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８、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详检文字苏辙言：（案：《栾城集》载《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云：右臣近蒙圣恩，召对便殿，面赐差使，仍奉德音，不许辞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创制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件，（案：《栾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悯臣孤危，未赐诛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励驽钝，以酬恩私。臣无任瞻天请命，激切屏营之至。）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纪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辙以书抵陈升之、王安石，论遣使按求农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令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此均输之说，辙所未谕也。《常平条敕》纤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亏欠，法度纷纷，何至如此！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青苗之说，辙所未谕也。”且乞补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辙书，前后多从删节，今据《栾城集》补录全书云：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於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僣冒，聊复一言。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於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至於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观课农桑，垦挌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辙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於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於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之於民；不得於民，其势将求於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荙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之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柰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间。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於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陈田猎，皆出於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户而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宦，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又闻发运之职，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於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於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甚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常平条敕》，纤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谕，明公之所深究。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东都事略苏辙传》：安石欲行青苗，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安石合，法遂行。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欲遣四方，访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府推官。改著作佐郎书，佥书南京判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公著荐程颢授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上章论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道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於曲径之中，而卒不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而求霸则霸矣！”案：《宋史·本纪》：八月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悰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附五月下，盖脱书“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纪》附此。薛应旂《通鉴》、毕沅《通鉴》云：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来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程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又案：《明道文集·论王霸之辨疏》：“霸则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则在择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釐，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於道而莫之奭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駮杂之政，乃以壹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於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於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矫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胜之乎？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谨，易於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谨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自古以来，何常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反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纲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又：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氾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戊申，河徙东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襃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於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光曰：“上约固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於张巩等不见成功，於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於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蔊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流，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汎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玉海》卷二十二：熙宁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汉酾二渠。河顺则为患小矣，河并为一则劳费倍，分为二则费减半。张巩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费大而功不成。”十四日，巩言：“北流已塞。”辛亥，诏闭断北流。《传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优赏宋昌年劄子》云：“臣闻国家大政，在於赏罚，若赏罚明当，功无不成。臣去冬奉敕与张茂则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滩上置立上约，擗栏水势，令入东流，候向去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闭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诸州军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寻具此利害奏闻。蒙朝廷听许，令修置上约。自后昌言同列提举修生堤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以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并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阙上殿所言，陛下所亲闻也。赖陛下圣明，断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约。今秋擗栏得水势一并入东流，其北流寻已闭断。虽颇漂溺，损近东沧、德等州民田庐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军，蒙利亦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谓之无功。今若与同列称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赏，臣窃恐当官之人睹之无所沮劝。况昌言因去岁职当在外，河决枣强，独夺一官，今若止复旧官，则是众人受赏而昌言独不得赏也。设使向者修置上约不成，或背了二股并入北流，其同列岂肯分昌言之罪？伏望圣慈察昌言建议之功，特与复旧官外，更与董役之人等第别加酬奖。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负之也。”取进止。