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

　　《淮南子》曰：“水生木，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传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今《七政历》有之，但以保为宝，以困为伐耳。
　　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岁之谬矣。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此一言足以破阴阳之忌矣。鸡、猪、薤、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此一言足以破终身之惑矣。此非后世之言也，圣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箕子之陈洪范，分为九类，别为九章，谓之九畴，原不相附属也。至刘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征，附于五行，果尔，则八事皆宜属五行，而胡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也？盖向父子原为春秋灾异之学，恐其言之无稽，事之不足征信，故于《洪范》之中，摘其五行之说，为其近于灾祥占候而推广之。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行，至求其征应而不可，则又以五事强合之，而凡上下贵贱，食息起居，无大小，皆比其类而附之，于五事虽宇宙之理，似不过是。而其迁就穿凿，亦已甚矣。后世之人虽知其非，而无有昌言正之者，历代国史相沿为《五行志》，至于日月薄蚀，星辰变故，灾异之大者，则又属之天文，岂阴阳与五行有二理耶？而风雨雷电，又岂非天文之属乎？其说愈刺缪而不通矣。故作史者，于《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异，宜为《灾祥志》，而不宜为《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来，有此忌矣。《清波杂志》谓佛法以此三月为斋素月，不宜宰杀，足破俗见。今京师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无不避之者，而祸败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谓之“月忌。”考之历家，乃廉贞独火日也。《蠡海录》谓以《洛书》九宫推之，以是日入中宫，然不知入中宫者何物，亦不知所以当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阴阳家择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时。如人禄命然，合之者吉。然当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属上年，或属下年，不知择者当何适从？而当改革之际，推录命者，又不知以何为准也？
　　五行有生中之克，有克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刀成器；金本克木，而木得金刀成材。至于盛极必衰，否极必泰，此皆阴阳循环之理，造化玄机之妙，而圣人则之，故干之上九有亢龙之悔，而剥之上九有得舆之象也。今星命之术，但知有生克制化，而岂知盈虚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谓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谓土生火亦可；此两相生者也。水克火矣，而火然则水干，谓火克水亦可；土克水矣，而水浸则土溃，谓水克土亦可。此两相克者也。木不能离土而克土，土不能离水而克水，此相亲而相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而寇■，有胡、越而反为一家，亦五行之气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锄所及，应时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阳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独生于木也。
　　萧丘有寒焰。洱海有阴火，又江宁县寺有晋时长明灯，火色青而不热，天地间有温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虫之见论也。
　　五行惟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者。曰：“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故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而占雨水，故谓金生水也。”予谓金体至坚，而有时融液，是亦生水之义也。至周兴嗣千文，谓“金生丽水”，则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气之先后论也。其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灭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永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阴阳之义备矣。
　　六十甲子之有纳音也，盖本于六十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之说。古人作律，原与历相通也。至姓氏之纳音则近诬矣。姓者，非受之于天地也，非秉阴阳之气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为氏，或分封而赐姓，或避难而改易，或无稽而杜撰，一家之人，分支别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即范氏之宗，而束皙为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吕牛马之暗易，而嗣源鸿渐之无祖乎？五行纳音，安所适从？至于谈禄命者，推其所安之宫，谈相术者，观其所禀之形，迁就苟合，犹之可也。帝王历数，自有天命，而必强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胜，盖自邹衍、刘向发端，已不胜枘凿矣。后之学者，未能窥天地之藩篱，识阴阳之形似，而但随声附和，亦何益之有哉？
　　称日者，昼夜以百刻，而每时止于八刻，则是九十六刻也。今铜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时十刻，则是百二十刻也。其于百刻之数，俱不合矣。不知每时之加初初、正初、二刻，虽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实四刻之晷所分也，计其度数，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说，余少时见之一书，今亦不复记也。
　　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余固不信禄命者，付之而已。
　　俗谓得吉日不如得吉时，如巳、午、未等时，固可见矣，而历所谓日出日入时者，乃以出海入地论，非挂詹际时也。余尝登泰山观日出矣，下至半山而犹昏黑也。在黄山，入夜，饭罢出门，仰视天都峰顶，日色照耀，如火中莲花。此皆九月事，正历所载，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参差乃尔，益信世之愦愦耳！
　　●卷三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为分野之说，最为渺茫无据。何者？九州之画，始自《禹贡》，上溯开辟之初，不知几甲子矣，岂天于斯时始有分野耶？九州之于天地间，才十之一耳，人有华夷之别，而自天视之，覆露均也，何独详于九州而略于四裔耶？李淳风谓华夏为四交之中，当二仪之正，四夷炎凉气偏，鸟语兽心，岂得同日而语？然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分野岂因之而加增耶？至于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独详于此而略于彼耶？历考前代《五行志》，某星变则某郡国当其咎，然不验者什常七八也。况近来山河破碎，愈无定则矣。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国，仅以毕、昴二星管四夷异域，计中国之地仅十之一，而星文独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使竖亥步北极至于南极，如之，则中国之地。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别天下为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分为十三部，一部六郡。晋分为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国朝，两京、十四省，后因弃安南，实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县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农、都陈，黄帝都涿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大圣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险要，亦当时水土未平，规制粗定，茅茨土阶，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纟衣鼓琴，亦无琼林大盈之藏。而每岁省方坐不安席，盖亦以天下为家之意，不必择土而安也。至于三代，德不及尧舜，而乱贼渐萌，于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据上游之胜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后太康失国，迁徙不可考。汤都亳邑，至盘庚七迁，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后世建都之难也。周公定鼎郏辱阝，始为万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为朝会之所，盖亦以防备不虞，知后世子孙必有不能守其故业者矣。此亦堪舆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盘庚，或迁敖，或迁相，或迁耿，或渡河而南，或逾河而北，当时不闻其求治水之方，而但迁徙以避之。计迁徙不费于开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绝不闻河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业，岂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胜之地，无有逾关中者，盖其表里山河百二重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乱可以闭关自守，无论汴京，即洛阳不及也。江南之地，则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势在据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则在镇遏戎狄，使声息相近，动不得逞。关中逼近西戎，故唐时回纥、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桥。汉时灞上、细柳、连营，天子至亲劳军，盖当时西虏似强于北也。至宋时，幽、燕十六州已为契丹所据，则自河南，入江、淮，其势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镇之。使当时从晋王言，都关中，则画淮为界，不至绍兴而始见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势不得不阻江为固，镇江则太逼，杭州则太远。险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纲、宗泽以为请，而不见听从，惜哉！
　　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然亦办四明航海一条走路也，临安虽有山有水，然其气散而不聚，四面受攻，无险可凭，元兵从湖州间道入，如无人之境耳。虽兴亡有数，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为障，内以江为藩，虽中主、庸将，足以自守。曹丕临广陵，欲渡者数矣，竟叹天堑之不可越。苻坚陷盱眙而东，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谢玄三战三捷，杨俱难等奔啄不暇。其后若卢循乘虚，直捣蒋山，居民荷担而立，孟昶望风自裁，自谓天下事定矣，而不能当寄奴之一炬。萧轨、任约以十万卒，奄至鸡山，据北郊坛，剥床以肤何急也。霸先从容谈笑，俘四十六将军于幕下，若探囊取物，此岂智愚之悬绝若是哉？川陆之长技既异，主客之劳逸顿殊。一夫当关，万人莫敢谁何，其势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余载，莫强于秦苻坚，莫盛于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旦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鼎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盖当时起兵江左，自南趋北，不得不据第一上流，以为根本之地，而后命将出师，鞭笞群雄，此亦高、光之关中、河内也。当时角逐者惟张士诚、陈友谅二人耳，然姑苏势狭而无险可据，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敌，其形胜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规摹，又相去万万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镇守北平，盖隐然以北门锁钥付之矣。当时亲王握重兵，节制有司，大率如汉初七国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岂久在人下者？使当时不封燕，纵得守臣节，不兴靖难之师，而北虏乘间窃发，燕云终非国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与文皇之定都于燕，其远见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地逼近边塞耶？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模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国祚悠久，非偶然也。
　　辽、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为最盛。今禁中梳妆台、琼花岛及小海、南海等处，皆金物也。元，冬春则居燕；夏秋则如上都，畏热故也。惟其有两都，故王师一至，即时北遁。而山后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见天日，非偶然也。
　　周时洛邑为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势则似荆襄为正中，盖幅员广狭固自不同也。然所贵于中者，取其便朝会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驭轻哉？
　　幽州有黍谷，相传邹衍吹律之所，盖当时以为极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宁夏、临洮诸边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气候与江南差无大异，且以边场戎马之地一旦变为冠裳礼乐之会，固宜天地之气亦随之变更耳。
　　恒山为北岳，即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其一石飞至阳曲，故于阳曲立庙遥祭之，实非岳也。”按《水经》：“恒山谓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其在今之定州无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岳者，中国之五岳也，随其幅员，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为天地之中，南不过楚，北不过燕，东不过齐，西不过秦，故以嵩山为中岳，而衡、岱、恒、华，各因其地封之以为镇山。若后世幅员既广，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无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