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

　　
　　司马安拙宦
　　
　　司马安四至九卿，当时以为善宦。以今观之，则谓之拙宦可也。彼汩丧廉耻、广为道径者，不数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习文章
　　
　　汉方事匈奴，而卜式愿输助边；方事南越，而式愿父子俱死。天下方争匿财，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费。凡式之所乐为者，皆众人之所难为，而武帝之所欲为者，式辄揣其意而逆为之，故天下因式获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宠眷遇，自以为有用于天下。乃武帝当封禅，而式独以不习文章见弃，式乎何不先众人而为之乎!
　　
　　田千秋之贤
　　
　　汉武帝征和二年，大鸿胪田千秋日："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请皆罢遣之。"上日："大鸿胪言是也。"后对群臣云："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实千秋启之也。呜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罢方士之妄，亦贤矣，世犹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虽然，戾太子冤状发之者，壶关三老也，武帝酬赏不及，而千秋乃继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汉武怜才
　　
　　自古文章于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独司马相如于汉武帝奏《子虚赋》，不谓其令人主叹曰："朕独不得此人同时哉!"奏《大人赋》则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间。既死，索其遗篇，得《封禅书》，览而异之。此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读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则隋炀恨"空梁"于道衡，梁武绌征事于孝标，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诗不见，曰"见便当爱之"，僧虔拙笔，明达累辞。於乎忌矣!后世觅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马相如《美人赋》
　　
　　居常读司马相如《美人赋》，至"弱骨丰肌，时来亲臣。臣之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则奋袂呼：长卿长卿!据尔所言，鲁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后邪可发一笑。[夏君宪日；想当时美人不逮卓氏远矣，卓非独以色幸也。李卓老论之详矣。]
　　
　　视草之义
　　
　　古人称视草者，谓视天子所草也。古者诏令多天子自为之，特令词臣立于其侧，以视所草何如耳。故汉武帝诏淮南王，令司马相如视草，非令相如代笔也。今典制诰者，皆代天子笔，非视草之义而称视草，不亦谬乎!
　　
　　董仲舒忠、质、文之说甚谬
　　
　　汉儒谓三代所尚之政不同，盖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诗》、《书》、《易》、《春秋》之经，验之孔、孟之言，别无是说也。春秋之时，周衰甚矣，夫子乃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何汉儒厌周文之弊，而夫子反从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汉儒乃孜孜言之呜呼陋哉，汉儒之见也!斯人禽兽草木如也，圣人有忧之，乃为之纲纪法度、典章礼乐以维持之，故谓之文。文也者，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是以《书》称尧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夫子于尧，亦曰"焕乎其有文章"，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大中之道始见也。由尧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盖民之巧伪日滋，先王防闲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尧舜为有间，周之文，比夏商为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并耕之俗，至尧舜而始革。尧、禹茅茨土阶、卑宫土墙之制，至周人而始变。是以孔子以周视二代，独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于文，而不若周之大备。由后世观之，谓之忠、谓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则非矣。夫文果离于忠与敬乎忠与敬又可离于文乎《记》日："虞夏之文，不胜其质；商周之质，不胜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质，故有以相胜耳，非有所偏尚也。观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辑睦，顾指如意，则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离叛，则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诗》者以君臣上下动无礼文为幽王之乱，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为厉王之乱。使周衰斯文不废，则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争之俗不作矣；朝觐聘问之礼存，而倔强之国不闻矣，国家、宫室、车旅、衣服之有等，则憯拟之风不起矣；号令、赏罚、政令、纪律之既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岂至于乱乎所以圣人必欲从周者，以为救纠纷者，莫若用文之为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为文之弊耶
　　
　　太史公权衡
　　
　　《史记刺客传》序聂政事极其形容，殆自抒其愤激云耳。于《年表》则书"盗杀韩相侠累"，盖太史公之权衡审矣。《田单传》叙王蠋事，至以齐存亡系一布衣，孰谓史公之"退节义"乎又如列孔子于世家，列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然则后人之讥迁者，悉眯语也。
　　
　　史迁文章宾主
　　
　　陈仁子日：汉初不知尊孟子，迁也以孟、荀同传已为不伦，更以驺子、淳于髡等杂之，何卑孟耶不知史法有牵连得书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叹孟子所如不合，而驺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礼于世，正以见碔砆轻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驽马竞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见谓为卑盂，是不知文章之宾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赵汸日：史迁《平准书》，讥横敛之臣也；《货殖传》，讥好货之君也。按汉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戕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汸可谓太史公知己矣。
　　
　　《史记》多为后人淆乱
　　
　　太史公殁于武帝末年，而《贾谊传》言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相如传》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又《公孙弘传》在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然则《史记》一书为后人所淆乱多矣。[余又考《后汉杨终传》云：肃宗时，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则今之《史记》非迁本书可知已，何怪其淆乱杂出也!]
　　
　　史迁不解作赋
　　
　　史迁载《子虚》、《上林》，以其文辞宏丽、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赏咏之也。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赋》，绝不成文理。千秋轶才，竟绌于雕虫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强耶！
　　
　　武帝遗命
　　
　　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托国于素无名誉之人，期功效于数十年之后，若持左券，此岂寻常尺度所得窥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见黯，虽以丞相、大将军之贵不敢望也。故使长孺不死，负斧之图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汉武帝册封诸子，其策书皆帝亲笔。于燕王曰："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棐德。"燕王果以怨望，欲与上官桀、桑弘羊等谋杀霍光，废帝而自立，事发．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杀，国除。于广陵王日："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尔。毋迩宵人。"广陵亦以近小人亡国。如此神智，真不愧祖武矣。
　　
　　苏武娶胡妇有见
　　
　　苏子卿娶胡妇，卒蒙后世訾议。私窃疑之。《新安文献志》载，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随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数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于所虏内人中自择。勣择一最陋者，人皆莫晓。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无顾恋也。子卿之妻于胡．得无朱勣之见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真清狂不慧者耳，乌能为恶既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意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者方诛，号呼于市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史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
　　
　　交道之弊
　　
　　今之论交者，皆曰王、贡，萧、朱。若以此为第一义，夫弹冠结绶，时势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为至交，伤哉!益以见世之无交也。
　　
　　西汉文章之陋
　　
　　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于是古学益远。又文章好用事，自邹阳始，而太史公云"比物连类，有足多者"，岂意其遂为方便法门耶至于今日，则末流之滥觞矣。
　　
　　汉用吏胥之效
　　
　　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无所表现。至其卓绝俊伟、震耀四海者，类出于吏胥中，如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张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书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为将，入可为相。然则何吏胥之多贤耶夫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伏，吏之倩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末，毕见于外，无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遇之以礼，而其志复自知，得自奋于公卿，故终不肯自弃于恶，以贾罪戾，而败其终身之利。故当此时，士君子皆优为之，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大约亦不过几人。而其尤贤者，乃至成功。而后世顾以为杂流，此士大夫所以为耻而不肯为也。
　　
　　赵充国屯田是计
　　
　　赵充国屯田事，乃兵家计策。不唯宣帝与汉庭诸公、先零、罕、开为所惑，班尉亦不识其几。汉用兵皆调发诸部国，千里行师，遇虏辄北。今罕、开等羌亦乌合，充国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计挫之。但云"兵难逾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又曰"明主可为忠言，兵当以全取胜。及到彼，但欲为留屯计"。凡与汉廷往复论难者，不过粮草多寡耳，机初不露也。羌人见其设施出于所料之外，实不可久留，故输款而退，赵亦奏凯而还。在边不过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谷，想亦不曾下种。不然，五月谷将穗，那肯留以遗羌耶学者不以时刻考之，每语屯田，必为称首，可笑。
　　
　　陈汤之功不当以矫制废
　　
　　陈汤之功，千古无两，而议者以矫制罪之。不知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以来，得单于者几人终汉之世，独一陈汤得单于耳，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如此。诚使裂地而封汤，且著之令日："有能矫制斩单于如陈汤者，无罪而封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更数十年未有继也。如此则上足以尊明陈汤之有功，显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来生事要功之论，计之善者也。唯其为说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间而窃议，其后英雄志士所以息机于世变之会也。
　　
　　二疏之去以许伯
　　
　　萧望之为元帝傅，与石显为仇，卒为石显所陷。疏广亦为元帝傅，与许伯为恶，而许伯莫能肆其毒。萧、疏事体一同而安危异者，去就之势异也。且元帝仁柔不断，疏傅盖熟察其为人，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盖以此耳。
　　
　　言灾异不当著事应
　　
　　孔子于《春秋》著灾异不著事应者何盖旁引物情、曲指事类，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将忽焉而不之惧，圣人于此自有深意也。自刘向释《洪范》，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况周得水德而有赤乌之祥．汉得火德而有黄龙之瑞，此理又何如耶岂其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公一言之徐，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如是则五行之绳人甚于三尺矣。
　　
　　歆、向废图谱之学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废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如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如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故学者为学，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考理于书，则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周行执事之间，则茫然不知所向。秦人虽弃儒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图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萧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难，故入咸阳先取秦图书。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由是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夫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一时武夫役徒知《诗》《书》为何物而此数公又非老师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图书有在、指掌可明见，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况是时挟书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启，所谓书者有几？无非按图之效也。后世书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议一典礼，有如聚讼，玩岁愒日，纷纷纭纭，纵有所获，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偿劳矣。此其失，实自歆、向启之。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袭，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唯任宏后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且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其书亦不失。任宏之《略》，刘歆不能广之；王俭之《志》，阮孝绪不能续之。孝绪作《七录》，录散图而归部，录杂谱而归记注。盖积书犹调兵也，聚则易固，散则易亡。积书犹赋粟也，聚则易赢．散则易乏。按任宏之图与书几相等，王俭之志自当七之一。孝绪之录，虽不专收，犹有总记，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未知谱之如何耳。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唐、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