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

　　建铁路
　　电气通标，轮车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相延，为中国捧觞称庆，以为此不过小试其端，而往来之盛，驰行之捷，俾民间见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将来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中无不皆遍，则四通八达，商贾之转输无阻，信音之邮递匪遥，其为裨益于民生国计，岂浅鲜哉？盖开通铁路，既为中国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诸国，亦无不利，岂独英一国为然哉？今计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数，回环曲折，各处相通，约略五万余里。建造之费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岁往来之客计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赀约金钱六十兆镑，而除经费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国之例，铁路属于公司者则余利归于公司，属于国家者则归于国家，而赁地之项，公司当按岁输于国库。或国家有军旅之事，铁路归于国家统辖，若为敌国所毁，则事平偿其所值。且地属国家，国家欲出赀购诸公司，亦无不可。故轮车铁路之利国利民，莫可胜言。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况乎轮车载客之利少而载货之利多，一岁中贸易场中所获之利，不知凡几，公司所得赢余不过二十五兆，若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然则，轮车铁路安见其不可行哉？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况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骤增口岸，轮舟之利已穷矣。外海则自潮琼而达于沈辽，长江则自镇江而迄乎重庆，凡轮舟所能至之地，无不至焉。吾谓创建轮车铁路，即权舆于此矣。何则？长江一带，许其建埠头载货物者凡六城，则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于长江，或将伺间乘隙，请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庆，相距尚遥，非以车路通之不能捷达，势必由云南以至重庆，由重庆以至汉口，由汉口而分南北两途以达于各处。十余年前，轮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贴说，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明知请之必不能行也。今则凡可以用轮船者，无不为英商足迹之所已经，而所专心致志者，则在轮车而已。使其小为经营，必先试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渐而图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识者能见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机又将一变乎？或者谓轮车铁路未尝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西商之请而为之，不若我中国之自为。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者，恐其议格不能行也。审势揆时，非出自西人，则中国断不自为之耳，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除额外权利
　　呜呼！今日者，中外交际，云为繁变，亦正多故矣。西国凡有所请，务在必行。中朝每谓其要挟，议其恫喝，时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龃龉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请，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来烦渎而已，徒见纷纭＋，而已。彼惟以许之难，故索之奢，以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请而致，非然者恐难如愿以偿也。其实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开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西人来中土贸易，其立论命意，盖亦极为广大而旷远，动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为言。故见我中国因循自域，以外交为耻，而时作深闭固拒之计，彼亦恒从而姗笑其间，以为识见之甚隘，襟怀之不旷。夫中国不欲尽开内地者，盖只见夫西人之日来，而不思华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开埠通商，至一处无异于至各处，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内地而与之争，徒示外国以不广，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国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舶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蝇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浃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薮，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赀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赀，适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年来，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今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者，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则分之于各埠，一则分之于华商。试观道光中叶，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而洋行之富甲于王侯，粤东一隅之旺，无以复埒。逮乎五口通商，余皆平等，而上海独为巨擘，粤东洋务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为辽阔，来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货物止有此数，温、琼等处去者寥寥，恒有经月而未见一舟者，关吏惟有饱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无益于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渐悟其非策者，然势不能骤改也。何则？众进亦进，众退亦退，英在此时已渐为他国所牵掣，断难以一己而违众人，亦惟有有进而无退而已。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龂龂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旺贸易不在增埠
　　呜呼！吾窃谓英人增埠之计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过在粤东省垣，而洋货腾贵百倍于今，华人之居间售货者，亦目为洋商，其富率数千万，英商来者，无不获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为雄镇，懋迁之利独溥，而粤东贸易则大不如前。何则？盈于此者绌于彼，盛于此者衰于彼，消长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开八埠，而汉口最当南北之要冲，往来之孔道，地势适居厥中，为自古商贩者操奇致赢之地，以英人往与互市，当必利薮独擅。孰知兵燹频经，元气不复，时运转移，地道变迁，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叹也。今所开十余埠中，究以上海最为富饶，商舶贾艐，远近毕集，阛阓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迩年来，犹且货物滞消，居奇折阅，中外巨商无不外强而中槁。以是言之，懋迁如是其难也。盖贸易之道，当观其所聚而不当观其所分。苟得其地，则一二埠胜于十余埠，所谓握其中权而左右咸宜，据其要道而小大无不包也。口岸愈多，经费愈广，而利以渐分而渐薄。西商每至一处，必定租界，构屋宇，创衙署，立官吏，驻兵舶，其费悉自商人，而西商一切率皆优于自奉，虽有端木之才、陶朱之术，亦不能骤操其左券也。今所新辟者四处，一曰粤东之北海，一曰浙江之温州，一曰安徽之芜湖，一曰湖北之宜昌。北海亦不过与琼州等耳，琼州矿产金而山蕴玉，久为西人所艳羡，何以既辟之后，去者寥寥，已逾半年，而绝少西商前往？识者逆料其一二年后，势将离之而自去。海南一隅，虽可与越南、广西边境之民通有无、征贵贱，而法人近在西贡，未必能舍此就彼也。温州一埠，前已见于天津和约，因恐贸易未必有赢而改索琼州。然温州当浙、闽交界，人民多习于航海，当或胜于他处。芜湖则近于九江，宜昌则近于汉口，彼处华商岂不能贩运洋货捆载而往欤？其地虽产丝茶，而西商已时遣华人入内采办，洋货则载以往，华货则售以来，实与开埠无异，恐开埠后，获利未必其遽饶也。长江中六城，亦如是耳。此吾十余年前所云，但能夺华商之利而未必遽为西人之益也，况今日华商情形又复不同。夫西商之经营虽善，计划虽精，而用度廉俭安能与华商并驾而齐驱？然此犹其小焉者也。通商者非一处，即与英人争利者非一国。普商之精明强干，未亚于英人，而其忍辱耐烦，食廉用节，则在英人上，其入贾中国，今多于昔数倍矣，即此一端可证也。惟是长江之利为所独擅，自江至蜀数千里运载往来，轮船公司固宜磨砺以须矣。吾窃恐其惟利于轮船公司，而西商则无立足地也，况乎伺其后而攘其余者，犹有中国之轮船招商局在也，将来当必起而与之争，譬诸逐鹿中原，正未知其孰得孰失也，故吾谓英人之计左也。
　　欧洲将有变局
　　近日综观欧洲情形，大局又将一变。普、奥既联，法、俄又合，英居其中，势成孤立。土耳其又以德为怨，纠群不逞之国与英为难。英前用兵于阿富汗，近又将进讨缅甸。向者波斯本为印度之屏蔽，今复贰英而助俄。是英于欧、亚两洲皆将有战事，设使藩属诸小国环起而叛英，则俄人必将乘间以图印度矣。况今日决裂之势，已几于形见也。英自失法之援，持盈保泰，不敢轻启衅端，即曩者欲出全力以助土，亦惟是虚声恫喝而已。欧洲诸国慑于英之素强，故莫敢先发以与之抗。其实欧洲诸国中兵力之强弱、兵额之多寡，今昔相判早已攸殊。彼普、奥、俄、法，带甲或数十万，或百数十万，而英倾国之师可以调遣远方出而征战者，不过十五六万而已。虽用兵贵精不贵多，然相悬太甚，胜负之数，究未能屡必之于操券也。所恃者，英动必持以正理，是非之辨明而利害之料审，理正则气壮，气壮则师直，故列国多奉之执牛耳。欧洲诸大国中，内虽忌英而外尚辑和，其眈眈相伺，思乘间窃发以制英者，惟俄而已。俄之所专心注意者，尤在印度，特印度非有内乱，俄人决不能得志也。阿富汗、波斯两国，皆足为印度之维屏维翰，英恒欲覆翼之，以与之讲信修睦，缔盟结约，藉收指臂腹心之用。惟叛服不常，乖和莫定，急之则合，缓之则分，俄又从而煽惑之，以是复离英而助俄。今日者，阿、波两国方恃俄以修旧怨，而英国中爱尔兰一境，人心不靖，又将图立为自主之国。外患未平，内忧猝起，俄图印度正在斯时，此固不可失之机也。俄故大诘戎兵，特遣劲旅，将竭全力以从事于亚洲。英知其然，亦以全力与俄为难。夫英、俄之用兵以争阿富汗，非争阿富汗，实争印度也。虽此时当轴者以佳兵为不祥，黩武为非计，志在调停，以期无事，而力保欧、亚两洲升平之局。然以管见言之，将来英、俄必出于战，两雄之中或有一蹶，然后欧洲之大局可定。何则？俄人不复用兵于欧洲，而独注力于亚洲，舍土耳其而助阿富汗，此正秦之不攻韩、魏而西取巴蜀也，盖以天下大势观之，图亚洲易而图欧洲难，俄人已渐悟向者用计之左，故欲失之东隅而收之于桑榆也。顾俄人此谋一萌，而亚洲之局正复可虞。若俄人不得志于印度，转而他图，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亚洲恐自此多事矣。我国家在此时，要当奋发有为，亟图振作，为自强计。我中国虽不以欧洲之治乱为祸福，欧洲之盛衰为忧喜，而当其多事之秋，正我励精图治之日。忧盛危明，古圣王之所不废，况乎叩关互市，越境通商，虎视鹰瞵，环而俟我者之不一其国哉？今日我国之要图，首在富强。欲强则自练兵始，欲富则自治民始，此二者皆本也，其余则末而已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次第以行之可也，而其大端则在得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