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相传陈友谅败亡，其客渡海越辽阳，至长白山麓，寓一头人家。报仇之志久而弥坚，时明运甚盛，无如之何也。客善青鸟之术，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机，暇则察视地脉，聊以自娱而已。居处多年，与主人家庭渐相习。燕俗重义气，见《五代史高行周传》。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盖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笃于友谊。主人视客，如兄弟骨肉，始终恩礼如一。客老且死，谓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图报，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气运，敢以赠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传之悠远，虽无确据。丁未以后，满洲改为行省，游宦者日渐其多，归而言其风土人情，佥谓其人善与人交，殊无满、汉之见，至今犹然。吾乡泾县翟氏，先世即陈友谅臣下。友谅兵败国灭，馀众效忠不去，拥其宗裔，遁至河南光、汝之间，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泾县。其先河南总部，犹寄供养之费。继而居泾之人读书入泮，甘食明禄，遂绝不通。载在《翟氏宗谱》，翟展成孝廉言之颇详。观于此而知陈氏覆亡，人心未去，辽东孤客，理固宜然。客姓氏不传，毅勇之忱，较之田横岛中五百人一死塞责者，难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视子房仕汉，其志报韩，何以加诸。

劾治权贵，效命疆场，皆美名也，而莫难于一死。梅村词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便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遥想明末，刳肠决腹诸君子，前仆后继，死亡枕藉，士气不其壮与！至近年诛奸与尽节，可谓别开生面。当时参李文忠，几等于严嵩、魏忠贤，然具疏者备受无知舆论之赞许，而无纤芥之祸，事过境迁，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朝遗老不肯屈节，避居夷场，辄以余赀作富翁而享清福；否则依附皇室，食俸为生，仍不失禄足代耕之乐。梁星海方伯以妄论法越事，严议降五级调用，及銮舆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郧荆道。未几陈臬开藩，又得罪庆、袁而投劾去。国变之后，南北奔走，以张少轩之荐，继陆文端值毓庆宫，授太保。使杨、左诸君子地下有知，当有实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谓直言极谏者戒。光、宣之际，台谏中，江春霖、赵秉麟、赵启霖以弹劾不避权贵，著闻于时，然皆有背影，终不免“欺”之一字。秉麟仕民国为肃政史，姑无论名节，即以其生平弹劾庆、袁章十余上，国变之后，乃甘为之臣，将往时谈忠说孝面目一扫而空，亦孔丑矣。项城不念旧恶，宽予擢用。而于条陈外部事宜隐攻善化之李灼华，以暗通报馆为名明攻善化之恽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两妻者死，挑者娶妻，仍择长者，取其能詈人也。项城用人，盖用挑者选妇之法。但定情之夕，昔以死争者今以身许，殊难为情耳。

赵秉麟、赵启霖、江春霖三人，在台谏中，非特同志也，而且同谋。杨翠喜案，虽启霖发难，因是左迁。秉麟具疏争论，谓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为党也。孙相查办，不满其意，固无待言。未几，孙相舆从遇秉麟于正阳门洞。毂击肩摩之地，骑者先导，指挥途众，令舆得过。秉麟，之父与孙相己未会榜同年进士，秉麟其年家子也，遽来书云：“遇公于正阳门，下车，为厮役所鞭者再。不意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横暴如此。伏思相公之体制，虽极尊严，而御史之法骢亦何容鞭辱云。”孙相得书，亟往诣秉麟，秉麟避不见。孙相曰：“吾为谢罪来也，主人虽不在室，胡可径去？”下车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礼而归。俄顷间，秉麟即来，亦下车登堂行礼，不见主人而还。京中颇有知者，问秉麟，辄讳言之，盖自觉其已甚也。孙相骑士名陈元，其后为东海徐相纪纲之仆。民国改总统制，东海为国务卿，称相国，陈元为传宣官。秉麟适于其时充肃政史，自无有不见相国之理。沧桑一变，大清国易为民国，皇帝易为总统，大学士、军机大臣易为相国，御史易为肃政史，骑士易为承宣官。而秉麟之为秉麟如故。陈元之为陈元如故。秉麟遇陈元，不知若何感想。陈元遇秉麟，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于随跸之役，始识总管李莲英。未几，开府山西，移节两粤，屡叨异数，慈眷极隆，声望之美南北相当，贡献之品络绎不绝，足抗项城，皆李总管为之内也。沪滨养疾，与武进盛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资西林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入觐至洋各宫监欣逢旧雨，且患难之交，靡不心悦，西林视之蔑如也。及贡广西土产狗鱼，两宫知为珍味，命付庖厨莲英曰：“是物鳞类而有兽形，恐具烈性，不宜圣体。”命豢诸湖中，莲英曰：“观状颇恶，纵入水中，鱼鳖之属，无噍类矣，且恐夜出伤人。”乃弃之。西林于是乎宠衰，会粤中舆论与新督周公不协，上命复旧任。过沪，与诸名士交游，托疾不行。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

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基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

善化罢相，林赞虞侍郎有连带而去之势。上将择相，于是寿州、定兴同日召见，命长白世相从之入对。是日，定兴奉诏再简枢臣。寿州曰：“上知我重听，尚未知定兴与我同病也。”自是而后，庆邸专权如故。南皮内用，犹无能为，遑论其他。定兴旅进旅退，虽随班而上，于事一无所闻。下直后，辄向军机章京，询问本日例行公事，犹得一知半解。至于密勿，不能参预，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闻，而衰龄保持禄位，至于如此。可见张禹，孔光举动，皆在人情之中。

林赞虞侍郎为谏官时，以风骨著，非清流诸君子，徒托空言之比。善化相国少年科第，以经济文章自负，与侍郎素相钦重。庚子回銮之后，善化入相，时侍郎氵存升专阃，内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枢廷，共任艰巨。杨翠喜案，振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联，用上谕中“水落石出”四字嵌入句中，云：“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有难安之隐。”侍郎读毕，叹曰：“好文章！”庆邸衔之。及善化放归田里，诏下，侍郎又大诧，曰：“进退大臣，如是之轻率耶！”召对时，力请查力。太后曰：“查办若实，厥咎更重。”是善化去职，深宫正有成见，不言而喻，而侍郎不知也。未几，遂出枢廷，任豫抚。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直，在御案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诸臣，虽云同时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馀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

于晦若侍郎久参李文忠幕，书牍多出其手，《清史稿》谓奏牍多出其手，乃相传之误。侍郎长于宋人四六，《困学纪闻》论文所举各条，侍郎优为之，故文忠谢恩诸奏，望而知为所作。至论事摺子，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为。如有集思广益之处，幕中人材济济，非止一人。丰润联姻后，时参末议，目中岂复有侍郎在。光绪乙未之岁，文忠自马关归，入阁办事，寄居贤良寺，侍郎始为记室之长。是后章疏，寥寥无几。出任两广，侍郎又未从。故《文忠奏稿》八十卷，虽谓其无与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体之文，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运用词藻，可以达人口之所难宣。光绪末年，侍郎以西林势败之故，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无异宋人之远谪。临行一奏，庆邸读之，称赏至再。南皮素与之善，挽言曰：“此人归国，何以处之？”项城以手指地，曰：“莫善于此。”意谓军机大臣也，南皮乃不复言。

满洲一足跪之礼，名曰“请安”，非真长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满洲人五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内廷行走，满籍大学士以下，相遇皆然，则不足为荣辱，从可知已。至卑贱遇尊长，则双膝落地，名曰“跪安”。汉京曹相见，均长揖。外官则自知府以下，谒长官，均请安。谓之行旗礼，可也；谓之有加礼，则未见其然也。《嘉谷堂集》书阿文成公遗事，内有一条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岁生马履泰谒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云。’”是乾嘉时已以是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实非也。光绪末年，厘定官制，不分满、汉。于是汉人学旗礼者日多，反以请安为时式。可知移风易俗，未为难事。

京官重礼节，然礼与谄不同，匪惟无谄于同官也，亦无谄于长官。京曹虽有尚侍，无论王公大臣，其属僚除送稿、画诺外，鲜有至其宅者。粤东陈锦涛以游学生考授编修，供职度支部大清银行。其时泽公喜学生，颇信任之，武进盛尚书以为译员，筹借款遣往欧洲，见银团解释用途，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变，锦涛走沪，谓人曰：“满洲宜亡，以少年不经事王公为长官，令吾辈口称章京，叩头请安。”谑者曰：“京朝官无是礼也。苟非尔自往口称章京，自往叩头，自往请安，谁令尔行？”家式甫为军机处章京时，项城入值枢廷，式甫持稿往见。项城不知枢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与，项城微诧作声，式甫更退后，项城觉而起。自是，项城益加重视。式甫由帮领班跻正领班，项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其斯之谓与。

本朝职官入朝奏事，始不执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挂壹百零八颗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间一大珠，以珊瑚、翡翠为之，谓之红绿佛头。佛头或即笏头，满洲制度无考，不可详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子二悬之左，一悬之右。妇人二悬之右，一悬之左。谓之记念。最初用法，殆为以笏记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结绳之类欤？俗语谓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下垂者，谓之“背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观于此而知国初入关，悉从明制，是荀子“法后王”之说也。章服虽有更变，略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盖两用之。

林赞虞侍郎仕豫抚时，李季皋侍郎由苏皋调豫，二公素识，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军政，向来督抚专权，两司兼督练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将门之后，莫展其才。与项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为。未几，陆军部派员查实，林侍郎缘此内调。适逢其会，林侍郎上章，称许李侍郎，推崇备至，一则曰“国家柱石之臣”，再则曰“李某克家令子”，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书来，极其谦，叙述彼此交情，谓如父兄之于子弟。于项城及后任吴中丞，均有微词。枢臣调停其间，将李侍郎调浙臬而两解之。李侍郎以病辞官，留京不行。二公素行，均持重无私。虽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万不能合作，然未至于倾轧。其所以误伤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学不足相济，故两书之中，词意不无重轻，以致于此。故言为心之声，不可不慎也。

慈圣晚年，不免于寡人好货，而无与于政事。项城、西林皆以贡献，互相斗富，因其官高，愈增荣幸，未必以之登进也。且此端微开于李文忠，而张文襄继之，在当日督抚，为见所未见，亦非项城、西林开其先也。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侯官沈爱苍中丞时为京兆尹，窥知其隐，步袁、岑后尘，藉交通宫禁之力，胁取各省数十年久已停解之顺天固本京饷，成兵三营，更近在肘腋之间，思间项城之眷。卒以职位较卑，为所龀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门荫起家，简浙江按察使，入都陛见，蒙赏饭。是日，项城约之午膳，临时而侍郎以电话辞。夕至其宅，项城问日间之事，侍郎告以故。项城大惊，曰：“尊宠极矣。汉大臣中，惟余与岑春煊受此恩遇。”问席中见何人，侍郎曰：“派太监伺候。”项城益讶曰：“上视子与余辈等耳。”然终光绪间，侍郎并未大显。沈、李二公犹曰：“先泽也。”寿州孙多祺以道员需次直隶，善于观风望气，交结宦寺，求梯荣之路而终穷。先是，辛丑之岁，任河南祥符首县。适两宫回跸，奔竞之术，百出不穷，行宫门外，趾为之穿。一日之间，龙光三接，时夸于众，传为笑柄，然其后潦倒极矣。光绪末年，由李总管献菊花百盆，言家贫，只此区区之物，聊表忠悃。慈颜怡悦，赏御书匾额。多祺白天津寓所具鼓乐，候于铁道侧，迎归，招摇过市。慈圣于此类事，视为无足重轻，不能由此而猎取爵禄也。

帝自西狩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帝性直率，于戊戌之事，颇有遗憾，心所不平，辄形诸笔墨，曰：“某某可杀。”类似宋宁宗皇子书，“弥远当决配八千里”，而不知祸作于肘腋间也。谗者果挟以诉于太后，宫闱嫌隙复生。帝无尺寸之柄，郁郁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颇有讹传。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末，始以痼病闻于外，诏征四方良医。时下悬壶之士，如陈莲舫类者，贪得御医之名，远近咸集，麇聚辇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医入请脉，不以详告，令自揣测。古法望、闻、问、切四者，缺问一门，无论何人，均为束手。及书脉案，稍不对症，即弗肯服。有时摘其未符病情之处，御笔批出，百端诘责。批陈莲舫方云：“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纷纠年馀之久，所患益剧，虽日视朝，步履非复前状。戊申十月癸丑朔，时享太庙，遣恭邸代行礼。是日，枢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腊矣。为太后子，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抚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病之中，忽中止听政，咸知为不祥之兆。时政在慈宁，人心未甚震异也。太后体素康健，喜服腻品，因以致疾。甚剧时，庆邸往奉天验收普陀峪东陵工程未归。两宫病重，枢府诸臣，皇皇无以为计。二十日，庆邸返，先与项城计议，项城曰：“吾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醇邸曰：“若仍为臣，无不可者，不然不敢承。”佥曰：“宜入见。”乃请起太后召见。禁地森严，至是而益密。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拒之于外。太后在寝室，稍饰，倚衾坐，见诸臣，先问皇帝病况。庆邸对曰：“疾大渐，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醇邸辞曰：“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太后微愠曰：“汝糊涂，此如何时，而犹作是言耶！立汝之子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为摄政王。汝虽无才能，择有才能者为佐，勉之毋懈。”庆邸请兼祧至再，不许，乃皆退出。及立储诏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及知者。太后以光绪初年早有成议：今上生子，为穆宗之嗣，有约在先。然枢臣拟兼祧之谕，亦合乎礼之变，未为违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