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谗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戊戌，太祖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太祖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进口：“书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沉曰：“小人中怀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会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铎对曰：“听言之难，从古为善皆然。惟不为所眩感，则谗佞自远。陛下圣谕，深得其情。”太祖曰：“朕日总万机，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谄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太祖谕待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睥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致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却贡献
　　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蕲州进竹簟。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太祖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其献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太祖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
　　己未，潞州遣官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田数十亩。每耕耔、刈获之际，亲往观之，足以自适。及计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远方取珍味，甚得于诒谋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以所造酒来献。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饮食、衣服，贵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则必有无穷之害。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甚矣，岂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袭衣，遣还。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广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国遣使入贡。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向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转运之烦，实劳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迁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谕茂才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夫。故命尔此职，方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送迎奔走，所至纷忧，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渊默，以怡养神气。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怡养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吴元年四月，是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施仁等献瑞麦。太祖下令谕民曰：“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
　　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人民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
　　起居注詹同进曰：“昔在成周，嘉禾同颖。汉张堪守渔阳，麦秀两岐。今主上拨乱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虽戎马之际，亦修农务，故斯民得脱丧乱，尽力田亩，天降瑞麦，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则当尽。为国家者，岂可待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唯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礼毕，驾还乾清官。皇后妃嫔见。太祖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于是宫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卫奏充拓新城，请令民筑之。太祖谕工部臣曰：“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耘耔，遽令操版筑之役，得无妨农乎？且筑城本以卫民，若反以病民，非为政之道也。其令俟农隙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赍敕谕宋国公冯胜。时胜督工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以九月兴役。太祖以其时民当种麦，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今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太祖谕群臣曰：“朕统一天下，于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宁，诚以天下之大，生齿之众，庶事之繁，日决万几。苟有怠忽，或一言不当，贻四海之忧；或一事有失，为天下之患，岂可不尽心乎？朕与卿等共理，当各勤乃事，体朕至怀。”
　　七月庚戌，太祖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思礼浸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故曰：‘可忧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阳诸县尝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圮坏，请修治。太祖曰：“灾害之余，居官者当恤民，不可劳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宁居，风纪之司正当问民疾苦以抚恤之，若有修造，俟岁丰足然后为之，庶得先后缓急之宜。今不恤民而以廨舍祠庙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太祖谕佥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系于牧民者之贤否。而咨询得失，激浊扬清，则系乎风纪之职。近来人情习于故常，政事安于苟且，上下相蒙，彼此无惮。乃至诸郡连岁不闻有所激劝，或者乃云吏称民安，岂知善恶贵于旌别，举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岂皆举职，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历郡县，凡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矫直沽名，妄兴大狱，苛察琐细，遗奸不擒，见善不举，皆为失职。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陕西秦州卫奏修理城隍，请兼军民为之。太祖谕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盖权时宜，役之于旷闲之月耳。今民将治田之时，而欲兼用民力，失权宜之道。止用军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太祖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优，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太祖谕兵部尚书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难，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宜令每车加给一牛，以备倒死，毋重伤吾民也。”
　　五月戊寅，太祖谓诗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侍臣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平定祸乱。今天下已安，四方无事，高居宴乐，亦岂不可？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