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