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

　　睦邻
　　呜呼！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尝见俞君廉石与张少渠书，其言曰：“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及今而不图，一旦高辛先我，悔之晚矣。每叹明季缙绅，谬以宋人金元之事比辽东，遂致不可救药，不谓今日议论，又将以议辽东者议西海，前车覆辙，殷鉴无闻，是亦可哀也已。”又读郭瀛仙侍郎《使西纪程》，其言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凌，智力兼胜，其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宁谓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夫尊主庇民，大臣之责，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凡为气矜者，妄人也。观此，乃恍然于邻之不可不睦矣。”呜呼！二公盖深知洋务者也。昔在丙辰之冬，粤东肇衅，因循不问，贻误良多，而庚申遂至于决裂。顾其时，草野小民未尝不逆料其出于和也。淞滨老圃谓余曰，处今日之事势，若舍和之一字，无可下手。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及事大定，金粟峰头词人猝然问余曰：“诸葛武侯何如人也？”余应之曰，三代下一人而已。顾子之意，将以为猇亭之辱不报，而议和之使遽遣，忘怨崇仇，隐忍保国，平日自命为管、乐之才，而乃一筹莫展至此欤？顾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败者也。子舆氏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民者也。”汤犹事葛，文王犹事昆夷，何足为病？汉高困于平城之役，而终至遣使和亲。太宗开国英主，而屈尊于突厥，终唐之世，周旋于回纥、吐蕃。宋真宗澶渊之捷，而犹许酬以岁币，聘使往来，悉以至诚相待。历代以来，所以结好远人者，其规模广博，犹可想见。盖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应如是也。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设使不忍小忿而遽开边衅，置数十万生灵于涂炭，而国是益以杌陧，岂计之得哉？况乎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非同有宋之于辽、金、元也。无皮币之奉，无金缯之酬，无聘问庆吊之烦，无慰劳送迎之费，不过出我市廛以陈琛货，利便商贾，转输南北而已。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条约，一秉定章，外示以优容，内行其裁制而已。即各国使臣驻我神京，咸奉礼仪，以与周旋，未尝不遵我制度，就我范围也。即有所请，可者许之，不可者拒之已耳，绝无所谓甲兵以示之威，干戈以示之勇也。即曰旧隙尚存，夙嫌未释，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岂若南宋之于女真，其仇不可一日忘哉？故在今日，惟有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不妨召见其使臣，俾得从容以毕其辞，而总理衙门王大臣时与之往来，以得联其情谊，集思广益，未尝不由乎是。勿外示以羁縻，勿内行其阻抑，勿加以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缛节。试观我国使臣至其国中，彼所以待之者何如，则我独不可行之于彼乎？自恃甚高而视人太卑，此虚骄者所为也，非圣朝含宏之盛量也。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以隔阂太甚也。而隔阂之故，由于情疏而不亲，势尊而不近。我国王大臣又何妨纡尊降贵，相与通款曲、伸情愫，而了然洞烛中外之事故欤？

　　卷二
　　洋务上
　　呜呼！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四十年来事变百出，设施多谬，有心人蒿目时艰，辄为扼腕太息。夫国家之一举一动，所以多左者，由于未能熟悉泰西之情，而与之往来交际也。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饥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盖上既轻之，则下亦不知自奋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询以海外舆图，则以为非我所当知，或以为洋务一端自有主者，非我所能越俎。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如是则谓中国之无人才也可。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西国于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皆著有专书，以为专门名家之学，苟识其字、通其理，无不可译。如此，则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钥哉？将见不十年间，而其效可睹已。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是岂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出于是哉？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特我谓今之自谓能明洋务者，亦尚未极其晓畅也。今日者不过相安于无事耳，求无不遂，请无不行，以谨凛之形观骄盈之色。其所称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轮舶之多遍至于各处，一切足以轶乎西人之上而有余，富国强兵之本，当必以此为枢纽，讲求西法，千载一时。不知此特铺张扬厉语耳，求其实效，仅得二三。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东来，多萃处于京师。汤若望曾随李建泰出师，军中铸有西洋大炮，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无救于明亡，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欲明洋务，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治民先在简择牧令，练兵先在整顿团练。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服。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呜呼！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甲兵，不折冲于樽俎则驰逞于干戈。玉帛烽燧，待于二境，惟命之从。不然，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吾诚未见其可也。
　　洋务下
　　呜呼！至今日而谈洋务，岂易言哉？至此几于噤口卷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十六七年前，窃尝欲中国仿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长，夺其所恃。故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经略江左，始有江南制造局之设，丁中丞仿铸西炮，用以击贼，旋收厥效。然后，福州船政局相继并建，天津、粤东亦仿行焉。并时上海有广方言馆，广州有同文馆，而京师亦设天文馆。又有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往学于美。骎骎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颉颃乎西人，然而未也。顾事求其渐精，而道无贵乎欲速，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虑其始勤终怠，畏难苟安，至于异日，或以无益而罢，或以经费不足而裁，盖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此也。且西法之明效，犹未大著于国中，所行者不过在沿海数省而已。即如军士之练习洋枪者甚少，其余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两途，终不知变也。夫枪炮在乎燃放，舟舰在乎驾驶。今营兵悉以长矛、藤牌为从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区优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则必曰，此营规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则陆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师仍以拖船及中国各式小舰，徒事虚糜，无济实用，材质既薄，风浪难胜，猝至洪涛巨浸中已不能自主，况乎其临行阵，习战斗，纵横轰击，以出于必胜哉？是则水师未尝知西法也。兹必使营兵改用洋枪，水师改用轮船，洋枪之外则练炮队，轮船之外则驶铁甲，按期演练，务极其精。武废弓石，而分为水陆两途；文废时文，而分数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所以为储材之地，或即以书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今教官则为冗员，而书院竟成虚设。岁以时文取士，特不知时文究属何用，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实则一物不知也。岁取数千数百之士，实则岁多数千数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当取之宽而用之严，今则反是，泥沙与珠玉并进也，而又广其额，促其期，于是天下遂无真士。呜呼！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夫废时文，非为习西法也，经以裕其学，史以博其识，考舆图，明象纬，然后能知古而通今。否则，以有用之心思置之无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无不兴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于朝，必有足观矣。风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变法自强上
　　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其有规恢情势，斟酌时宜，能据理法以折之者，虽未尝无人，而不知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故知乎此，则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雷厉风行，安见其有不可者？设或不然，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何则？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有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势也。且此之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于往昔也，如是，谓之战胜于朝廷。况乎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泰西诸国之入居中土，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兵，战舰艨艟不绝于道。而我国之至西土者，落落如晨星，其有折冲乎樽俎、辉煌于敦槃者，未闻有人也。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窃以为此亦可从而仿效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是岂无所裨益者与？欧洲近日情形，其强弱大小，亦已了然如指上螺纹。普、俄、英、法，此四国者，皆于中土关系至重者也。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俄之于北方，如黑龙江，如新疆，固已形见者也。普则犹未著其端倪，迩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普国立意索偿。识者以为交邻之道，玉帛、干戈二者实相倚伏。盖和则以玉帛相将，战则以兵戎相见，理无两立，事不并行。然则图治其间者将奈何？则将应之曰，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又何患之有？至于英、法东来，皆于东南洋设立埔头以为外府，而普、俄则无之。今俄方注意于北方，筹度经营，未遑兼顾。普则欲图之久矣，特无间可乘耳。诸国通商之局，英为最巨，设一旦兵事或起，岂独无所碍欤？不知英固早计及乎此也。普、俄之骎骎驰骋于中土，岂英、法之所喜？特恐一旦事势所会，即英、法亦有不得不退听者。浸假普、法释嫌，英、俄结好，此固欧洲之福，而天下之深忧。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