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傔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曰拉纤］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阍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
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犹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节经费议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寝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孽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间田，仿照乾嘉间伊犁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孽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蕾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行钞令下，闽省发银若干万，立官店以司出纳，凡以钞支钱者无折无扣，钞遂通行，兵饷数十万，皆领钞不支银，他款亦然。藩库充仞，一旦寇警，支银者踵至，不给即汹汹滋事，乃倾库与之，仅以无事，此亦行钞币之一鉴］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注，明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者，田临濠，凡四千余户，给牛种资粮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续徙者亦如是，当是时徙民最多］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土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杜亏空议
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无开除，惟所指挥，莫敢过问，迨上司知之而亏空久矣。于是因亏空而清查，清查一次，亏空又增多一次，徒费笔墨，无益帑藏。
欲杜亏空，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清查之后，删去摊赔弊政，力能弥补者，以一年为限，即以限满日实在之数为定，各员论罪，视常例未减，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大吏宜用汉高驰入赵壁夺张耳，韩信印符之法，非时遣员飞骑察之，有弊者论如法。至地方公款，如义仓之类，以绅富领之而州县登其数，富民无侵蚀之理，而官绅水火成积习，必无庇护，且可节州县句稽之烦。此杜亏空之法也。
虽然，必前议十倍养廉之法行，此说始可行。不然者，终不行，强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于亏空者，可畏也。

复陈诗议
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味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左传》：师旷引夏诗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康成曰“陈诸国之诗，将以知其缺失”。圣人盖惧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诗通之。旁考传记，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矣。春秋时，晋文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风俗通》曰：“周秦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方言，还奏之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无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迂阔而废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积不能通也。
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议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亦为通上下之情起见。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果有甚苦之政、甚恶之人，宜必有长言咏叹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结习，感时触事，莫或使之，犹将矢口成吟。今有赏以动其奋兴，无罚以绝其顾忌，不显主名，使无丛怨之虑；不讳姓名，使无告密之嫌，导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乎？
顾或谓：何不径复有明举贡生监许上书故事？则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汉王咸举幡太学下，上书救鲍宣；陈蕃率诸生入承明门，白大将军无罪；晋嵇康将刑，太学生请以为师；唐鲁傥等诣阙留阳城，宋陈东率诸生请用李纲杀蔡京等。百世下犹称之。然柳宗元与诸生书，论留阳城事，极言向时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恶言斗讼诸习。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以为时异人异。周密《癸辛杂识》称：景定之末，三学横恣，至与人主抗权，动以坑儒恶声加之。贾似道作相亦无如何，惟以恩结之，为之加餐钱，宽科场恩例。及贾去，上书赞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时太学，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时，脱稍假以权，有不为唐、宋之为者几希。今仅许其陈诗，不令呼群引类以启党援，不令投匦击鼓以近讦讼，庶几无流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