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七书

　　内弊既除，则外交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为夷姗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办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
　　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虽利国便民，力阻罢议，一误再误，国日以替。宜选令游历三年，讲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余分遣品官，激厉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着新书，皆为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有不逮，以之运骤四海，「骤」：疑当作「筹」。措置百务，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于共兜，诸葛失之于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炀灶蔽贤，壅塞圣聪，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阨，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
　　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优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县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着为定制，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棱。
　　昔德国相臣毕士麻克，尝以中国之大冠绝四洲，他日恐为欧罗之患，思与诸国分之。后以中国因循不足畏，议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懔朽索之驭马，虑天命之无常，战战业业，若履渊冰。楚庄王之立国也，无日不训讨军实，虑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厉，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怀愍蒙尘，徽、钦见虏矣。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
　　《诗》曰：「天之方鞈，无为夸毗。」说者谓夸毗，体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鞺，下武膺运，历鉴覆辙，独奋干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时，虽匹夫之言或可采。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自取罪戾，但同处一家，深虞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
　　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具呈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请代奏事：

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覬覦，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然殷优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为安为危，仍视皇上之措置而已。皇上受祖宗付托之重，孝治天下，所以俯从和议者，岂不欲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哉天下臣民，皆知皇上之苦衷，亦知皇上之必变计也。

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朝野上下，震动愤发。齐桓不忘在莒，勾践不忘会稽，庶励人心以祈天命。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又闻贵近之论，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患，持禄保位，从容如故。窃意诸臣必未有以忧危大议，自强大计，日启圣心者。不然，何弥月以来，未闻有非常之诏耸动天下此进士所闻而忧俱，夙夜罔措者也。

囊者开诸口，破都畿，失琉球，争越南，累经败衄矣。诸臣苟安目前，不预筹变计，遂至有今日之事。然向者之败，不过偿金币，失属国而已，虽复苟安，可延旦夕，今则割及内地，渐翦腹心，其势疾蹙。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栝，马之在埒，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壬午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台湾一割，三垂皆界强邻，狡焉思启，岂能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江，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靡知所届矣。

近诸臣纷纷多有告归者。进士登第之始，亦复何心然恭应殿试，则有“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之制策，恭应朝考，则有“变则通、通则久”之御题，伏读感激，发愤流涕。窃以为皇上有自强之盛心，变法之精意，而恳恳求言，真尧、舜之君，可与为中兴之治者也。幸躬逢之，岂可上负圣明而限于篇幅，未尽所怀。用敢不避斧钺之诛，竭尽其愚，以副我皇上求言之意。农夫耕而君子食，惟我皇上宽其罪而垂察焉。

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皇上试召大小臣工，深诘其故，反复辨难，必有得其所以然者。若知吾病之所在，所以治病之方，必有得矣。昔武王之用太公，桓公之于管仲，先主之于诸葛亮，太宗之于李靖，讲求治乱得失之故，问答洁难皆数万言，皇上与诸臣讲求自强之法，有是事否诸臣有通古今，达中外，能应明问，若太公、管仲、诸葛之伦否若有之也，其未行也，何以见辱于小夷哉若无之也，则文具废弛，安卧于薪火之上，何以立子四夷交侵之世乎

夫中国二千年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夫祖宗法度治天下数百年矣，亦岂敢谓法之不可行哉以国朝法度，皆因沿明制故也。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词章诗字，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辟，而工商无制造之业。京官则自枢垣台谏而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凛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乃无一官之能办。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烦琐，遂无一事之能行。督责则藩、臬、道府皆为赘旒，亲民则典、史、巡检皆为杂职。至于鬻及监司，而官方不可问矣。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但有文书，何关事实。外国奇技淫巧，蹈隙流行，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法弊至此，将有他变。夫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大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日：“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重孰轻，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人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司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加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若非大变讲求，是坐求自毙也。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令天下银号报明貲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船厂、铁路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借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法宜行一。

可以缩万里为咫尺，合句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更可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方今运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黎化作富民。俄人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于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行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器械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涂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