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指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注，稿云：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丘濬、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郏亶、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须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樽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绝，更无调剂旗丁之苦。我朝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云：“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窃独以为不然。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诚如前议绘图，则源流脉络偻指可数，然后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麦亦倍收矣。［湘阴郭中丞嵩焘言，天津水咸，岁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说前人所未及，宜参］又不独此也。即以东南言之，同一高区，近水者易戽，远水者难戽，［注，吾乡西郊贞山麓先大夫茔左侧有田数十顷，地高而远水。有旧河久塞，余庐居时相度得之，遂于乙卯冬劝乡人浚复其旧。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异。甚有所谓“镬底潭”者，洼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滥，一不雨即干涸，皆沟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硗瘠之变为膏腴者多矣。

均赋税议
曷言乎绘图以均赋税也？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其来久矣。宋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税。［《宋史?食货志》，又《王洙传》］明万历八年，度民田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截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员诣河南，山东履亩清丈，山东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为亩，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缩之禁，部议惟直隶，奉天遵部弓尺，并无参差，至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之举仍属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为亩，倘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须履亩加征，一时骤难更张，应无庸议。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遵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大清会典》］不特朝廷宽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有如此。惟是旧田，新田截然为二，终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吴田一亩，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盖自宋以来，所谓清丈者，无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之法为之范围。有零数无都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或隐匿，百弊丛生，［注，丈书泥于梯田阔狭折半之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巉山宜用圆锥求面术，亦丈书所未必知，《苏州府志》载吴县办清丈，久之以山多难丈中寝，可为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若网在网，必至治丝而棼。
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然后明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垧，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亦应删除］用顾氏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之谕旨，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又旧例各县税则至数十等之多，于国无益，于民非徒无益，而于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犁然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绝弊之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外即邻境者，有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者，按图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谓平天下，是之谓天下国家可均。

稽旱潦议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改河道议
曷言乎绘图以改河道也？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庳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数语以为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国病而民亦病，为万世计者，奚忍安此？呜呼，以催科听讼为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坏，以增庳培薄为治河之道而河坏，庸人误国，一而已矣。
近者十年三决，前所未闻，盖由云梯关淤浅，入海不畅，自近一二十年来为甚，吾乡王司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时侍吾父兰仪同知署，署濒河，堤高于槛一二尺，髫龀之事如目前耳。后三十年而予摄是职，署门外东西来，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巍峨踞绰楔上，准此逆推国初，岂水田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岁高三寸，递加至今，岁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征者，盖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缮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万不可用，计必出于改道。既欲改道，当求一劳永逸之道而改之决矣。癸丑以来，决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夺济也。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间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盖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而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称河也。在今日则土人以为谶，谓河流自此定，不必别求改道，然亦宜审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与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栋，率多纸上空谈，难资实用。夫为下必因川泽，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审高下始者。诸书间及测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从未有普遍测量之说，亦由不知其法尔。应请下前议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遍测各州县高下，缩为一图，乃择其洼下远城郭之地，联为一线以达于海，诚数百年之利也。
近世论治河者，靳氏辅、夏氏骃诸人，痛诋让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为此说？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陂，然则禹又一鲧也。考《说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诗》“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泽障即沱，盖水旁浅滩，故蒲荷生之，岂堤之谓邪？至高平曰原，与治水尤无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塾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不传。元郭守敬，算学名家，史称其习水利，巧思绝人，陈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门而东循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又不传，然亦可见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重酒酤议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馀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且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辩。

收贫民议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慑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二事皆见米人祎理哲所著《地球说略》中，余又属及门管生嗣复询之夷士，益得其详。於乎，善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其是之谓乎？以三代圣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资之之法，州党有相赒相救之谊，国家有赈穷恤贫之令，乞人之名，见于春秋以后，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党、庠、术、序遍于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学问，安所得不学之人而刑之？二国之事犹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后世而言，则可谓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另议推广义庄，更宜饬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