　　官以代工为义，故不义之事不可设官。周礼一书，所为以天地四时为之程限也。晋之新军无帅，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从下军，先儒谓得惯举之礼。盖为官择人，无人则宁阙其官，犹得先王遗意。后世不稽古义，凡主意所欲为，时势所偏重，即设一署领之，如汉平准期门，宋青苗均输制置三司条例之类，稽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谨乎奉天之义也。书曰，惟时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思及于此，可滥设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虚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虽有方伯连帅不相承事，虽大国之卿大夫不与小国之君抗礼。后世设官太多，相辖甚严，亲民之官处于最卑之品，临其土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必刑法。否即垂头塞耳，采取货赂，悉如马严所云。为之下者仰面而请，折腰而见，若牛圉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为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义节之风损；法令烦多，苟免之行兴。至于国无廉士，家无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弊弥深。今日之事适如此言。为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壮气委顿，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顿至之辱，则为君者有潜损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赖焉？若使同为诸侯，共事天子，则无此敝习矣。

　　泽宫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养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养之，养之数年而后可用。不能素养而遽用之，所得当皆奔竞浮华，而称职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趋浅薄矫伪，人心风俗不出数年遂可大壤，国家虽有纪纲，莫能维持。故议贡举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贡举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习之业，不可苟且求售也。义理精通者，天下贤士也；学问优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从一乡一邑中择学识雅正、心术端方之士以教乡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饬人品、开广器识为务，使贤士居前，名士居后，而后人才可劝。盖为圣为贤，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岂应试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识为先，徒使俗师授以末学，师儒之官应副文书提举学校之职，数年一试，邈不相关人性几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是王道往往而绝，其积渐固由此也。夫科举之业，亦不能妨为学之功，不善用之，适足害为学之志。夫经义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观士之心术者也。因文字知心术，因心术观事业，经义益精，道德亦富，事业亦伟，故曰与为学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试官为仪的，卷牍为弓矢，一发相值，志满意得，顾视旧学，不啻虚器，自此以后，一生所务，皆在利禄显荣而不及事业。此何故哉？向来急于射策之念，结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为学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贤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国家，当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则求贤之志出于至诚，选举之法务求尽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竞不与。应举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笃生自期，不侥幸名利；考试之官亦尽心择士，不以市恩殖货两念夺衡鉴之明也。若谓一代之初，不可无法以系属天下，姑以选举为縻，使天下踊跃奔走，求吾录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则此求贤之心不出于至诚，故所行之法，一切卤莽，人之应之，亦不以安天下国家为志，各务利禄进取，营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贤，妄谓所举之士即功名富贵属焉，冀厥身厥子孙皆责其报，如樊鯈所云，率取少年能报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录。所以奔走贩卖，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选举虽少，贤才遗佚亦少；不得法者，所举虽多，贤才遗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尝敬慎其事也。汉高帝曰，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万世而下，犹恨此语未纯，而况苟且牢笼之意乎？

　　征聘

　　尊礼高贤，是初定天下第一节目，虽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声也。任延任会稽，聘请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至于龙坵苌则曰，都尉洒埽其门，犹惧辱焉。修书致药，吏使相望于道。盖立国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长厚君子用之，规模乃能长久。贤者不必速仕，好贤者不必骤谐，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谓聚精会神，契合弥章。若伯牙操●钟，逢门子弯乌号，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尽用军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征贤士为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辈计其功阀，亦皆布列上位，处表率之任，为后来典型，而功效绵延矣。最善者，停科举十余年，专以延访为务。故山砠水涯，翘车之招，先后累毂而至，虽进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则，要皆有益于世。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不惟鸿飞冥冥，莫可羁致，展转数年，其人已老，虽安车驷马，征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无可驱策矣。若夫功名之士，无时无之，养育既久，然后立法收罗，何患无人？岂开国急务乎？且科举既设，即当立法防奸，故有糊名、易书、藩棘、露索诸事。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非圣明求贤盛事也。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迨十余年后，在野耆耇求之已尽，人主经明行修、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深入学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习，子弟之职不谋而同，莫不出于笃宾深厚，光明俊伟，内融外洽，识定气充，竞心忒志，销释殆尽，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若榛楛之济济也。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征聘贡举，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征聘之法，私则有害，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识有守、知进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贡举者，私之为害不待言，即矢公矢慎，要皆较量文字之业，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以此权之，征聘为优。明太祖迟迟贡举，最为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闲出，士风不甚大坏，其所由来者善也。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所举皆贤，必非赏罚所能致。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赏，则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恶有甚于罚，则不同乎世俗之恶。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此必有不赏而劝、不罚而毖者矣。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謏闻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来，清华之选何尝无人？核实求之足矣，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