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

　　拟上当事书
　　为敬陈管见，以备采择事。窃闻谋必出乎万全，事必操夫胜算，谋成而后行，事定而后为，则一举一动，可无后悔。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非过为老成持重，畏葸瞻顾也，必审我有以制之而有余，然后可一发也，毋惮彼强，毋幸彼弱，毋虞其多难，毋患其肆横，在我先有以自审而已。今日者法人之凌侮极矣，骄悍极矣，势不得不出于战，以彰天讨，以奋天威，用伸薄海臣民之愤。理直者气自壮，名正者言自顺，法人虽狡，揆之天理人心，必不能逞也。然天下事，固有不能尽以常理测度者也。张法人者，谓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轻法人者，谓其财殚力痡，民穷国蹙，强邻峙于外，乱党踞于中，他处兵事已形棘手。惟管见窃不谓然。法人之来扰中国尚利害参半，独我之御法人为有害而无利。何则？我与法所争者空名而已，而其间所失者实大。战而捷，法人必思报复，未必即肯甘心俯受挫折，兵连祸结，靡有已时。法人今日首先开衅于中土，一战于基隆，再战于马江，虽迭有胜负，而我国受亏已甚，统计兵轮、炮艇、船局、炮台，已不下二千数百万。始事已如此，后来尚难逆料。虽他省防堵完密，守御谨严，法兵即来，不以力胜，可以计歼。然今日遣艨艟，明日调士卒，经费浩繁，何可胜计？他日欲令法人偿我兵饷，势恐不能。今法人自初七日退兵之后，寂无动作，其意盖有所待，将俟增兵既至，然后合而攻我。进攻福州之法兵，皆经刘团挫败之余众，犹且猖獗如此，若从法国调来者，其锐气当增一倍，亦可推矣。法人所注意者，闽则台府，粤则琼州，皆孤悬海外，可以铁甲战舰、火轮兵舶守之于大洋，而不虞陆路之追截。其扰台湾，则先踞澎湖，以为泊舟驻兵之地。台湾幅员辽阔，物产富庶，且为东西航海者之中道，泰西诸国皆所垂涎，法人要必以全力赴之，其情形固已灼然共见。然则我所以御之之道如何？当必以水师兵轮为先。夫与法人交战，击之于大洋，不如守之于内河，拒之于水，不如持之于陆，此固人人知之矣。惟是我国海疆延袤万三千里，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况所有轮舶兵舰，皆不能驶出大洋，冲涉波涛，测量沙线，辨识风云，况乎与敌决战而纵击也哉！以此敌船来莫之遏，去莫之追，飘忽无定，往返自如。沿海炮台，苟不善守，势必突遭靡烂，经营数十年而毁之于一旦，殊可惜也。夫炮台原以制敌船而设，专为守御计，其建筑悉准西法，宜若可恃，不知炮台所重者，在司炮之人。苟司炮能资熟手，击放远近，自有定准，今仓猝从事，未经练习，炮皆虚发，敌船无所畏惧。且敌船在海中旋转无定，其中之也难，炮台屹峙海滨，其中之也易。以不准之炮，攻无定之船，此所以为敌船所乘也。滨海居民，即可迁入内地，空其地为瓯脱，亦是御敌之一法。然商务壅阻，谋生路绝，小民荡析离居，情殊堪悯。设使无所得食，肆行抢劫，或起与西人为难，致费调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风气刚劲，皆足以生乱而酿祸，与法人相持一二年间，其变必生。今粤东兵事未兴，而佛山镇民已毁教堂两所，此皆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人无预，愚民何知，但知抒其积愦而已。衅启自民，咎归于官，保卫之术至此，朝廷必有所不及，而泰西各国之龃龉起矣。俄人于西北一带，久眈虎视，特无间可乘耳。今许法人前来保卫，铁甲战舰不日东驶，法人寄居通商口岸，难保无通消息，行接济，侦探我之虚实，尽为彼所洞知，欲行驱逐，俄人当必有辞，苟处置不善，不免又树一敌。俄人强悍无理，不亚于法人，彼若来华，事多掣肘。至我内地民情，亦可静而不可动。各处斋匪、教匪、哥老会，时思蠢然为患，倘与法相持日久，民之失业穷苦者必多，外忧既亟，内患堪虞，于此而图消弭之，正非易事。即曰遣发劲旅出关，收复东京，直捣西贡，此固围魏救赵之法，使之还兵自援，以相牵制，即以越南为战场，而中国海面可无法兵。不知法人固狡甚也，彼自知不长于陆战，越南一隅，暂时可以弃而弗争，而专以水师轮舰扰我之沿海。复残破之越南，而丧我完固之海疆，孰得孰失，何待三思。况议和之时，彼仍必索还越南也哉！总之，法人一日不靖，和议一日不成，则海防一日不可撤。劳师糜饷，伊于胡底？法人可来，而我不能往。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为急务，今年不胜，则明年可再举，明年不胜，则后年可重至，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屡肆不已，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而我所以御之者穷矣。即曰持之以定力，而海防之费从何筹措？法人之性好急，急则其来也必骤；法人之俗喜斗，斗则其败也不即止。中国无一事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之扰中国，可以从容肆应而有余，此则不可不熟思审处，而先为之计虑者也。中、法交兵，民间义愤，当或可用。然极言之，民之义愤，究不可恃也。诚使普天率土，敌忾同仇，富以财，贫以力，从戎致命，荷戈前驱，以与法人决一死生，岂不甚善，而今皆无闻焉，是不过徒有其说而已。况其中或有藉端以滋事，逞臆而妄行者，一旦不可制遏，反足为患。今者我国家水师未练也，兵轮未广也，统领未得干材也，驾驶未得能手也，枪炮之施放未精也，器械之攻守未备也。必悉心讲求，先事整顿，行之十年，始可与法人一战。行之三十年，然后可纵横于大洋之中，入法之境而侵法之疆，此时似犹未可与之即出于战也。或曰，中朝仿效西法，振兴武备，筹办边防，制造枪炮，建筑炮台，行之已二十余年，何患不济？且湘军、淮军夙称劲旅，统兵大员皆身经百战之名将，久娴行阵，深谙韬钤，以此临敌，何患不摧？今日即以临阵为练兵，杀敌为讲武，一战不已则再战，再战不已则三战，以百败不挠之精神，而持之以百战不慑之志气。不以小胜喜，不以小挫惊，经一创，增一智，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彼寡我众，彼客我主，彼劳我逸，彼远我近。彼败则必济师于其国，调师遣舶，计程则三万余里，计日则一月有半，计费则一卒之赀需五百圆。我则振臂一呼，虽骤集数十万众不难，时艰才出，必有豪杰之士，群起而助我者，由此言之，复何惧乎法人！且其劳师以袭远，越国而转斗，赀粮扉屦、器械药弹储蓄必饶，轮船非煤不济，则煤斤重滞，势难多载，经历数万里之遥，不得不赖沿海口岸为之接济。既经示战，按以万国公法，泰西列邦皆不能应其所求。至内地奸民，则在乎严刑峻法以治之，地方官吏加意盘诘，自能绝其根株。各处渔船，亦必行连环保甲之法以清其流弊，并招募其人以充团丁，果能杀敌致功，自膺重赏，有能设法焚烧敌船者，立予破格恩施，高爵厚赉在所不吝。我但守御严密，雍容坐镇，而彼自疲于奔命矣。所谓静可以制动也。昔俄之未强也，瑞颠兴师伐其国，俄战屡败，臣民皆主议和，独俄主不可，谓国可亡，战不可已，其后卒胜瑞颠，而国日以强胜。堂堂中国，讵不如俄？不知以上所云，应敌之谋，料敌之说，言之则易而行之则难。语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今我之所短，彼已尽悉，彼之所长，我未能及。天下有先事图维则有余，而临机应变则不足，一著遽误，全盘俱空。办土寇与办洋匪，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俄、瑞两国，境壤相近，所争者在并兼土地，侵割疆宇，关系者大。今中、法所争者空名耳。争空名而受实祸，窃以为识时达势之智者所不为也。处今日之地，固万不能言和，惟有速行整顿战事而已。若彼知难而求退，我亦似可虚与之委蛇，曰暂忍以罢兵，待时而后战。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富国强兵，治中驭外，宣国威，张国体，请俟诸异日，未有不得之于操券者。否则，徒以一时之不忍，而举一国之全力以相搏，狮虎忿争，必有从旁冷眼以观者，窃以为非计之得也。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徒恃一战以自强，竭全力以从事，为中国久远计则可，为我朝一时计则不可；为将来计则可，为现在计则不可。凡事豫则立，惟有备乃无患。养精蓄锐，深识远虑，天下何事不可为？岂独御区区之法人也哉！鄙意即欲与法人战，亦当谋定而后行，事成而后为，不必汲汲于一时也。天下机会之来，岂有终极？忍之于今日而报之于他时，天道循环，断无或爽。或者谓今日再与法人羁縻而示之弱，则他国必有起而效尤者，我朝之患，正未有已时，今日之害犹小，他日之害为大也。不知苟能自强，彼必畏我，何敢相侮。今法人之诛求无厌，非理妄干，正以我海疆之备有懈可击耳。富强之效已睹，驭外之权即基于此。愚以为事至今日，要当实事求是，不必涉矜夸，献颂誉，铺张扬厉，专作美谈。必令天下进说之士直言无隐，以闻过为喜，以攻短为尚，而后天下可治。韬蠢愚下士，罔识忌讳，特忠君爱国之念，耿耿不忘，故敢尽其区区，伏垂亮察，不宣。
　　拟设洋药总司议
　　鸦片产于印度，而总汇于香港。近年吸食者愈众，走漏者愈多，不独为通商全局中一大漏巵，而于国家厘税所关亦非浅鲜。今欲杜其弊，清其源，绝其流，正其本，莫如设立洋药总司，而以其权归之朝廷，盖榷烟之中隐寓禁烟之意焉。何谓洋药总司？总理衙门移文于英之驻京公使，并我国驻英钦差，使与英之外部大臣、印度总督酌商，许在印度、香港两处，由中国简放榷烟大臣驻扎其地，专理稽查烟务。所有鸦片入中国者，每年或十万箱不等，由印度商人报明印督，由印督移咨中国驻印大臣，按期运载至华，听由招商局轮船代装，驶往各处通商埠头，以香港为总汇之区，存贮栈房，以待分运。盖走漏之弊，杜之于中国则难，杜之于印度则易。何则？印度英商自行运载来华，既至香港之后，中国海面，港汊纷歧，各处皆可绕越，且走私轮船，又复迅捷异常，乘夜偷渡，不服盘诘。中国奸商又与西人互相表里，恃为护符，冒险影射，诡计百出，势实无从稽查。今天印度出口之始，一报之于印督，再报之于驻印大臣，给以文凭，其来数已昭然有据，虽欲偷漏，势必不能。若其中有非在中国销售者，则不得载至香港为存贮之所。印度栽植鸦片岁有定额，不得多种，贩运中国十万箱之外，不得再有所加，违者有罚。英廷设法，本为至善。无奈一经出口，分运各处，即已难稽。其报之英官，原有总数，而所经中国关厂，报税抽厘，每于总数不符，两两比较，相悬甚巨，非由偷漏，胡为至此？今于印度载至香港之后，若英人欲分运中国通商口岸销售，悉听其便，惟载运之船、存储之栈，皆由招商局代为经理，其费一秉至公。如或英商以为不便，议不能行，则有挂号领凭之一法。何日进口，何日出口，何日分运各处通商口岸，须诣中国驻港大臣一一报明。销售之后，然后纳正税及子口半税。此于印度官商皆有益而无损，而亦任其随时销售贩运，无一毫稍掣其肘。诚如是也，中国所设一切缉私委员、巡船，皆可裁撤，所省者大，何惮而不为？况乎榷烟原可与禁烟并行而不悖，所入中国若干万箱，每岁为期，原有限制，本可历年递减，正不妨与之悉心以筹，和衷共济。总之，我所以待远人者，不外乎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绝不参以厘毫私意粉饰于其间，可行与否，在乎能直告之而已。秉之正，持之严，彼亦有所惮也。鸦片本一毒物，非以养人，乃以杀人。既为邻好之邦，乃以毒物贩售于我，利己而害人，既以良法美意与之商，而彼不听，是不欲我由渐而祛害也。天下中外虽攸殊，总不外乎理而已矣，惟理可以折之。如不然者，仿前代榷酤之法，凡有印度所来鸦片，悉归之官，由官以售之民，西商如有私贩者，倍严其罚，此亦杜截偷漏之一端。由是售烟者，区之为烟户，吸食者当必渐寡，将见不三十年而烟可不禁自绝矣。呜呼！今当轴者，孰能肩此重任哉？
　　附：臆谭
　　荒隅避迹，幸远祸机，啁啾欢杂中，默焉而已。窃以粗才，短于涉世，朋往俦接，酒酣耳热，辄攘臂奋舌，妄谭经济，诋诃痛哭，罔顾忌讳，取嫉当事，中以奇厄，危而慬免，又安敢再侈口以言时事哉！嗟乎！当此烽烟R洞，灾乱迭构，惨目抚心，未知从何下手。偶读古人言事之书，其所隐忧私议，皆足以拯救时弊，不禁怦怦心动，因是不惮重蹈咎辙，辄作罪言，比诸枯蜩寒虫，自呻自吟，不欲人知，以求采纳。盖古之人，虽伏处菰芦，谪逐僻远，其忠君报国之念，未尝一刻忘也。苟可以为国者，知无不言，即言不见用，或言而获罪，终不能自已。余也谗毁罪废，穷窜蛮乡，忧时愤事，此心耿耿，固在漆室之女，不谅其志，听诸悠悠可也。同治纪元闰八月二十四，天南遁叟自识。
　　敦本
　　呜呼！自三代封建之法废，而后世帝王所以待宗室者，皆未能斟酌损益，权衡厚薄而适得其中。西汉鉴于七国之祸，而其权渐移于外戚。成帝时，宗族之著于籍者十万，逮乎王莽移汉，其得存者数千而已。自魏以来，势同孤立。当夫开国之初，非不思矫其弊，而立法未善，旋即更张。试观由唐、宋以迄元、明，其间亲贵者猜嫌疑忌，终至杀戮。就藩封者，仍不得尺寸之柄，稍自展舒，食租衣赋，有空名而无实用，数传之后，下侪氓隶。历览史册，帝宗皇族鲜克自振拔者，或以不轨除国，或以骄蹇失职，则在乎养之而未知所以教之之道也。此则言乎宗潢近派耳。至于疏族远支，所以培植而安置之者，亦未得其当。不然，给土田，尽职守，聚族而居，各事其业，仿古者所行宗法，以大宗联小宗，互相维系，各自约束，必能渐至盛强，以为国家辅佐。诚以宗族者，国家之枝叶，枝叶强则足以庇其本根。古者封建诸侯，率辅之以强宗盛族，如封康叔而分之以殷民六族，封唐叔而分之以殷民七族是也。巨室世家，与国盛衰，同休戚而共荣辱。自后世世爵废，遂无世臣，宗法废，遂无巨族。一旦有事，而可恃者无一人，内无以助赀输粟，外无以保疆御侮，一蹶不振，易至于亡。然则有国家者，其于厚宗植族可不亟讲哉？欲固厥本，当行宗法而佐以屯田。乡落之间，悉寓堡砦，习战攻，明守御，兵农交辅，耕作相资。俊秀者使登仕版，壮强者倍给廪饩，有事皆可以备征募，供调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乡者足以助团兵，在畿辅者亦以此法为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叶不盛者，未之有也。我国家既定天下，于各直省建置满城，设立驻防兵额，凡拨居隶籍者，男女皆颁给糈禄，岁有常例，不劳而食，诚优厚宗族之盛典也。然当时人少户寡，天下之所出足以养之而有余。二百年来，生聚日众，养之不足，必至予之渐薄，而彼所恃以糊口者亦必不给，则二者交病。况其在城者，无事不得擅离，如圈牢之养物。且子姓日多，而令其游手无业，安居坐食，非所以为教也。糈薄不赡，穷困无告，必至贷钱逋累，非所以为爱也。有余则骄淫匪僻，不入于善，不足则贫窘无聊，告贷民间，以期他日出仕取盈，盖有致之而然矣。竭百姓之力，糜无益之费，而成其不教不爱之实，窃以为立法似未尽善也。况至今日，满人之在各地者，居处已久，无异土著，其驯顺者游谈玩日，肆横者游手滋事，甚或居民畏之如虎。如欲亟为整顿，尤当使之各事其事，隶兵籍者日加操演，猝有变故，缓急可恃；入仕籍者岁加考试，宽其额以储选用；士农工商四民之业，一如汉人，毋得仰给于外，妇女亦勤女红，学蚕织。其居处不必在城也，业耕稼者，当使散布乡村，而以宗法屯田为之部署。富以济贫，有以通无，庶几可行之久远也，不然，岂第饥寒之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